董路連載：《米盧 一本難懂的書》（七)

    在回美國紐約的家中與自己的妻兒團聚的兩周時間裏，米盧並沒有全然忘卻足球以及自己作為中國隊主教練的新使命。其間，他專程去了趟墨西哥，現場觀看了被邀請參加美洲盃的南韓隊對東道主墨西哥的一場比賽。

    米盧執教中國隊期間，曾經與南韓隊有過3次“親密接觸”。前兩次都是他前往觀看南韓隊的比賽，一次是在墨西哥，一次是在漢城；第三次便是當年7月28日，他率中國隊在北京工體與許丁茂執教的南韓國奧隊進行“中韓對抗賽”，結果，中國隊以0比1失利。應當説，那場比賽讓米盧錯失了一次寶貴的名垂中國足球青史的機會。

    在許多中國球迷眼中，戰勝南韓隊的意義不見得比打進世界盃的意義小多少。由於南韓隊是下屆世界盃兩東道主之一，無需參加亞洲區週邊賽，因此，即使米盧再有機會親自率領中國隊打破"逢韓不勝"的歷史，也只能在其先率領中國隊打破"與世界盃無緣"的另外一個"悠久歷史"之後了。直觀上看，這種情形如果真的成為現實，多少有些次序上的"錯亂"與"顛倒"。

    任田

    人們常説"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就在米盧在返家度假的短短的15天之中，在中國足球圈子裏還是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變化--比如，甲A冬訓結束了，大多數的甲A球隊都分赴海外拉練去了；一哨甲B人馬進駐了昆明海埂基地，開始了緊張而繁忙的"春耕"；比如，原本擔心米盧的"飛行計劃"會嚴重打亂當年聯賽賽程的中國足協，在經過一陣逐日逐月的掐算之後，又得出一個飛行計劃與聯賽賽程基本不衝突的新結論；再比如，在米盧廣州簽約期間浮出水面的《足球》報女記者任田小姐突然請辭而去了……

    説西班牙語的任田並不是國內第一個與米盧接觸的女性足球記者。關於這項"第一"在足球新聞圈中有多個"民間"説法，一説是《中國足球報》的胡松青小姐；一説是《球報》(現已離開)的張曉敏小姐；一説是《足球》報當時駐京的林海文小姐。這三位據傳早在上個世紀末(1999年)米盧剛剛來京與中國足協首次談判期間便曾採訪過這位萬眾矚目的新聞人物。

    還有一種來自報紙"官方"的説法稱：當時就職于《羊城晚報》的徐明小姐是國內第一個對米盧實施獨家專訪的足球記者---具體時間是2000年1月13日，當米盧從北京飛抵廣州準備正式簽約時，徐小姐身佩廣州白雲機場的特別通行證，直接殺入停機坪，待米盧走下航梯時便將其一舉"捕獲"了。

    米盧對女記者的態度非常和藹可親，這是國內記者在向米盧充分了解他的執教思路，執教方式等"專業技能"之前，先親身感覺到他的一個"業餘愛好"。---在廣州中國隊的訓練場邊，在幾十位足球記者的包圍之中，米盧便曾出人意料地親切摟住一位電視臺女記者的肩膀。

    米盧的動作有些"誇張"，再加上一句"NO kiss，No answer"(不親我，就不回答你的提問)的玩笑，在場的人除了發出會心的微笑並感覺米盧很會搞笑之外，並沒有什麼別的想法和臆測。即使後來中國隊在上海嘉定備戰首場國際比賽---中日對抗賽期間，一位男記者當眾對米盧的"聽説你對女記者的態度遠遠好于對待男記者，為什麼？"的提問，也僅僅被人們視為是一句活躍氣氛的"調侃"，而非正正經經的"質詢"。

    畢竟，如今的中國，已不再是二三十年前那個凡是新生事物都要引來大驚小怪的中國了。更何況，人們對於米盧的關注更多的還是集中在他如何調教中國隊，又如何將中國隊帶進世界盃的問題上面。

    當然，在米盧登陸中國執教的初始階段，確切説是從廣州簽約開始，經過亞洲盃週邊賽小組賽，直到其返鄉度假期間，在各路足球記者蜂擁而上實施"全場緊逼"的一陣群雄逐"米"的過程中，最終穿上"黃色領騎衫"脫穎而出的人，便是當時供職于《足球》報的任田小姐了。

    我和任田小姐並不是很熟悉。我對她有過一次"不敬"，也和她有過一次"深談"。"不敬"發生在廣州四國賽賽前的新聞發佈會上，當任小姐起身用西班牙語直接向烏拉圭隊主教練提問時，我在她身後冒出了一句"能説中國話嗎？!"，"深談"發生在當年夏天(當時任小姐已轉投至剛剛創刊的《南方體育》旗下，我們都是去那採訪"米家軍"的集訓)。我們在所住的電信賓館的樓梯上不期而遇，然後我坐在地上，她站著，談了一個多小時的工作和理想(其間，她的領導張曉舟在房間裏不斷地給任田打手機，通知她趕快設法打電話採訪米盧)。

    不過，任田小姐所有發表在《足球》報上有關採訪米盧的早期作品，我都是特認真地拜讀過。亞洲盃週邊賽小組賽期間她每期對米盧進行電話追蹤的採訪不用説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她用很人性的視角和筆法寫的一篇題目叫作--《博拉--守望的玉米人》的文章，發表在2000年2月3日《足球》報的第二版，記述的是米盧從越南返回廣州當晚，她與米盧共進晚餐期間的事情和感覺。現在，我為大家抄錄任田這篇文章中的一小段文字--

    "其實，米盧只有五十多歲，但白頭髮和老年斑使他看上去要顯得更老一些。他認真地對我説，你還是個小孩子；可我總感覺他更像是一個'小孩子'。'小孩子'歡天喜地地拿著我們送他的'出入平安'的紅色條幅，做'招財童子'秀，左擁右仰，笑容燦爛，卻總是擺脫不掉那一股子'聖誕老人'的洋味。。"

    我記得那段時間我和國內幾個哥們兒閒聊時，都不約而同地發出這樣的感嘆，《足球》報果然棋高一招，在得知米盧即將就任中國隊主教練之後，馬上著手尋找到了一位懂西班牙語的女孩，可以直接與米盧對話，並且迅速也牢牢地掌握住了對米盧實施獨家採訪的"控制權"。。對於專業足球報紙而言，這一"控制權"的意義與價值幾乎是難以估量的。

    然而，我沒有想到，恐怕許多圈內人也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春節過後，"任田"的名字突然便在《足球》報上消失得無影無蹤啦!任田為什麼離開《足球》報的原因我不知道，也沒打聽，也沒人告訴我。"江湖"上的人飄來飄去並不是什麼太過新鮮的事情，過後，也就淡漠了---就像一個月後，任田又在《南方體育》報上"復出"了，就像一年之後，任田又從《南方體育》上"隱退"了一樣，這都只不過一種意料之中的"意外"吧。

    李響

    有人説，這世上的人猶如是天上的星星一樣，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也有人説，生活本來就是一方大大的舞臺，每一個人在舞臺上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角色。

    在一個特定的舞臺上，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裏，在一個特定的劇情中，一個角色真正地只能屬於一個人---不論在這個人出場之前，曾有過多少人試圖去扮演這個角色，但，歸根結底，最終的主演仍將是那個信步走來的既定中人--哪怕，他(她)甚至可能顯得有些姍姍來遲。。

    我事先得知米盧將在2月15日晚上從美國結束度假飛返北京，但我仍然沒有履行一名專業足球記者的義務去機場迎接並採訪他。如果用實實在在的理由去解釋：是因為我不喜歡等人那種仿佛度日如年的感覺。我在廣州的採訪得到了我當時的臨時"僱主"--- ISL公司有關人士的充分認可，對方決定將我們之間的合作繼續保持下去，並且擬派我在日後跟隨中國隊赴國外採訪比賽，作相關的報道。

    既然已成為"夥伴關係"，ISL公司自然也就把我當"自己人"看待了。春節剛過，"中國之隊"項目負責人林先生便給我下達了一項新任務---提供有關中國國家隊過去五年之中參加國際比賽的所有資料，越詳細越好，因為米盧在回美國度假之前特別委託ISL公司協助其搞到這份重要的資料，以便他能夠最迅速地了解中國隊歷年來參賽的歷史。那的確是一件很繁瑣的工作，連續幾夜，我在網上和一大摞舊報紙中，"上躥下跳"，為的是能在米盧歸來後，最快速度地將這份資料遞到他老人家手上。米盧回京那天晚上，我正在已經收集到的一堆原始資料中做著最後的"總結性發言"---其中包括五年來中國隊打了多少場比賽，戰績如何，進失球分析，進球隊員以及先後有多少名球員入選過國家隊，他們參賽的場次，年齡，身高，體重，場上位置，目前效力球隊等等。

    雖然沒能"親自"(貶義)去機場迎候米盧，但在第二天，我還是聽北京電視臺的同行趙迎軍描述一番當時在機場候機廳裏的情景。"記者去得不太多，其中有一個以前沒見過，好像是《足球》報新來的小姑娘，挺逗的，指著李曉光問我，那是準啊。。"後來，我知道了，那個不識李曉光的"小姑娘"就是日後叱吒江湖的---李響小姐。古人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對於當時初涉足球新聞圈的李響小姐而言，不認識李曉光是正常的，即使是不知道楊晨，郝海東是何許人也也不是什麼不正常的。在後來我們相熟之後，李響曾很坦白地對我説："在那之前，我基本上一眼足球都不看。"重要的不是她此前看不看足球，重要的是她來了---以一種並不很起眼的方式進入了這個圈子裏，並且開始了她新的一段非凡經歷。況且，您在讀相關報紙時不會過分留意文章的作者姓甚名誰，當然，作為圈內人，出於一種"職業習慣"對文章的署名卻要相對敏感得多。

    兩天之後，我便在新一期的《足球》報上發現了一個此前從未見過的新的記者名字---李響。李響是誰？是男，是女？是老還是少？以前是哪的，做什麼的？我全然不知。我當時的第一感覺是：這似乎是一個"筆名"。我的"第一反應"在當天午夜便得到了"有力的印證"---《新民晚報》的姬宇陽從上海打來電話，聊及"李響"，他對我説："李響"是誰你不知道？是舒桂林啊!他的一個筆名就是'李響'!

    小舒我當然是知道的，他是一位才華不凡的足球記者，也曾經在《足球》報工作，後來去了《深圳商報》。但永遠正確的姬宇陽這回搞錯了。幾天之後，我從知情人口中獲知：此李響非彼"李響"，此"李響"是真名而非筆名--她是《足球》報在任田離去後火速從主管單位廣州日報緊急借調的一位懂英語的女記者，以此繼續從事任田小姐在任時"未盡的主攻米盧的事業"。

    關於李響小姐的背景，雖然她曾經面對面向我自我介紹過一些，但説實話我記得不是很清楚。所以我還是找出當時3月23日《足球》第6版對李響的一段介紹文字，為讀者朋友加以説明吧。《足球》報這樣介紹道：李響，出生地北京市，在北京大學英語系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又攻讀于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並獲法學碩士學位。加盟《廣州日報》不久即遠赴松花江流域洪災災區採訪，廣受好評。2000年成為《足球》報國家隊隨隊記者。

    從上述文字中，你可以體會到當時《足球》報隆重推出李響時的那份欣喜乃至自豪的心情，一如家長在向別人介紹自己學有所成並終將成就一番大業的孩子時的那種引以為榮。是的，在此後的一年半時間內，李響的採訪報道的的確確為《足球》報增添了莫大的光彩。"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一年半之後，當李響突然遠走高飛，加盟《體壇週報》的時候，我可以想像《足球報》那種"心仿佛流血"的痛楚感覺。

    "十年後，當我的足球記者生涯剛剛開始不久，2000年2月15日傍晚，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我握住了博拉。米盧蒂諾維奇伸出的大手。他的微笑依然動人，而這一握，也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讓我能夠真真切切地感受他了解他。。"--這是當年3月16日《足球》報3版上，李響在自己《紀實連載--走進米盧(之一)》的開篇前言中對她與米盧的第一次相見的記述。從此，署名"李響"的文章開始越來越多地在《足球》報上出現，一如雨後春筍。每一個事物發展的過程都有著它一條相對完整的歷史軌跡。人們更多的時候只是在事物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一定高潮時，才給予相應的關注，揣摩與感嘆；而忽略了它初始階段時的狀態。實際上，就像"三歲看小，七歲看老"，萬事萬物在其初始狀態下的許多表徵，如果你有針對性地留意的話，那已經足以預示有關未來進程的種種。寫米盧，是無法回避一些事情的；也是無法回避一些人的。我知道。這一期我就先寫到這吧。坦白地講，我並不懼怕任何的謾罵，但我著實需要一份動力，一份堅持寫下去，寫到底的動力。我期望這份動力，讓我現時顯得有些沉重的筆，能夠變得"輕舞飛揚"起來……

     《青年體育》2001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