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紀實(三)之米盧 一本難懂的書

    風雪夜歸人

    時間是最好的潤滑劑。不是嗎？

    算起來，那場轟轟烈烈的“渝沈假球案風波”僅僅過去不到兩年的時間。當時的群情激憤、當時的解釋申辨、當時的一切的一切如今早已變得煙消雲散了。

    從歷史的角度去看，那場所謂的軒然大波只不過是中國足球江洋中掀起的小小的一簇浪花而已。我的意思是説，類似“渝沈之戰”那樣的事情，在此之前就曾經有過，在那之後直至今天也沒有斷過。

    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如果套用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君》中的文字表達這種感覺，就是：時間永是流駛，球場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場風波在中國足壇算不了什麼——以時間的流駛去洗滌舊跡，盡使留下淡淡的黑色與微漠的悲哀……

    當然，假如我們現在能夠將時間倒退回1999年的年底與2000年年初的世紀之交，我們的耳邊會再次迴響起重慶大田灣萬眾球迷“假球！假球！”的怒吼；我們的眼前會再次浮現出球場上雙方球員那拙劣的攻防場面；我們會回憶起國內各家媒體上義憤填膺的指責與揭露；我們也會想起中國足協官員在一片風聲鶴唳中的苦苦招架……

    本以為聯賽結束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聘請國足新任主帥的工作中去的王俊生，不得不在“假球風波”中面臨兩線作戰了。

    那個時候，有關王俊生即將“下課”的消息已經流傳甚廣，他已經不允許自己“兩手抓，兩手都不硬”的情況再出現了。明擺著“渝沈之戰”的最終處理結果註定無法讓外界滿意接受，迅速搞掂新任外籍主帥，至少可以起到一層將輿論、公眾的注意力從“渝沈之戰”的糾纏轉机移開去的作用。這一點，王俊生顯然心知肚明。

    在與中國足協經過了初次見面的溝涌之後，12月6日，在京停留尚不足72小時的米盧蒂諾維奇便揮揮手離開了。無論從中國足協官員的口中還是米盧蒂諾維奇的嘴裏，沒有人可以套出雙方接觸過後任何有實際意義的結論。一切似乎都尚未可知。

    米盧蒂諾維奇離開中國又去哪了呢？這並不需要人們再去猜測了。就在其在京期間，他已多次主動而公開地透露了自己下一步的行程——去日本東京出席國際足聯在那裏舉行的2002年世界盃各大洲週邊賽的分組抽籤儀式。

    現在回想起來，米盧蒂諾維奇讓“地球人都知道了”自己下一個目的地，不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客觀效果是使其在與中國足協的“雙向選擇”中佔據了有利的上風。

    在東京，作為2002世界盃東道主之一的南韓人肯定會與米盧蒂諾維奇有見面的機會。本來南韓足協有意聘請米氏出任其國奧隊技術顧問的計劃已昭然若揭，無形之中，中國足協不得不為南韓足協是否會借此機會搶先迎娶米盧蒂諾維奇而有了些許的擔心，這種擔心繼而便成為了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感”——雖然，那個時候，包括德國的福格茨與首次談判破裂的桑特拉奇似乎還是可以選擇與爭取的另外兩個候選者。

    實際上，米盧在京期間曾口頭向中國足協表示過自己計劃在當月23日前往澳門現場觀看在那裏舉行的，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回歸杯”賽——由中國國家隊對壘澳門聯隊的比賽。目的當然是希望儘快對由金志揚臨時牽頭的中國隊有一個感性認識。這是米盧蒂諾維奇主動向中國足協搖動的一枝“橄欖枝”，這也曾經讓中國足協有了些許“一切盡在掌握”的“優越感”。

    日子一天天過去，中國足協在“優越感”與“危機感”兩種感覺相互交織中，終於等到了12月23日“回歸杯”賽的到來。

    然而，在澳門熱烈的賽場上，澳門聯隊高薪請來的克林斯曼、鄧加、巴雷西三大足壇名宿如期而至，而米盧蒂諾維奇的身影始終沒有出現。

    米盧蒂諾維奇“失約”了。我猜想那個時候，米盧蒂諾維奇正在墨西哥城或者洛杉磯市與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在一起，等待著聖誕之夜那一美好時刻的到來。“家人是最重要的。”米盧蒂諾維奇曾經這樣表達過。

    在後來米盧蒂諾維奇執掌中國隊教鞭之後，“隨意性大”是其身邊許多人對他的一句有感而發的共同評價。他自己制定的計劃，最終往往改變甚至乾脆落空。“失約澳門”只不過是一個開始，儘管那個時候人們都一致判斷那是一個“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的偶然”。

    在前文中，我曾經將米盧蒂諾維奇的記憶定義為“選擇性記憶”；現在，我再次拋出一個有關米盧蒂諾維奇計劃的定義：“選擇性落實”。

    這種“選擇性”，你可以將其歸結為一種“隨意性”，你也可以將其歸結為一種“靈活性”。總之，它不嚴謹，不正規，不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是“雷打不動”，不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不是“一步一個腳印……”那麼，它又是什麼呢？

    依我的理解，它是“跟著感覺走”，是“打破常規”，是“隨機應變”，是“明眸喜睞”，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是“自我保護”，是“適者生存”，是“暗渡陳倉”，是“遊擊戰術”……就是這樣。

    如果用“嚴謹”和“隨意”去定義人，那麼，人群大體可以劃歸為三類人——“嚴謹的人”、“隨意的人”和“半嚴謹半隨意的人”。一般來講，“嚴謹的人”更容易為其他人接受；而“隨意的人”常常讓其他人難以接受。

    比如，即使你是一個習慣在吃飯時把腳搭在桌子上的“隨意的人”，你能在另外一個習慣於在吃飯時坐在桌子上的“隨意的人”面前投以欣賞的目光嗎？

    我無法不用“隨意的人”去形容米盧蒂諾維奇——至少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是這樣。而且，在我與米盧蒂諾維奇的交往過程中，他的那種“隨意”曾令我哭笑不得、苦不堪言。這依舊是後話。

    1999年連同整個20世紀就這麼悄悄地過去了。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人們，在2000年1月1日這一天，一同迎來了新世紀的第一輪朝陽。

    元旦這一天，我在北京撥通了金志揚的手機。此前一天，老金率領中國隊在深圳以1：0力克南斯拉伕聯隊，取得了中國隊在20世紀最後一場國際比賽的勝利。

    向金指祝賀完新年快樂之後，我試著向其打探新任外教的情況。

    “我這也什麼情況都不知道呢！”金志揚在電話那頭對我説，“足協前一陣子不是和米盧蒂諾維奇談了嗎，也不知道結果怎麼樣。我的想法是，甭管足協找到哪個老外當主教練，最好能趕快接手球隊。再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亞洲盃預賽可就開打了……”

    實際上，金志揚的這種想法在那期間已經頻頻見諸報端了。當然，對外籍主教練遲遲不能確定最著急的肯定不是金志揚，而應是王俊生。

    澳門“回歸杯”米盧蒂諾維奇不見蹤影之後，中國足協很難再保持一副穩坐釣魚臺的姿態了，“夜長夢多”的古訓以及緊迫的現實都促使中國足協在自己與米盧蒂諾維奇兩者的“勾兌”中只有扮演起一個主動追求者的角色了。

    中國足協“希望米盧蒂諾維奇先生儘快再次來華協商有關出任中國國家隊主教練事宜”的願望，在年前便不斷地通過經紀人奧德扎克維奇傳到了萬里之外的米氏耳中。王俊生親自出面協調此事，除了馬克堅、李曉光兩位可以依賴的老部下之外，包括足協其他幾位專職副主席對個中勢態的進展程度與具體計劃也只是略知一二。

    當然，所有的秘密區別只在於人們知道秘密的時間是早一些還是晚一些的問題。2000年元旦過後，“米盧蒂諾維奇近日將二次來京”的消息還是通過一些神通廣大的媒體“廣而告之”了。

    順便説一下我對中國足球領域裏的“秘密”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中國足球幾乎沒什麼真正的“秘密”可言。你很難想像，一個基本上一無是處的人，一個讓所有人都看清全部問題所在的人，還在死死地把持著自己所謂的一些“秘密”。

    中國足協潛意識裏一直以為擁有“秘密”可以幫助自己在公眾輿論面前樹立一種“神秘感”，一份“權威性”；殊不知，很多情況是，擁有了多少“秘密”的中國足協，惟一的結果只是給自己憑添了同樣多的“煩惱”而已。

    當然，當時王俊生在米盧二次到京問題上的躲躲閃閃與神神秘秘，實際上也多少折射出了一種心理：雖然中國足協與米氏有了一次接觸；雖然中國足協迫於形勢很希望能一舉在米氏身上完成選帥大業，但，在那個時候，在那一個一切尚待進一步切磋的時候，包括王俊生在內的“中方談判人”對是否能夠與米盧蒂諾維奇順利簽約也是心中無數。

    2000年1月6日。那一天，北京的天上飄著片片雪花，氣溫驟降至零下15度。

    晚19時30分，從美國洛杉磯飛來的CA584班機在延誤了兩個多小時之後，安抵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不多時，混雜在一群旅客中的博拉.米盧蒂諾維奇身穿一件褐色風衣，笑吟吟地向等待在外多時的足協歡迎代表馬克堅以及十余名望眼欲穿的記者走來了！

    雖然距離上次米盧蒂諾維奇來華離去只有一個月、30天的時間，但這30天似乎顯得是那麼的漫長。30天之中，時光度過耶誕節，度過了新年元旦，也跨過了兩個不同的世紀。

    在記者們的簇擁和瘋狂的提問中，米盧不斷地重復著“對不起，我現在什麼也不能説”，徑直朝機場外一輛南斯拉伕大使館專門派來接他的黑色小轎車走去。

    我想，許多中國觀眾應當記住第二天CCTV《體育新聞》中的一組畫面和聲音：米盧蒂諾維奇踏著地面上厚厚的積雪，在身體即將鑽進轎車前，對著錄影機的鏡頭微笑著説道——“北京的大雪和加利弗尼亞的陽光一樣美好！”

    一般意義上講，寒冷的雪天是很難讓人想到要用“美好”兩個字去形容的；更是難以與地球上最美妙的“加利弗尼亞陽光”相提並論的，然而，米盧蒂諾維奇卻自然而輕易地將兩個事物聯繫起來且一併冠之以“美好”。

    從機場開車回城的路上，米盧蒂諾維奇的這句即興的臺詞讓我好幾次想起來不覺啞然失笑。也許，我本人對語言的鑒賞力缺乏足夠的水準，反正，我當時覺得那的確是一句相當精彩的表達——短短的一句話，既有的放矢，又聯想豐富；既輕鬆自然，又不失寓意。更重要的是，它多少可以映射出米盧蒂諾維奇的一種潛在心境——既然“北京的大雪”與“加州陽光”一樣的“美好”，他自然可以樂於接受在中國開始自己的又一段新的生活了……

    一天之後，也就是1月7日，米盧蒂諾維奇便在足協為其安排的天壇飯店與馬克堅正式開始了首輪的談判。

    那一天，王俊生離開北京飛赴廣東清遠的清新足球基地，去參加基地的落成典禮。而曾經參加過上一次與米盧的首次接觸的國管部主任李曉光已在清遠同國家隊在一起。因此，與米盧談判的重任完完全全地落在了馬克堅一人身上。

    實際上，中國足協與米盧蒂諾維奇再一次見面已經不同於一個月前的那次簡單交流的層面上了，雙方沒繞太多的彎子便直接進入了正題。應當説，這是中國足協所希望的，也是米盧蒂諾維奇所希望的——這就好比一對三十好幾的單身大齡青年男女，既然有了第一次約會，在隨後的幾次約會中，便不可能不談及嫁娶成家的話題了。

    必須承認：在談判的經驗與技巧上，馬克堅雖然要比米盧年長幾歲，但無疑難以佔得上風。要知道，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米盧蒂諾維奇至少與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美國、尼日利亞4個國家的足協進行過類似的談判，而他的談判對手馬克堅充其量也就是在施拉普納和霍頓兩人個身上找到過一些感覺。

    順便説一下，我們一般在談論米盧蒂諾維奇作為教練的經驗很豐富的時候，大多局限在執教球隊、指揮比賽上。

    其實，米盧蒂諾維奇的經驗是一種綜合經驗，它包括對待(對付)一切與其執教有直接或間接關聯的人或者事物方面。比如，與一國足協領導、本土教練、球員、新聞記者、球迷各色人等相接觸的經驗；以及合同起草、談判、簽約過程中的經驗。

    在這一點上，我們往往給予忽略了；更因為這種忽略，使得我們事先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米盧蒂諾維奇作為一個“問題”出現時的難度。我想，我們中凡是曾經對米盧蒂諾維奇感到過“頭疼”的人，基本上是屬於這種情況吧。

    經過了1月7日一天上、下午兩輪談判，馬克堅和米盧蒂諾維奇以及所有的勞動者迎來了一個可以放鬆休息的週末。雙方約定，兩天之後的下一個星期一再繼續把“判”談下去。

    那兩天，米盧蒂諾維奇並沒有真正地休息。海埂方面傳來消息，其間米氏曾兩次打電話給正帶領山東魯能隊在那裏冬訓的老鄉桑特拉奇，最長的一次通話時間在一小時以上。顯然，米盧蒂諾維奇下車伊始，已著手開展調查研究了。

    北京的記者同行也不斷地通報著米氏的消息。比如，星期六那天米盧蒂諾維奇在下榻酒店巧遇了有15年未曾謀面的老友拉德，雙方久別重逢，談興甚濃；又比如，星期日那天，米盧蒂諾維奇背上家用錄影機遊覽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去了……

    1月10日，星期一的下午，馬克堅與米盧蒂諾維奇又開始了新一輪的談判。後來，一位比較知情的足協人士在與我一同聊起當初足協與米氏的談判過程時説道：“其實，那個禮拜一的第二次談判之後，一切差不多就都OK了。”

    實際上，足協與米盧蒂諾維奇整個談判過程中的主要焦點集中在三大問題上：一是，薪金的數額；二是，帶隊任務指標；三是，教練班子的組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米盧蒂諾維奇的薪金是其中“最不是問題的問題”。一來，有國際教練市場的指導價位；二來，有負責包裝國家隊的ISL公司的美元支援；更重要的是，對於當時的中國足協來説，迅速敲定新任主教練的意義遠遠高出花錢多一些，還是少一些的意義。

    中國足協為了長遠考慮，提出不讓米盧蒂諾維奇自帶助手，而由中國足協為其指派中方助理教練的條款，也被米氏很容易地接受了。

    談判的焦點最後集中在了“比賽任務指標”上。中國足協提出：米盧蒂諾維奇只有帶領中國隊打進2002年世界盃，才能最終得到全額的薪金；但米氏的經紀人斷然表示“難以接受”。

    然而，談判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岐並沒有使談判就此陷入僵局。一天之後，足協新聞辦公室的董華便對媒體發佈了如下的新聞——

    “中國足協與米盧蒂諾維奇的談判進展得相當順利，不出意外，雙方有望在近日正式簽約……”

    一段時間以來，我曾經試圖了解當初中國足協與米盧蒂諾維奇所簽屬的合同中究竟涉沒涉及“薪金與成績的掛鉤”。但，很遺憾，我無力從相關人士口中獲得標準答案。

    我只能憑感覺説出我的一種判斷，我認為：當初雙方在這個問題出現分岐之後，十有八九是中國足協率先做出了妥協讓步。

    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基於兩點：一是當時的形勢對中國足協更為緊迫，時間已經不允許談判再拖延下去；二是，米盧蒂諾維奇從任何角度上講都不太可能主動退讓。

    這是又一個“謎”。只是，如果將其放在中國隊衝擊2002世界盃成功或者失敗的結果這一大背景之下，這個“謎”的謎底究竟如何都將“輕如鴻毛”。

    就在1月10日“馬米談判”進展順利的那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一家媒介仲介公司劉小姐的電話。正是這個電話，開始將日後的我一點一點地推到了米盧蒂諾維奇的身邊……(未完待續)

     青年體育 2001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