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省審議通過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以來，日本公然美化侵略歷史、否定戰爭罪行的言行已經激起了亞洲鄰國的極大憤慨，中、韓、日三國圍繞著教科書修訂的外交風波愈演愈烈。7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報中、韓兩國拒絕修改教科書。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中方對此“極度不滿”；7月10日，南韓總統金大中在國務會議上指出，南韓絕對不會坐視，將以“堅毅沉著的態度，竭盡所能地貫徹要求日本修改錯誤教科書的方針”。南韓官員甚至暗示，如果日本政府拒絕修改教科書，韓日在2002年將難以合作主辦世界盃足球賽。

    在此次教科書爭議問題上，從森喜朗到小泉，日本政府都強調所謂政府觀點和民間立場之間的不同，提出日本政府始終堅持對歷史的反省態度，但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對於教科書究竟如何編寫，日本政府不便進行政治干涉，以此來搪塞亞洲國家。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日本在教科書修改問題上的“處心積慮”

    日本的教科書修改問題可謂由來已久。從1982年開始，日本的中學教科書就開始修訂，並出現了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趨勢。從那時以來，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中學歷史教科書可以每年“修改”的方針，從而為用右翼史觀篡改和替代二戰後日本曾在相當長時間內堅持的“侵略史觀”打開了方便之門。圍繞著日本教科書問題，亞洲國家與日本在堅持還是否定日本在二戰時期的侵略事實方面的鬥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80年代爆發過兩次較大的教科書爭論。當時，日本將侵略中國改成“進出”中國，讓中國和所有的海外華人激憤不已。

    90年代以來，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繼續大做文章，攙假造劣，表現一貫不夠老實，但至少，“侵略”二字還保留在日本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裏。1993年，中國和南韓相繼開始向日本提出了“慰安婦”索賠問題，在學者和法律專家的幫助下，一些當年的亞洲“慰安婦”挺身而出指責日軍當年的暴行。一位日本學者也在防衛廳檢索到了日軍當時組織慰安所的歷史文件。這些事實都迫使當時組成聯合內閣執政的日本首相細川護熙承認了日軍組織慰安婦的獸行。隨後，日本文部省指定的7家教科書出版公司在高中歷史課本中加進了慰安婦的史實。但日本右翼勢力卻一直試圖抹殺日本在二戰期間的侵略事實和對亞洲國家所犯下的罪惡。1993年10月，日本的一群右翼自民黨議員和歷史學家組成了歷史檢討委員會，竭力否定日本的侵略行為和各種獸行，在日本大量宣揚所謂“自由主義史觀”的歷史修正論，散佈慰安婦是自己願意掙錢的“娼婦”等惡毒論調。

    日本在教科書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蔑視亞洲受害國人民的感情、為過去的侵略歷史尋求開脫，始終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縱容、默許和暗中的鼓勵。日本的政府官員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言”，更是日本右翼勢力謀求否定侵略史觀、追求按照所謂日本的“公正歷史”修改教科書的重要推動力。1986年，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公開揚言“侵略無罪論”；1988年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公然叫叫囂“蘆溝橋事件偶發論”。1994年5月，剛上任不久的日本法務大臣永野茂門就宣稱“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大東亞戰爭並非侵略戰爭”的荒謬論調。1997年，防衛廳長官尾山靜六也提出了“日本沒有侵略亞洲鄰國”的説法。而日本內閣主要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更是成為日本官方對“戰前史觀”態度曖昧的集中體現。從1984年中曾根開始，日本內閣官員開始每年都參拜靖國神社。1996年橋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到今年，小泉更是明確提出要不惜一切代價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事實上，在否定日本侵略歷史的問題上，日本政府與民間右翼勢力是遙相呼應、一唱一和。

    文部省明裏小修改，政治力量暗中大幫忙

    日本右翼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在2000年4月就向文部省遞交了它所編寫的中學歷史課本的綱要。該綱要在主題摘要中就已經露骨地提出了要回復“戰前史觀”的強烈資訊。該綱要稱，“學習歷史就是要學習過去的人們怎麼想，而絕不是要告發過去歷史的不對與不公正”；如果“當時的人不認為那是侵略，那就不是侵略”。摘要中還説，“既然南韓的被吞併和被殖民化被當時的人們認為是好事，這就不是問題”；“ 佔領南京時，由於當時的日本人提著燈籠排隊慶祝，那就不是屠殺”。這一公然要為日本侵略歷史徹底翻案的教科書，竟然完全得到了文部省的接納。

    2000年10月，文部省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對“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提交的中學歷史課本提出了初步審議意見，要求作出137處的修改，但幾乎沒有涉及到該教科書為侵略戰爭翻案的內容。新教科書完全去掉了“慰安婦”一詞，將“太平洋戰爭”稱為“大東亞戰爭”，發動戰爭的目的是日本為了“自存、自衛和解放歐美統治下的亞洲”，併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吞併南韓是“正當”的，“南京大屠殺”也變成了“南京事件”；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變成了“東北亞事態”。這些論調，無疑是日本對中國、南韓等亞洲國家的最大侮辱。

    送檢的其他7家教科書出版社鋻於文部省對扶桑社的教科書採取這樣的態度，也紛紛與之同流合污，在內容上與之看齊，從而使得此次文部省審定的8本中學歷史教科書都成了篡改日本侵略歷史、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喊冤的作品。《産經新聞》在4月4日發表的社論中，對這一點特別躊躇滿志，稱“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改變了另外7家出版社的“姿態”。

    在文部省審議期間，一直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在左右著教科書的審定。文部省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委員、前日本駐印度大使野田英二朗是少數反對這些教科書的良心人士，但最後，野田被驅逐出了文部省教科書審議委員會。“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本身具有鮮明的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背景。該會成立於1997年，是日本100多名右翼自民黨議員在1996年組成的“歷史研究會”的下屬組織。出版該會編寫的中學教科書的扶桑社則與日本右翼勢力的喉舌——《産經新聞》同屬一家公司。文部省對扶桑社歷史教科書的包庇和縱容，事實上是日本目前政治勢力操縱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將這8本教科書合法化也就不足為奇了。這些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的出版，代表了當前日本政壇所謂“主流勢力”的意志。6月4日，日本全然不顧中國、南韓等亞洲鄰國的強烈反對和極度憤慨，在日本公開發售扶桑社和大坂社出版的兩本中學歷史教科書。

    此次教科書事件性質十分嚴重

    此次日本教科書事件性質非常嚴重，其惡劣影響遠遠超過了80年代以來所有在教科書問題上日本和亞洲鄰國之間的爭論。

    首先，此次日本新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完全打出了“新歷史觀”的旗號，是日本90年代以來，右翼勢力企圖全面否定侵略歷史、回歸所謂“戰前史觀”、或者“皇國史觀”的具體表現。因此，它們對日本侵略歷史的篡改和對日本青少年思想的毒害，已經遠遠不是局限在對個別史實的否認，而是要全盤否定日本曾有過的罪惡的過去，讓日本的侵略歷史合法化。

    其次，這種所謂的日本“自由主義歷史觀”隨著新版教科書的發行就等於獲得了日本政府和公眾的認同。如果亞洲受害國再“忍氣吞聲”，其結果是：日本事實上推翻了戰後對侵略戰爭以及給亞洲受害國人民所施加的巨大苦難曾表示過的“反省”、“歉意”等傳統政策。日本政府再來表示所謂官方的“反省”政策不變，這不是虛偽又是什麼？

    第三，日本在思想上、觀念上和心理上確立“新歷史觀”，無非是為了加速實現其“告別歷史”的戰後政治總決算，為了給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去除自衛隊體制而恢復所謂“普通國家”、實現日本“大國夢想”進一步鳴鑼開道。日本想從“否定侵略歷史”、“回歸皇國歷史”來獲得通向未來的道路，甚至不惜顛倒黑白，置亞洲人民過去遭受的苦難和今天受到的傷害於不顧，這樣一個從裏到外滲滿了自私、偏執、冷漠和權欲感的日本，未來又會做什麼？

    第四，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版是日本今天民族主義情緒躁動並進入一個新的高漲時期的典型反映，日本民族主義高漲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社會的“全面右化”。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以前，善良的中國人一直將日本篡改歷史歸結為一小撮右翼勢力，但今天，日本社會的主體恰恰持有的是右翼觀點。新版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日本出版以後，一時成為“暢銷書”，在一個星期內，就賣出了8000冊。這已經很能説明問題了。

    筆者曾在日本執教一年，自認為現代日本的民主改造、國富民安和整個國際關係的時代進步會使得日本終將難以重蹈歷史的覆轍。但此次教科書爭議中日本政府對亞洲國家正義呼聲的冷漠、偏狹以及右翼勢力的倡狂，都讓筆者十分驚駭。無論在過去還是在未來，軍國主義都曾是、並仍將是日本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當日本民族主義氾濫之際，透過新版教科書，我看到了軍國主義不死的幽靈又在“扶桑”大地遊蕩。

    然而，歷史是公正的。

    （中國日報網站特約評論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朱鋒）

    （朱鋒：國際政治學博士，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長期從事國際關係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代表性專著有《人權與國際關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日報網站 2001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