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活動是人類的基本生活內容之一,它涉及人們的性知識、性觀念、性的文化習俗、性的倫理道德水準和性的法律調節。從總體來看,涉及人類性活動的上述諸因素如果不能遵循或體現固有的客觀規律和必然的社會規律,必將損害人類的生殖健康。由於人類發展現階段仍然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在性活動方面也由男性把握著主動權,不僅女性的生殖健康水準從某種意義上看取決於男性,而且男性自己的生殖健康也主要決定於男性自己的性活動方式和性活動內容。
我們充分認識到性及性慾是人類社會中無時不在的現象。對於那些真正了解和善於駕駛性及性慾的人們來説,性及性慾是幸福的源泉。但是,對於那些閃避它的、曲解它的、放縱它的和詛咒它的人來説,性及性慾好似蟄伏其後的“怪獸”。這頭“怪獸”可能會擊跨這種人的肉體,損害他們的生殖健康。
遺憾的是,我們的國人在性知識和性觀念方面尚存在著許許多多的盲區和誤區,這些方面的欠缺恰恰是我們維護人類生殖健康、尤其是男性生殖健康的主要障礙。
當今高度發展的科學技術水準,為人類維護身心健康提供了有效的醫療條件,在維護男性生殖健康方面近年來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是我們無論從哪種角度來看都是值得高興和欣慰的。由於人類的性活動不單涉及性的生物學和醫學層面,不單涉及人的心理層面,而且涉及到社會活動、人文習俗、觀念、道德及法律等多個層面。因此,單單從生物和醫學層面考慮維護男性生殖健康是非常不夠的,生物和醫療技術手段僅是維護男性生殖健康的補救方法或治標的方法,它是維護人類生殖健康的最後一道屏障。
我們有時對人類自己發明的科學技術在認識上存在過分自信和有恃無恐的現象,認為它是能夠解決問題的“萬應靈藥”。我們決計不應該否認醫療技術在維護男性生殖健康上的積極而有效的作用,但是我們如果不對這種技術手段在此方面的局限加以認識,將犯戰略上的嚴重錯誤。
抗生素和避孕套的運用,對提高人類的生殖健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若果對這些技術手段的有限性未有充分的認識,甚至錯誤地以為它們是絕對安全和有效的,則是錯誤的和令人可怕的。古話説:“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抗生素和避孕套可以起到預防生殖系統疾病的作用,對於性病患者和參與性亂活動的人來説,可以提高治愈率和降低發病率,這是福;然而就整個社會而言,如果認識不到它們的失敗率,更多的人因此有恃無恐地參與隨意的性活動、甚至於性亂活動,最終會釀成性病更嚴重的流行之禍。人類自身的不健康行為,則會使抗生素和避孕套的積極作用轉化為更大的消極作用。
根據《羊城晚報》新近報道,哈爾濱有人發明瞭預警性“安全套”,並獲專利權。使用者可憑籍“安全套”的顏色判斷是否患有性病。因為這種“安全套”在外表涂有藥物顯示層,有性病者帶上就會出現異常顏色。有人以為這有助於自查健康狀況和防止性病傳播。從醫學上來看這是正確的,從個案來看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從社會角度和整體來説,實際上卻未必能奏效,因為這可能助長人們放棄性戒律和放縱自我。要知道這種所謂的“安全套”的主要使用群體決計不是婚內配偶。近半個世紀以來,人類對付性病的辦法越來越多,而性病的流行卻越來越嚴重,直至出現艾滋病災難,其根本原因是人們在性的觀念和性的倫理道德及性的法制觀念上的蛻化。
所以,性病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和醫學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社會問題。更確切地説,維護男性生殖健康、乃至於全人類生殖健康的水準不僅取決於醫學發展水準,更決定於在方略上的全民性教育及全民的性知識、性觀念、性倫理和性法制認知水準的全面提高。
王金玲等學者提出了我國近十幾年來性病蔓延的社會學、心理學和行為學分析結論:①性觀念由政治化向世俗化轉型;②流動人口數量劇增,流動範圍增大;③貧富差距擴大,出現了小康水準下的新貧富問題;④社會環境的“性化”對越軌性行為的催化和激發;⑤婚姻中情感、功利、性缺憾的擴展;⑥家庭教育、撫養功能的不完善與短缺。因此,生物-醫學-心理技術方法和社會綜合治理的兩個途徑齊頭並進才是維護男性生殖健康的可選策略。(彭曉輝 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中國網 200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