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一特定時間按照一定標準對其全部人口進行調查，以取得該國或該地區的有關人口的社會、經濟、自然特徵的全部資料。人口普查與人口日常登記全然不同。

    我國至今為止共進行過五次人口普查。最近一次是2000年11月1日。

    ■核心家庭

    指一對夫婦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家庭與家戶是兩個相關性很強的概念。但也存在某種程度的區別，比如説，家庭更偏重於血緣或姻親關係，家戶則更偏重居住、消費和養育關係。家庭規模的小型化，一方面指的是家庭人口數的逐漸減少，另一方面也指家庭關係的日益簡單化。應明確理解核心家庭與家庭小型化之間含義的區別。

    ■空巢家庭

    子女離開家庭獨立居住謀生之後，由留下的中年夫婦或老年夫婦所組成的家庭被稱為“空巢家庭”，正像飛禽的子女羽翼豐滿飛走後形成“空巢”一樣。

    在夫婦生育子女數較多，生育期限較長的社會，空巢化幾率較小。比如説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已婚婦女一般要生育5到6個孩子，其生育完最後一個孩子的年齡往往接近50歲左右，等她們將最小的子女撫養到成年，往往會接近70歲。在預期壽命較短的情況下，父母親有時會在最小的子女成年之前去世，而要由“長兄”將其最小的弟弟或妹妹撫養到成年，故有“長兄如父”的説法。所以，當夫婦生育子女數較多時，其來不及“空巢”就可能辭世。

    ■丁克家庭

    “丁克”是英語“DOUBLE WORKING NOKIDS”的翻譯，即新結婚的一對夫婦都在外工作而沒有孩子。在婦女的就業率上升得較高時，更多強調的是夫婦自願不要孩子。現在在大城市，就存在相當比例的丁克家庭。

    ■單親家庭

    由父親一方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或由母親一方與其未成年子女所組成的家庭為單親家庭。如果説原來的單親家庭是由父母親當中一方的亡故所致的話，那麼，現代單親家庭則主要由父母婚姻的破裂所致。當然，在西方國家，還有某些“未婚媽媽”生育子女所致。

    ■老齡化

    60歲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不斷增加，14歲及以下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逐漸縮小的過程，叫做老齡化過程。在國際上，一般把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10%的社會、或者將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社會叫做老齡化社會。

    我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歲及以上人口已經佔總人口的6.95%，這説明我們已經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

    ■戶籍制度

    我國的戶籍制度最早建立於1951年，開端于該年7月公安部頒布實施的《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在1955年6月，國務院又發佈了《關於建立經常戶口登記制度的指示》，將戶口管理的範圍擴大到全國。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戶籍制度，實際上主要指1958年1月由全國人大通過並以國家主席令形式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因為該條例以法律形式對各項戶籍管理內容進行了明確規定。而1964年8月國務院批轉的《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草案）》所落實的兩個“嚴加限制”，則更將計劃經濟時期的“控制”行為發揮到極致，因為它徹底地堵住了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大門。這兩個“嚴加限制”是：從農村遷往城市、集鎮的要嚴加限制；對從集鎮遷往城市的要嚴加限制。新時期以來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打破由此鑄造的堅固城鄉壁壘，消除其二元特徵，淡化城市戶籍的高附加值，並廢除附加於其上的許多不合理功能，如教育、就業、醫療和社會保障等，並以擁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為落戶的基本條件。

    ■人口總量對我們的壓力一直要持續到2040年或2045年

    記者：第五次人口普查的一個數據引人注目，就是中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以100名女嬰對應的男嬰的數值）升高，而且地區間不平衡，廣東、海南都比較高。這種性別的失調對未來的危害是什麼？

    張翼：的確如此。現在我國人口的出生性別比大約是116左右。在國際上來説，人口出生性別比一般在103到107之間是正常的。我們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就發現出生性別比有了較大的上升。原來是農村的出生性別比在上升，現在，市和鎮的出生性別比也上升了，這就是結構性失衡。

    性別比的失調所造成的危害非常嚴重，對未來主要的負面影響是婚配問題，即因為在同一個出生隊列或同期群中存在男性多女性少的性別失調而形成婚姻擠壓。未來農村可能女性的流動比男性要大一點，這時婚齡人口性別比的失衡情況，在農村就可能比城市嚴重。現在就存在由於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某些農村的婚姻擠壓狀況。比如西北、四川某些地方的女性到深圳、珠海或者一些鄰近的城市去打工，不願意回去，造成這些地區、尤其是這些地區貧困山區的男性找到配偶的難度加大。所以，人口性別比失調將來主要表現為對婚齡弱勢群體的擠壓。

    記者：國家干預“性別選擇”能不能根本解決性別比的問題？

    張翼：發現人口出生性別比升高，國家一直在干預，比如説對B超機的使用，以及對一些江湖醫生的處罰等等就一直是在干預，但我認為干預的難度比較大。老百姓自己的生育偏好還有一個長期轉換過程，在別的地方也存在這種現象。比如南韓和我國的台灣地區在推行家庭計劃過程中出生性別比一度上升得比較快，但城市化水準達到70-80%後，女性在社會生活中與男性的差別就會縮小，她們承擔的家庭職責及就業能力也會提高，性別歧視現象會減輕，人們的生育觀念也逐漸會改變。所以城市化、社會進步以及生産力的提高對出生性別比都有影響。其主要通過社會生産力的進步而解決問題。

    記者：從近幾次人口普查來看，中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一直在下降，為什麼人口的峰值還要滯後那麼多年才到來？人口總量的壓力還不輕鬆。

    張翼：我們在50年代的時候，每年出生的嬰兒數都在一千八九百萬，60年代人口每年增加大約2500萬，1968年那一年將近增加了兩千八九百萬的樣子，導致現在人口基數很大。

    最近召開的全國人口工作會議上，大家一致得出結論，我們現在雖然是人口結構轉變成三低的局面：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低死亡率，但三低存在的同時還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低出生率，高增長量。出生率的進一步降低，會對未來人口的年齡結構以嚴重影響。原來我們國家的人口結構是一個金字塔型的，現在中間很突出，底層在慢慢縮小，高層也在增加。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結論不同，有些人説在1.9左右，有些人説在1.8左右。但總是在降低。總和生育率2.1是更替水準。

    人口總量對我們的壓力一直要持續到2040年或2045年，那時城市化可能要達到50%—7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會逐漸開始自覺控制自己的生育行為，現代化中的農村也會轉變生育觀念，因為城市化進行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的人們的住房壓力會加大，孩子的養育成本會增加、人們用於人力資本的投資額也會佔更高的比重。這會降低人們對子女的需求動機。另外婦女社會地位提高之後，擇偶的觀念會改變。她們不會隨便找一個男人將自己嫁出去，並依靠這個男人生活，她要首先找到一個工作崗位，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撐起自己事業的支點，然後再選擇配偶，這就把婚齡推後了。這會極大地降低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上海現在就是人口負增長，北京也已經接近0增長。將來伴隨城市化過程的加快，我想中國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也會調整。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從今年9月1日實施，對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

    記者：提到計劃生育政策，無論中外都很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計劃生育將會推行到哪一天為止？

    張翼：2001年底，國家通過了《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從今年9月1日實施，通過這個法就是要很長時間內穩定低生育水準。

    對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問題，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説要等到人口零增長的時候再調整，還有一些人主張説，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地控制人口，及早實現負增長；有人説將來把我們的人口控制在7億或者6億左右的狀況比較好。

    我感覺計劃生育的政策收益是少生3億人，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大貢獻，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有了提高。但另一方面，客觀上導致我們國家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日本從90年代老齡化的速度就非常快，10年之間從13%增長到17%，正好這十年是日本經濟的停滯時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萊因教授在考察日本的情況時就説：由於日本的人口，尤其是勞動力人口、青年人口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直接導致日本在10年之內經濟蕭條。所以，如何將人口數量的控制與年齡結構的調整結合在一起制定政策，就成為我們在未來必須重視的課題。

    記者：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之前實行了多年的“計劃生育”都是作為國家政策，對百姓而言，這個變化有什麼不同？

    張翼：法律的出現，對政府和老百姓而言都有益。因為只要是政策，當地政府就可以解釋這個政策。而法就只能夠由最高權力部門來解釋。另外，《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頒布，還使人們更多地注意人口問題，而不僅僅將人口控制理解為計劃生育問題。最後，生殖健康與知情選擇，我們必須依法落實。原來某些地方政府執行計生政策中很可能存在粗暴、莽撞的行為，比如強制性結紮問題等，現在就可能是違法的，因為我們必須在“知情選擇”的前提下進行。

    ■21世紀前40年有兩大問題：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20年養老負擔重

    記者：未來的中國人口問題中，那些將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

    張翼：我認為21世紀前40年在中國人口增長到峰值的過程中，有兩大問題：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20年養老負擔重。

    關於前20年的就業問題：關鍵是在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崗位的同時，調節就業人口的工資預期和崗位短缺矛盾，建立協調機制。現在我們普及了9年義務制教育，而中專水準、高中水準的人還比較少。最近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大學擴招了，研究生增加了，甚至博士生的年畢業生人數也在增加。但我們應該花更多的精力普遍提高全民的人力資本，在總體上增加學齡青年的受教育年限。讓更多的人接受現代教育是我們的立國之本。現在世界製造業中心往中國轉移，就是因為中國有廉價的人力資源。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解決就業問題的能力就比較大。但隨製造業技術密集程度的增加，初中以下學歷人口的就業能力就比較差了，而受高等教育的人工資預期額比較高，從最近幾年的失業人口上可以看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存在著摩擦性失業。如果能夠擴張農村高中的招生人數，讓絕大多數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或中專學習，這一方面可以緩解當前農民工的流動壓力，另外一方面還可以增加中國人的受教育年限，為未來準備豐富而較為廉價的人力資源，並促使那些人力資本較高的人向城市轉移。

    後20年的養老問題，由於農村青年人口流動到城市,農村老齡化程度就會增加，另外一方面我國的農村還缺少社會養老機制，解決這個問題難度要比城市大。

    如果從微觀層面討論家庭的養老問題,那麼， 由於家庭的逐漸核心化,空巢時期會來得較早,可能45、46歲的中年夫婦就開始進入空巢時期，一直持續到老年。養老由三個方面構成,一個是經濟供養,第二是精神寄託,第三是家庭勞務。原來我們更多關注的是經濟來源,但養老金仍然不能夠解決家庭的勞務負擔問題,也不能解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問題。你如果到過溫州，你就知道保姆對空巢老年人的重要性，老人們還要抱怨缺少親情關係的生活。即使在發達國家，絕大多數老年人都不是在養老院或老年公寓度過自己的晚年,他們基本都壽終正寢在自己家床上。中國未來老年人的絕對數量是如此之大，單純依靠社會養老很難解決某些現實問題。日本現在每年就有40萬人離開工作崗位回家去伺候老人。家庭小型化過程中，我國未來的養老産業將是一個很大的産業。現在有些人就在盤算老年産業問題，可以説對市場瞅得很準。

    ■現在民工的概念不是農民工，而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那些被強制賦予了農民身份人的統稱

    記者：近２０年人口的流動性越來越強，未來將呈現哪些特點？

    張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期的流動，主要講的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季節性的流動，是農民工的遊擊戰。到90年代後期，非國有經濟發展了，城市為農村人口在城市謀生提供的空間也擴展了，很多流動者不再流動，而轉變為陣地戰，在城市紮下了營盤，從而也增加了城市的容量。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自90年代後期開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也增加了，任何人都有可能流動。北京就存在著一個數量龐大的“漂族”。可以説，城市之間的流動人口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趨勢。

    因為是流動，無法生根，增加的生活成本也很大，而且城市設施對流動人口並不完全開放。比如説他們得為子女的就學交納很高的教育贊助費。戶籍制度還得改，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那些並不公平的配套制度也應該改。2000年、2001年很多大城市把自己的戶籍制度改得更為寬鬆。但現在看來，對人口的城市化作用還不是非常強。對於流動人口來説，城市的門檻還很高。

    現在預計，城市化每年會增加一個百分點，現在是36%，到20年後會增加到56%，就有超過7億的人口在城市生活。那剩餘勞動力就必須從農業裏面脫離出來，進入到城市，而且農業本身所吸納的勞動力是很有限的，將來農業現代化程度越高，需要勞動力就越少。

    記者：現在很多時候，民工的工作崗位比以前來説似乎更適合女性。

    張翼：以前我們一提起民工就是男性，是掃大街的，是建築隊的，是賣菜的，是幹臟累差的活兒的這些人。現在我們要轉變對農民工形象的認識。城市服務業的擴大，女性在城市裏找工作的機率就比男性多，在珠海、深圳、東莞等地都是這樣，女性民工的人數就比男性多，找到工作的容易程度也比男性大。在西方發達國家也是一樣，不管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市場上，女性在城市裏面找工作的概率遠遠大於男性。

    　在新興城市裏，大量工人來自於農村。他們的受教育程度也增加了。所以現在民工的概念不是農民工，而是在城市裏工作的那些被強制賦予了農民身份人的統稱。現在，很多民工就從來沒種過地，他們上初中，上技校，或接受其他職業培訓，然後通過招工來到了城市。他們根本就不熟悉農活，一旦城市裏面找不到工作，回到家後也不會種地。

    現在，北京有將近300萬農民工，上海有350-370萬，廣東有700萬到1000萬。男女兩性都流動，學歷層次在升高，操作技能在強化，這是當前農民工不同於他們的父輩的最大特徵。

    《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