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虎軍

　　2005年12月8日至10日，首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與會人口學家稱，未來幾年內中國將面臨提高生育水準的重大選擇。

　　低生育率帶來的問題

　　一位素昧平生的長沙市某企業女工的來信，深深地觸動了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這位女工在去年7月寫給他的信中説：“一年多前，我們的獨生兒子不幸患惡性腫瘤，永遠離開了我們……這一年，我四處奔波，吃藥治療，爭取再孕，可年齡大了，再生育無望。永遠沒有了自己的親骨肉，家庭永遠沒有了快樂，常常是兩人相對無言。人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悽慘的呢……”

　　穆光宗在上周舉行的首屆中國人口學家前沿論壇上説，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數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此同時，“人口安全的系數在降低，人口發展的風險在積累。”

　　獨生子女家庭是高風險的家庭。在中國，和那個長沙女工一樣有著類似悲劇的家庭數以萬計。上月14日，山西沁源發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難中學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獨子。

　　即使沒有災難降臨，獨生子女家庭如何養老也是一個棘手難題。試想想，倘若第二代獨生子女夫婦的下一代還是獨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現一對年輕人贍養12位老人的局面。對整個國家而言，這就意味著人口的高度老齡化和社會的不堪重負。

　　持續的低生育率在理論上甚至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消亡。據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所原新教授介紹，2004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數)創下二戰後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聞》遂發出警告稱，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準，200年後日本將因人口的極度減少而出現種族消亡。

　　後來，原新採用聯合國關於中國男女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到2030年分別為98歲和101歲的假設，對未來300年的中國人口走勢進行了模擬。

　　算出來的結果嚇了他一跳：假如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持續穩定在2000年政策允許的總和生育率水準1.46(部分夫婦可以生兩個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將只剩下7500萬；如果總和生育率維持在超低水準1.30，到2300年人口則只剩下2800萬！“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負增長，只要維持時間足夠長，都是人類的災難。”

　　原新認為，低生育率就像一柄雙刃劍，既有好處，也有壞處。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駐華代表希瑞•泰麗雅(Siri Tellier)女士説，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逐漸達到更替生育水準當時人口學家就警告其長期影響將導致老齡化，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時間才完全意識到老齡問題的影響。

　　現在的情況則有明顯的不同。例如，泰麗雅説，兩周前的西方媒體報道，英國的養老金缺口2050年預計將達到約1萬億人民幣，法國政府計劃為生育第三胎的婦女一年支付約9萬元人民幣。

　　北大人口所喬曉春教授也提到，日本正在以增加嬰兒補貼和幼兒看護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南韓政府則徹底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推行的“小規模家庭計劃”，從今年起鼓勵人們做輸卵管和輸精管復通術，併為沒有儘早鼓勵生育而後悔。

　　但是，喬曉春説，經過人為努力，將生育率從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將長期以來已經較低的生育率提高則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們的生育意願高於實際的生育水準。

　　“我希望中國能夠吸取這些較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 泰麗雅説。　　

　　“我們缺乏證據”

　　自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20世紀70年代的6.0左右奇跡般地降到更替水準(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兩個孩子)以下，一舉進入低生育水準的國家行列。

　　但此後，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者，都無法確切地知道中國的生育率水準。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發佈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22。這個數據震驚了國內外的有關機構和專家學者。

　　“按照中國現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國老百姓沒有一例計劃外生育，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應該為1.46，在廣大農村仍然存在大量計劃外生育的現實下，怎麼可能低於1.46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説。

　　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分析説，最近20多年中國大陸人口數據漏報主要是由隱瞞生育行為引發的瞞報漏報問題，所以，和其他人口指標相比，婦女生育率是一個更無法準確把握的問題。

　　後來，學者們利用各種方法對中國2000年總和生育率進行了估算。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強博士發現，學者們得出的總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這樣大的範圍內變化。他説：“這樣的結果等於是沒有結果。”

　　其中，翟振武以歷年全國小學在校人數——這是獨立於“人口系統”以外、很少受到人為瞞報因素影響的教育數據——為基礎進行估算，得出的結果是1.7。但他也承認，作為一種間接估計，“其準確度還是有一定風險”。

　　北大人口所喬曉春教授在今年11月2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市場與人口分析》雜誌“馬寅初人口科學論壇”組織了一次“中國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討論。討論仍然沒有得出答案。

　　早在1993年，還在中國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幾位年輕同行，就已經意識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沒有行政力量干預的情況下，自發地形成了一個“出生率下降後果研究組”。次年，他們還在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國家計生委的支援下，以“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對策”為主題舉行過研討會。

　　遺憾的是，後來因種種原因，研究小組的工作中斷了。“學者們對中國生育率的研究已經停滯了十餘年，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重視。”喬曉春説。

　　1998年，國家計生委決定啟動“21世紀初中國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組織此項研究的喬曉春建議，首先弄清我國的現實生育水準和人口狀況，“無論有多大困難、多大的阻力，都必須弄清真實的生育狀況，這一問題不解決，就不具備研究生育政策的資格。”

　　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喬曉春中途退出了這項研究。他的建議也沒有被採納。

　　2000年初，國家提出“穩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不過，喬曉春説，“基層計劃生育部門比較困惑的是，不知道生育率多低才叫低，低到多少才需要穩定，在工作上也就無所適從。”

　　在網際網路上，人們對計劃生育何去何從的爭論非常激烈。喬曉春説，有人假定總和生育率為1.8-2.0，主張堅持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有人主張現在就放開政策，強調2000年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沒有哪一方能夠拿出充分證據説明中國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們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們缺乏證據。”

　　未來的生育政策

　　儘管學者們無法就中國目前的生育率數據達成共識，但有一點是幾乎沒有爭議的：中國的生育率已經低於更替水準。

　　不僅如此，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説，他在參與國家計生委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改革的調查中發現，一些工作先進的地區可能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數學者界定為總和生育率低於1.3)的風險型人口階段。

　　穆光宗説，“我們討論的焦點從來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問題。”

　　在北大人口所喬曉春教授看來，從長遠看，理想的人口結構應該是穩定在更替水準時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在零附近波動。考慮到中國人口基數大的特定狀況，人們希望人口達到峰值時的規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盡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須在人口達到零增長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現過於劇烈的人口負增長慣性。

　　“從現在開始，最多不超過十年，中國面臨著提高生育水準的選擇”，喬曉春説，“我們選擇的時機不完全取決於目前我國的生育水準，更取決於無限制情況下，群眾的生育意願是在什麼水準上。如果群眾的生育意願已經顯著低於更替水準，那就意味著即使放開政策也很難使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準。人口有一個規律，當一個問題出現的時候再來解決，可能已經錯過了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

　　人口學是一個從來不缺乏爭議的領域。關於中國未來生育政策的走向，人們也還存在分歧。但正如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所説，與20多年前的言論氛圍相比，今天的人口學家已經可以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了。

　　喬曉春説：“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實生育水準，更要實時地檢測群眾的生育意願，從而使我們不至於錯過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

　　80多歲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鄔滄萍教授也説：“我們需要不斷檢測，不斷研究，否則就會迷失方向，人口決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學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來調整，中國再也經不起一次人口失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