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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政府在城市反貧困中的責任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3 月15 日 | 文章來源:《經理人》雜誌

部分富人對當前的收入差距也不滿意,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富人都感覺不安全

2006年1月7日,“2006中國腦庫年會”在北京釣魚臺大酒店舉行。年會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辦。來自國家機關各個部門的領導,還有經濟學界、研究機構、高等學府、國際機構、新聞界以及社會各界的專家、學者,圍繞“城市貧困與反貧困:發展隱患和歷史責任”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原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原深圳市委書記、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李灝出席年會並致辭。會議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李羅力、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林淩、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高尚全主持。以下是年會精彩摘錄。

城市貧困現象

李灝:城市貧困群體的出現和擴大,與城市社會結構變遷、城市産業結構升級以及城市體制和機制變革密切相關。國有企業改革和調整導致失業率大幅上升;資源枯竭型城市裏大量具有正常勞動能力的城市居民也因失業陷入貧困;部分退休較早、僅依賴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陷於貧困線以下;流入城市的大量農村人口成為城市裏新的貧困階層;社會保險、教育培訓、醫療保障等制度上的缺位與失效,也在産生著新的城市貧困人群。它已經構成城市重大的社會安全隱患和持續發展隱患。對貧困的解決速度與程度,是一個社會是否良性發展、是否高度文明的重要標誌。

丁四保〔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國情研究中心主任〕 :從1978年到2004年,農村貧困人口在減少,城市的貧困人口在上升,2004年估計達15%。解決問題的難點在哪兒?第一,城市貧困人口很難通過遷移來解決;第二,城市貧困區是個比較惡劣的環境,很難靠貧困家庭自己産生生産資料來脫貧;第三,我國的眾多的制度還在不斷産生貧困人口。

張車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 貧困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絕對的貧困,一種是相對的貧困。絕對貧困人口在我國總體是五六千萬。為什麼我們覺得中國貧困問題非常嚴重呢?主要是相對貧困。按聯合國每人一天基本的生活需求達到1美元標準看,今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我們國家的城市貧困人口還會進一步增加。

貧富差距過大可能危害富人

王振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 最近社會科學院公佈了一個調查報告,是在5個城市抽查了300個家庭,其中150個富裕家庭,150個窮人家庭,調查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幾乎在每個問題上都有分歧,但是在一個問題上沒有分歧,就是對當前的收入差距擴大,大家都不滿意,窮人家庭不滿意,大家應該可以理解。但是有一條,窮人並不是説要殺富濟貧,他們只是要求給予自己更多的機會。富人對當前的收入差距也不滿意,調查的結果是兩條,第一條是收入差距再這樣下去的話,富人都感覺不安全;第二條是對於社會上的收入差距,有些富人認為從良心的角度,也有一個心理的接受底線,就是要使窮人起碼要保證他的生存、醫療和教育。

按照國際組織上的定義,任何一個不能夠避免由於公共政策失效所産生後果的人,就是窮人。什麼意思?你現在覺得你掙十萬二十萬,你一旦得了重病大病,公共服務承載不了你的後果,承受不起的人就應該是窮人。

利用“非正規就業”反貧困

蔡日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改革開放以來,非正規就業人數在增長。2004年大約是1億,刨掉5000萬或者再多一點,大概是18%。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的就業,以及下崗和登記失業者的再就業,是非正規渠道就業的主要組成部分。非正規就業的問題是,收入得不到保障,就業崗位不穩定,得不到應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保護。非正規就業造成就業數字在增長,但社會保障的覆蓋率是逐年下降的。我認為,擴大就業是扶貧的主要手段,非正規就業是保證生存下來的重要的機制。非正規就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存在於非公有經濟、服務業、中小企業,因此政府承擔責任的時候,最重要的一條責任就是給這些經濟形式提供公平的待遇,在某些情況下也應該提供優惠的待遇。

丁寧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中國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就業的問題要比西方國家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就業問題都要嚴重得多,中國到2020年人口大幅度老齡化之前,勞動力的供給率是非常高的,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失業問題是很困難的,因此我認為在此條件下政府還應該考慮到社會救濟問題。

孔涇源(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司長):我們以GDP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它本身就不可能直接關注就業和收入分配公平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更應該主動關注民生,如何把民生的訴求儘快變成政府的決策。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關鍵

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村和農業發展學院院長):現在三分之二的私營個人企業是不簽訂勞動合同的,如果在國外,你不被人家告上法庭,是不可能的。這些問題到底是怎麼來的?就是沿海企業,尤其是珠三角一帶的企業,是典型加工貿易,就掙工繳費,又沒有技術門檻,必然導致惡性競爭,這樣讓他們怎麼提高工資?不可能!提高勞動者的待遇?不可能!只能壓低工價。企業沒有利潤可言的時候,只能跟地方政府聯手,強行圈佔土地,炒地産生利潤,然後跟地方政府分成,這也是企業在利潤不斷攤薄的情況下的無奈選擇。所以,城市貧困問題其實不能簡單地看成是城市貧困,它是整個經濟增長方式需要作出重大調整的問題。

張紅宇(農業部産業政策與法規司巡視員):現在老講南美問題,我也去過阿根廷、巴西等國家,這些國家在長達幾十年間由於缺乏産業支柱,由於不注重收入問題,由於不注重農村問題,後期發展比日本、新加坡、南韓的發展速度,是相當慢的。

法律,還是法律

尹中卿(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主任):目前已有的立法,在現實中沒有得到切實的有效實施。我們搞的勞動法執法檢查以及建築法、工會法的執法檢查,發現的問題主要是最低工資保障制度沒有得到落實,最低社會保障基金沒有真正的得到,再一個是勞動合同關係存在嚴重問題。我們檢查發現,簽訂勞動合同的只有20%左右,並且勞動合同存在著短期化,基本是一年一下合同,長期合同很少,合同存在很多故意的陷阱,對於勞動者的權利保障不夠,很多公司用實習期變相的剝奪勞動者的權益。所以,從法律的實施看,不是説法律是惡法,而是良法沒有得到很好的實行。我們現在要修改完善勞動法,建設和諧的雇工關係,現在已經提請了第19次常委會審議。

6點啟示

高尚全(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副理事長):這次年會討論當中,對我們有幾條啟示,首先,城市貧困的程度有所加深並持續發展。其次,城市貧困的原因和表現形式呈現出複雜性和多樣性。第三,要以就業為導向解決城市貧困問題。第四,要注重解決農村貧困向城市貧困的轉移問題。第五,資源枯竭型城市應重點解決城市發展問題。第六,要積極防止城市貧困的“代際傳遞”。(■ 文/周務本)

注:本文根據錄音整理摘選,未經各專家本人確認。

附文:

中國腦庫簡介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又稱“中國腦庫”,英文縮寫CDI。成立於1989年,是目前中國研究諮詢業中規模最大、積累經驗最豐富、提供服務最完善、運作最成功的機構之一。CDI自 1999年舉辦世界水準的“全球腦庫論壇”,已經連續舉辦3屆,享譽國內外。CDI的總部設在深圳,最高管理機構為理事會,理事長馬洪,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李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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