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的扶貧模式邁出了從“政府包辦”向“政府和非政府組織NGO合作”轉變的第一步。媒體記者昨天從亞行中國代表處獲悉，在亞行的資金支援下，中國政府昨天挑選了6家NGO作為大規模投放國家扶貧財政資金的合作夥伴（《東方早報》2月22日）。

應該説，這次非政府組織通過招標，首次與政府合作扶貧是一個相當好的消息。這不僅標誌著政府從社會管理大包大攬的管理模式開始轉變，體現了相當的開放姿態，同時也預示了非政府組織進入社會管理領域門檻降低，孕育了現代社會自我管理的萌動。所以可以説，這不僅對扶貧工作是一個開創，且對社會進步都具有相當的進步意義。

首先在體制上，由於現在社會管理體制正處轉規時期，所以在社會生活中，一方面公眾因自已參與社會管理的合理要求不能得到制度的支援，而對現有體制頗有冤言；另一方面政府也雖有心改變現狀，但受舊制度的約束而心有餘然力不足。因而在此前提下，就出現了一些政府行政機制管不好，或者説政府雖可管當不能取得良好狀態的社會領域，本可由民間社會組織相關社會活動予以彌補並能對社會進一步産生良好影響，可由於沒有法律與政策上的支援，而使有些民間組織的活動實際上處於一種尷尬“灰色”狀態。所以從此意義看，這次非政府組織參與扶貧有著相當的開創含意。

還有從現代社會管理的有效性看，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效能並不是無所不能的，總有一些行政管不好或不能完全管好的社會領域或縫隙，而由民間組織適當的參與，由政府加以監管，不僅可使社會生活處於更為良好的狀態，同時也有利於通過民間組織的參與，使社會公民自我管理的主人意識得到進一步提高。應該説，這同樣也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趨勢的要求。

所以筆者覺得，面對這次非政府組織參與扶貧，有關部門應當及時對此予以研究並加以總結，最好能在此基礎上形成政策制度，以此點帶面，為非政府組織在更大、更多社會管理領域參與作好政策和制度上的安排與準備。(作者：周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