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媒體的評論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中國貧富階層的絕對差距上，雖然討論的主題是如何讓窮人變富，但言辭或開出的藥方卻往往轉向讓富人變窮或至少讓富人變得不那麼富的思路。筆者思考下來，有些不同看法。目前，中國富人群體相對於龐大的窮人基數來説，還只是少之又少的金字塔尖，如果簡單地採取抑富濟貧的方式，必將導致窮人未被濟富，富人已被劫貧的情況發生。從《天朝田畝制度》“不患寡患不均”思想導致太平天國經濟發展的衰落，到我們新中國建國以來前30年的歷史經驗教訓，都證明了平均主義和劫富濟貧不僅不能使生産力進一步提高，反而是社會進步的終結。從世界範圍看，似乎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為我們提供在經濟發展起步階段通過抑富濟貧達到共同富裕的先例。事實上，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已經被無數學者和決策者反覆論證，在國內經濟發展起步階段應以效率為先的觀點也已被普遍認同。但是，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前後，社會各界把社會公平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討論，這説明在經歷了連續二十幾年高速發展之後，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經濟效率轉向了社會公平，如果後者出現的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前者的發展也會受到嚴重制約。那麼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有效減小貧富差距呢？筆者以為，首先應當保持政策連續性，鼓勵富人繼續為社會創造財富；同時，應當通過政策傾斜和制度完善大力度幫助窮人脫貧，使龐大的窮人群體盡可能快地逐步變小。只有將鼓勵富人與幫助窮人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夠在不影響經濟效率的前提下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

鼓勵富人繼續致富，可以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一定的推動力，但要想有效地削減貧富差距，保障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根本問題還是要解決窮人太多、太窮的問題。

一、建立起點公平、機會均等、資訊透明的社會制度，為窮人營造平等的致富環境。1974年，20%最富的美國家庭的收入佔全國個人收入總和的43.1%，而最窮的20%的家庭只佔4.4%。到1999年，這兩個數字拉大到49%和3.6%。但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發現：日益增大的社會不平等並不影響美國人的“幸福感”。從1975年到1994年，32%的美國人覺得自己“非常幸福”，56%覺得“幸福”，只有12%覺得“不太幸福”。美國人之所以能保持他們對自己社會的這種信念，是因為美國給個人提供了平等的機會，而不是現成的果實，這樣的社會環境不僅給了人們致富的信心，更給人們帶來了致富的可能。只要付出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沒有人在這個社會有坐享其成的資格，這正是“美國精神”的核心，而這種精神正是現今中國社會十分缺乏的。如果大多數中國人不相信中國社會給他們提供了公平的機會，而認為只有靠“關係”提供機會，腐敗創造成功的話，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就很容易引發一場社會危機，劫富濟貧就會被社會廣泛接受。因此我國現階段，必須努力在教育、就業等多方面為公民創造一個起點公平、機會均等、資訊相對對稱的社會環境。同時，下大力量削弱權力貨幣化、打破行業或區域壟斷，從根本

上遏制體制外收入分配的差距，從而不斷將那些依靠權力尋租或壟斷利潤非法致富的所謂“富人”從健康的高收入人群中剔除出去，也是削減貧富差距，保持社會穩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建立不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社會保障走進農村，是緩解貧困的有效措施。在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實行的按勞分配和按生産要素分配的初次分配製度不可避免的將重點放在社會經濟效率方面。然而，初次分配造成的差距可以由二次分配的傾斜來彌補。當初次分配以效率為重時，二次分配就應當充分顧及公平。二次分配包括多方面的具體內容的，如建立完善的稅收機制，實現充分就業，實現大眾化的教育，為社會成員提供必不可少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等等。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雖然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但尚未覆蓋農村。從全國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情況看，佔全國總人口80%以上，同時也佔貧困人口80%以上的農民只享有社會保障支出的10%。如果我國大多數在溫飽線上度日的農民能夠在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享受更多一些的社會福利，並因為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這將對削減貧富差距，建立和諧社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縱觀世界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歐，如挪威的基尼系數為0.258，芬蘭0.256，瑞典0.250，均屬於收入差距最小的國家，而他們都是靠實行高福利的社會政策，構建了穩定和諧的社會，並創造出世界性的優秀企業，保持了在世界舞臺上的競爭力。因此，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不能僅僅依靠少數高收入群體的拉動，更需要政府制定更多幫助窮人的政策來實現。

三、鼓勵民間投資，壓縮政府主導型投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傾斜幫助窮人脫貧。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國財政支出中的投資支出連年增加，可以説為拉動我國GDP的增長立下汗馬功勞。但是，由於政府主導型投資缺乏民主決策和監督機制，因此導致投資績效無從保證。據世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我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4000億到5000億元。另一方面，由於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民間財富迅速得以積累，因此大量民間資本急需尋求投資渠道。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收益率高且比較穩定，民間投資希望進入，但卻由於體制、政策等種種原因遭遇壁壘。大量民間資本找不到理想的投資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近幾年部分民間資金在股市與樓市之間遊走逐利，製造投資泡沫的事實。一邊是政府主導型投資的高投入低效率運作，一邊是民間資本找不到健康高效的投資出口，這樣的矛盾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隱憂。實際上，這種不協調的增長方式已經無以為繼，政府主導型投資應當儘快向政府調控、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從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來看，幾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都儘量縮小公共産品的範圍，積極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基礎設施建設，即使是公共産品，凡是私人企業願意提供的，也儘量鼓勵私營企業提供，以提高公共産品的效率。因此，打破對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的種種限制，鼓勵民間投資進入基礎設施建設等政府主導型投資行業，是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鼓勵民間投資的另一層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民間投資可以將國家財政支出中部分用於公共建設投資的資金置換出來，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周濟窮人，為建立社會保障體制、補貼農民收入和扶貧幫困提供更加充足的物質保障。僅拿前面提到的投資浪費5000億元來計算，假設將這些資金直接通過轉移支付分解到我國2610萬絕對貧困人口身上，每個人的收入將從每天收入2元錢大幅提高到約60元錢，這已經相當於一個城市工薪階層的小康水準。1998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度增長，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由1997年的11.6%上升到2003年的18.5%。2004年我國財政收入為26355.9億元，同比增長21.4%。同時，我國的投資增長也持續居高不下，今年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57061億元，同比增長26.1%。然而，2004年全年，中央財政收入用於“三農”的支出共2626億元，而中央財政安排的扶貧資金僅為122億元。可見，與2.63萬億的財政收入相比，用於扶貧幫困的資金比例甚微，如果能夠將更大比例的財政支出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傾斜，可以為削減貧富差距起到實質性作用。

從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繼續強調社會公平，充分説明如果不合理有效地解決公平問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受到制約。現在，我們已經欣喜地看到，無論是從政策層面、執行層面或是輿論層面，社會公平問題已經開始提上議事日程並有望逐步得到解決。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意識到，公平與效率是矛盾的辯證統一，在講求效率的同時要兼顧公平，否則就會造成嚴重貧富分化，同樣在目前以公平為主要任務的新形勢下，也不能忽略效率，否則可能倒退到改革開放前的平均主義。健全法律，完善社會制度，鼓勵公民在合法經營的道路上努力致富，同時通過社會保障和政策傾斜等削減貧困人口的龐大基數，幫助窮人在機會公平的社會制度下儘快脫貧，將鼓勵富人與幫助窮人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公平與效率之間找到一個合理的動態平衡點，這似乎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關鍵所在。 （王茵 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