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日前下發文件指出，河南要逐步廢除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二元制管理模式，凡是有穩定住所，包括購房和協議租房的外來從業人員可申請遷入戶口，其配偶和子女也可一併遷入；河南外來從業人員和“城中村”的從業人員等將被納入社會保險範圍，外來從業人員可申購經濟適用房，河南各地招公務員將不限戶籍。（《人民日報》1月16日）

應該説，改革戶籍制度、實現身份平等和遷徙自由，這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底線要求，今天終於在河南實現了，這是大好事。但筆者卻生出一個疑問，為什麼最早實現遷徙自由的，不是經濟更發達的沿海省份，而偏偏是處於中部的河南省呢？

實現遷徙自由，實際上是社會各個利益階層博弈的結果。相反，限制自由遷徙，只讓少數的城市人口通過享受社保來分享全體國民的工業化收益，這必然加大社會的貧富差距。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計劃經濟時期那種由財政負責的城市保障體制已經解體，現在已經形成了被少數既得利益集團佔有“國有資産”的産權結構。在這種情況下，貧富差距較大的經濟發達地區，由於政府的社保政策往往會有利於本地利益集團，所以要實現遷徙自由，讓社保福利遍及包括農民在內的每個社會弱勢群體，這必然會對城市的公共設施、醫療、就業、教育等行業的利益造成極大的衝擊，一時還難於實現。

而河南省的經濟情況基本位居全國各省之中游，社會貧富差距並是很大。於是，農民、農民工、企業、政府等相關利益群體“較容易”地反覆博弈，並最終形成一個協調的結果，就這樣，遷徙自由在河南率先實現了。

逆向思考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讓“遷徙自由”來縮短貧富差距。因為一旦實現遷徙自由，農民、進城民工、流動人口等弱勢群體就有權在戶籍制度的受益集團那裏，分得屬於他們自己的一些諸如就業、住房等等方面的應得利益，從而縮短貧富之間的差距。

當然話又説回來，各個利益集團也照樣有權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支援不同的戶籍政策，但這時，我們的政府部門就絕不能將自己也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參與到利益的博弈中來。政府部門應該是裁判員，這場利益博弈的“期望結局”應該是貧富差距的最小化，而裁判員執法這場利益博弈最公平的規則便是：遷徙自由。（孟楨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