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的重點應當是幫助貧困人群跳出其社會資本不斷弱化的迴圈，一靠制度創新，二靠能力建設

中國的貧困狀況不容樂觀。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凸現、居民收入差距之大，無不威脅著和諧社會的建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佔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只有4.7%，而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見，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中國任重道遠。

人們常用經濟社會指標體系來描述貧困，如：每人平均年收入、每人平均日消費水準、基尼系數等。但這些指標反映的是貧困的結果，不完全是貧困本身。從社會學的視角看，貧困可以定義為一套社會關係。這套關係是人與物質資源、知識和資訊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本）和社會或制度資源的關係。當一個人或一群人失去這套關係、或沒有能力調動這套關係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時，便陷於貧困。

在社會層面上看，貧困是個結構性的問題，是一個自我加強的迴圈。舉幾個經驗性例子：

——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曾經能源短缺，當地農民缺乏知識和技術，只能砍樹解決燒柴問題；砍伐導致了水土流失，使農民失去土地資源和生計，陷入貧困。越窮，越不能有效解決能源短缺，農民越砍樹，水土越流失，農民就越沒有生計，貧困越加重。

——再看下崗工人。我們在遼寧瀋陽做調查，發現大量下崗工人年齡在40歲上下，沒有再就業技能，因缺乏人際關係網路而得不到別人的幫助，也不知道向社會哪個部門求助。年齡越大，越缺乏再就業技能，人際交往越受限制，向社會求助的能力越差，因而加劇自身貧困。

——在大學校園裏，貧困生的經濟困難局限了他們的學習機會，從而限制了他們的人際交往和社會資本的積累。

社會資本的積累是個“交換過程”——如果“你”幫了“我”，但“我”卻沒有能力幫“你”，久而久之，“我”便失去了和“你”的關係。人際交往的缺失又限制著貧困人群社會技能的發展，以至於直接削弱他們的就業機會和能力，從而加劇貧困。

如何打破或幫助貧困人群跳出這樣一個自我加強的迴圈，是我們消除貧困的首要和具體的任務。

消除貧困就是要改善這套社會關係。它涉及兩方面：一是通過制度創新，更有效地配置資源，讓服務遍及窮人；二是通過能力建設，提高窮人合理獲取和調動資源滿足基本需求的能力。

制度由一套按照社會期待扮演的角色構成。而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 以及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提出，改變著人們對社會角色的期待，使一些角色之間出現相抵或衝突，以及某些新角色的缺失。如：社會不再期待政府“計劃經濟、控制市場”，但要求政府加強自己“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正、發展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以及對弱勢群體實行社會保護”的職能。再如：社會不僅期待市場鼓勵競爭、活躍經濟，而且希望它激勵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投資，避免追求增長而造成資源枯竭、破壞環境，加重貧富差距，導致市場的崩潰。協調這些角色，使其各盡其能、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的功能要求，是今天制度創新應當包含的主要內容。而填補角色真空、賦能力於貧困群體則是應當成為民間扶貧組織的工作重點。

廣西恭城縣的扶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政府通過政策和專項資金教育幫助農民，扶持企業和市場，暢通技術和市場資訊。農村能源服務公司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開發可再生能源（沼氣）市場，培養農民技術員——市場越大，企業就越營利。農民技術員得到上崗證後，為客戶服務，改進技術，提高服務品質——他們的技術越好，服務品質越高，客戶越多，就越賺錢。當地農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不是“恩惠”的被動接受者。在社區發展組織的幫助下，他們學會了利用沼氣解決能源短缺、發展生態養殖的本事，以市場資訊決定和佈局自己産品的方法，組織、調動、擴大流通渠道和提升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錢之後，他們蓋房、修路、改善環境衛生、建學校。今天的恭城，再也見不到水土流失的荒山和那些人畜共廁、垃圾遍地、大腸桿菌疾病肆虐的凋敝村落了。在恭城，社會的不同角色——政府、科學技術、市場及消費者和生産者、農民、社區發展組織——各盡其能，施展資源優勢，相互補充。農民更是有效地獲取並利用資源，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和周圍的環境。其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在敬業（扮演各自角色）的同時又都是受益人，結果是社會效益最大化。如此制度安排和農民的創造力克服了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障礙，打破了“自我加強”的貧困迴圈。

恭城的成功不是特例，制度創新使人人受益、能力建設讓窮人獲取資源是幾乎所有城鄉扶貧成功的共同經驗。老老實實地推廣複製這些經驗，可以減少中國大地上的貧困。（李來來/文 作者為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