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的重點應當是幫助貧困人群跳出其社會資本不斷弱化的迴圈,一靠制度創新,二靠能力建設
中國的貧困狀況不容樂觀。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凸現、居民收入差距之大,無不威脅著和諧社會的建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佈的一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5,佔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的份額只有4.7%,而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由此可見,實現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中國任重道遠。
人們常用經濟社會指標體系來描述貧困,如:每人平均年收入、每人平均日消費水準、基尼系數等。但這些指標反映的是貧困的結果,不完全是貧困本身。從社會學的視角看,貧困可以定義為一套社會關係。這套關係是人與物質資源、知識和資訊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本)和社會或制度資源的關係。當一個人或一群人失去這套關係、或沒有能力調動這套關係以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時,便陷於貧困。
在社會層面上看,貧困是個結構性的問題,是一個自我加強的迴圈。舉幾個經驗性例子:
——廣西恭城瑤族自治縣曾經能源短缺,當地農民缺乏知識和技術,只能砍樹解決燒柴問題;砍伐導致了水土流失,使農民失去土地資源和生計,陷入貧困。越窮,越不能有效解決能源短缺,農民越砍樹,水土越流失,農民就越沒有生計,貧困越加重。
——再看下崗工人。我們在遼寧瀋陽做調查,發現大量下崗工人年齡在40歲上下,沒有再就業技能,因缺乏人際關係網路而得不到別人的幫助,也不知道向社會哪個部門求助。年齡越大,越缺乏再就業技能,人際交往越受限制,向社會求助的能力越差,因而加劇自身貧困。
——在大學校園裏,貧困生的經濟困難局限了他們的學習機會,從而限制了他們的人際交往和社會資本的積累。
社會資本的積累是個“交換過程”——如果“你”幫了“我”,但“我”卻沒有能力幫“你”,久而久之,“我”便失去了和“你”的關係。人際交往的缺失又限制著貧困人群社會技能的發展,以至於直接削弱他們的就業機會和能力,從而加劇貧困。
如何打破或幫助貧困人群跳出這樣一個自我加強的迴圈,是我們消除貧困的首要和具體的任務。
消除貧困就是要改善這套社會關係。它涉及兩方面:一是通過制度創新,更有效地配置資源,讓服務遍及窮人;二是通過能力建設,提高窮人合理獲取和調動資源滿足基本需求的能力。
制度由一套按照社會期待扮演的角色構成。而社會和經濟的高速發展, 以及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提出,改變著人們對社會角色的期待,使一些角色之間出現相抵或衝突,以及某些新角色的缺失。如:社會不再期待政府“計劃經濟、控制市場”,但要求政府加強自己“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正、發展公共設施和公共事業、以及對弱勢群體實行社會保護”的職能。再如:社會不僅期待市場鼓勵競爭、活躍經濟,而且希望它激勵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投資,避免追求增長而造成資源枯竭、破壞環境,加重貧富差距,導致市場的崩潰。協調這些角色,使其各盡其能、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的功能要求,是今天制度創新應當包含的主要內容。而填補角色真空、賦能力於貧困群體則是應當成為民間扶貧組織的工作重點。
廣西恭城縣的扶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政府通過政策和專項資金教育幫助農民,扶持企業和市場,暢通技術和市場資訊。農村能源服務公司享受政府的優惠政策,開發可再生能源(沼氣)市場,培養農民技術員——市場越大,企業就越營利。農民技術員得到上崗證後,為客戶服務,改進技術,提高服務品質——他們的技術越好,服務品質越高,客戶越多,就越賺錢。當地農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不是“恩惠”的被動接受者。在社區發展組織的幫助下,他們學會了利用沼氣解決能源短缺、發展生態養殖的本事,以市場資訊決定和佈局自己産品的方法,組織、調動、擴大流通渠道和提升討價還價的能力。有錢之後,他們蓋房、修路、改善環境衛生、建學校。今天的恭城,再也見不到水土流失的荒山和那些人畜共廁、垃圾遍地、大腸桿菌疾病肆虐的凋敝村落了。在恭城,社會的不同角色——政府、科學技術、市場及消費者和生産者、農民、社區發展組織——各盡其能,施展資源優勢,相互補充。農民更是有效地獲取並利用資源,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和周圍的環境。其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在敬業(扮演各自角色)的同時又都是受益人,結果是社會效益最大化。如此制度安排和農民的創造力克服了資金不足和技術落後的障礙,打破了“自我加強”的貧困迴圈。
恭城的成功不是特例,制度創新使人人受益、能力建設讓窮人獲取資源是幾乎所有城鄉扶貧成功的共同經驗。老老實實地推廣複製這些經驗,可以減少中國大地上的貧困。(李來來/文 作者為北京環境與發展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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