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歷屆歷次中央全會召開的資訊發佈，這一次是最早、也最為迅速的一次，距會議召開時間幾乎提前了近三個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7月25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産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例行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同時，把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為主要議程。

有細心的政治觀察人士指出，縱觀歷屆歷次中央全會召開的資訊發佈，這一次是最早、也最為迅速的一次，距會議召開時間幾乎提前了近三個月。這為黨員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提供了便利，體現了執政黨推進黨務公開的努力。

為人民發展更是硬道理

抓好發展是執政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如何加快發展、如何實現持續發展、如何取得健康的發展，必然是十一五規劃的核心內容。

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但是，由於客觀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條件所限，發展中也出現了諸多問題，比如過於注重經濟上量的積累，對於品質與效益重視不夠;過於強調有條件的地方大幹快上，造成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的巨大差距;過於強調顯性的發展成果，在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之間發生矛盾；過於注重經濟方面的問題，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之間不協調。這些問題固然有客觀的原因，但主觀方面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在當代中國，發展是硬道理，為人民發展更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以人為本”的理念必須貫穿發展的始終。發展中如果連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存權利都不能保證，這樣的發展還有什麼意義？所以十一五的發展首先要在發展思路和發展模式上下工夫，就是要切實把發展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上來，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並切實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

打造創新之魂

這些年來，通過引進與消化、跟蹤與模倣，中國在緊跟當前的國際先進水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當有成效的發展成果。但是，一些問題也值得注意。比如過分強調做外國人已經做過的工作，滿足於運用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較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廣闊的國內市場，參與低水準、低層面的國際分工，結果資源浪費了不少，環境破壞了很多，換來的卻是微薄的勞動力血汗收益。

相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通過在中國搶注專利，特別是高技術領域的專利，設置了重重的專利壁壘。它們以安全標準為理由，以技術專利為盾牌，借助技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的成本優勢，完成了由簡單的關稅壁壘向複雜的技術壁壘轉變的過程。近兩年來，由於中國的許多技術標準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技術標準，擴大出口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由於中國的技術標準不夠完善和統一，技術手段落後，在合理、有效保護民族産業方面又力不從心。據測算，入世三年多來，技術壁壘對中國出口直接與潛在的影響每年超過530億美元，接近年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

能否順應當前國際科技經濟發展的趨勢，增強國家的原始創新能力，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國際競爭地位，以及在國際産業分工中的地位。創新是民族的靈魂，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十一五期間，堅持自主創新、綜合創新，將被高度強調，從而為中國在新一輪的世界産業發展和經濟競爭中搶佔有利位置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大力破除體制性障礙

鄧小平有一句名言值得牢記，這就是：“還是制度靠得住”。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改革開放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體制的障礙和機制的弊端，諸如行業行政性壟斷、部門間利益衝突、産權關係不明晰和監管缺位等等，還嚴重制約著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未來的十一五發展中，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針對性地消除導致産業結構低度化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化的體制性根源，形成有利於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體制機制，建立健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度保障。使企業、政府、市場能夠互補互動，形成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大合力。

再進一步，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來看，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和政治文明建設也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

當我們承認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出現新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的時候，就必須面對一個客觀的事實，這就是，不同的社會階層與利益群體自然會有其不同的階層群體意識、不同的價值觀念、不同的行為模式、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利益獲取與維護模式等等。這些新的社會階層與社會利益群體之間，以及這些新的社會階層、社會利益群體與原有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之間，由於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利益獲取的此消彼長，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各種形式的衝突與問題，使得社會利益關係更為複雜。在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這些不同的利益都需要去兼顧，去尊重、去保護。

這就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課題:在進行體制設計、機制創新、制度安排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這些新的變化，下大力氣創新健全和諧相處的體制和機制，通過制度化的安排把這種客觀的衝突儘量降到最低程度，實現最大可能的協調與整合。

共用改革成果，促進社會和諧

根據國際發展經驗，每人平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往往是一個産業結構快速轉型、社會利益格局劇烈變化的特殊時期，既充滿了新的機遇，又面臨各種社會風險的時期。

嚴峻的是，這一時期恰好與中國的改革發展關鍵時期相重合。在這一關鍵時期，改革發展進入了攻堅階段，各种老大難、爛攤子和積累遺留的大量問題都暴露出來了，如由於拆遷補償問題引發的衝突、由於幹群關係緊張産生的糾紛、由於貧富差距導致的對立等等。這些問題可能表現為一個側面、一個局部、一個環節的問題，但置於矛盾凸現期這一大背景下，它就會演化成為社會性的問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人民群眾既是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 一方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群體之間、社會成員之間在財富的分配和佔有方面不可能是無差別的，要保護在改革發展中創造和積累起來的財富及其財富的擁有者，要繼續支援並保護靠勞動和創造先富起來的群體，不能搞平均主義，不能沒有條件地進行“劫富濟貧”；但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當前更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一定要讓人民群眾共用社會發展的成果。不能讓一些利益群體超常規地獲得利益，而另一些群眾生活的改善卻趕不上相應的社會發展進步水準。通過政策導向和制度安排，消除過大的貧富差距，使相對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會群體的生活水準同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准保持著一種大體同步的關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題中應有之義。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任務，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佈局由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三位一體，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就是對於廣義上的社會全面發展的一種系統和全面考慮，這一戰略部署理當是十一五發展規劃的重要要求。文/辛鳴 《瞭望東方週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