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決策地産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在受訪的潛在購房者中，有49．3％的人群認為南京的“房價過高，難以承受”；有50．7％的人群認為南京的“房價偏高，勉強可以承受”；認為南京目前“房價適中”、“偏低”的人群比例為0％（見《江南時報》1月28日）。

公眾對房價的合理程度認同率為0，這是一個值得政府和社會迫切注意的現象。當公眾對房價的合理程度認同率為0的時候，在筆者看來，這不但損害並惡化了普通市民階層的福利境遇，而且表明公眾已經對房價的公平程度失去了耐心。通過最近有關房價的討論我們不難看出，房價暴漲的成本已經轉嫁到普通市民身上，並且從全國範圍來看，住房建設的高速增長並不只是出現在收入和投資水準高的北京和上海，而是出現在全國範圍內。房價上漲，房屋需求越來越帶有投機性質，銀行系統參與房地産業的程度迅速提高，這一切都為房地産業敲響了警鐘。中國房地産業上次發生崩潰的時間是在8年前，那次崩潰給銀行增加了大量不良貸款。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大約17％的新增銀行貸款與房地産有關。

面對如此現實，筆者以為，公眾對房價的合理程度認同率為0就需要政府採取有效的公共政策進行支援。因為公共政策不僅要合乎法律程式，而且要合乎社會價值的取向標準。從公共政策的來源看，公共政策來源於解決政策問題，政策問題來源於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涉及到大多數人的利益、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因此，公共政策所要解決的是大多數人所面臨的問題，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其價值取向。從公共政策的本質來看，公共政策作為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的政府産品，是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因而其本質是社會利益的集中反映，這一本質決定了公共政策必須反映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使其具有內容的合法性。社會的發展和道德取向總是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促進大多數人的發展，因為每一個政府為維護其合法性都不得不考慮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作為政府權威輸出的公共政策，還必須關注社會公平問題，從平等、自由和機會公正平等的原則出發，除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外，還應考慮或兼顧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

就房地産行業來説，由於“經濟人”本性的使然，使其在考慮和決定問題時目光有時會是局限和短視的，只能看到或想到與自己相關的事物，因而往往會從自身的角度考慮問題作出選擇，不能也不可能總是站在社會發展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因而在其逐利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侵犯公共的、社會的長遠發展利益，影響社會的長久和持續發展，而政府的政策則應及時對此作出反應，不能默許或縱容了這種行為，從而實現公共政策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標。

市場經濟發展所産生的“馬太效應”，使社會資源的分配進一步聚集于強勢群體的手中，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而弱勢群體是最先也是最強烈地感受到了社會改革的成本與代價，於是龐大的弱勢群體隊伍中就形成了巨大的社會風險隱患。這極易因“水桶效應”而成為社會動蕩的“火藥桶”，構成了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就需要政府堅定地將弱勢群體的福利保障作為公共政策的重要的甚至首要的價值導向。對房價的認同率為0，也要求政府把普通公眾的利益放在公共政策的重要價值導向上來。 （朱四倍）

《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