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公佈的6月份145億美元貿易順差再度讓市場譁然，這個數字不但創下歷史新高，而且是在政府調控經濟過熱、化解經濟結構性矛盾的背景下，今年第二次改寫順差紀錄。同時，市場也正在猜測貨幣當局是否正在權衡採取加息還是升值人民幣或是更多政策，作為下一步調控的手段。而來自各方的資訊表明，人民幣匯率政策並非是調控經濟過熱的對症良藥。

匯率等政策工具調節能力效力有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表示，從進出口與內需關係角度看，對當前貨幣政策影響顯著的外匯儲備與鉅額貿易順差關係密切，如果不能從結構調整上擴大內需，通過匯率等政策工具的調節能力無疑效力有限，也不可能寄望于完全通過匯率調整來平衡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

渣打銀行的資深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也表示，當前政府和貨幣當局的緊縮政策並不意味著就一定會放在調整人民幣匯率政策上，“通過上周在北京拜訪幾個部委的官員，我們發現，很多人並不贊成大幅升值人民幣。”

匯豐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屈宏斌持同樣觀點，“我們建議央行下半年推出更多鼓勵外匯流出的政策，而不是依靠升值人民幣來緩解貿易順差激增”，他表示可以適當擴大人民幣每日浮動區間，但他預測人民幣匯率年底升值不超過2%。

短期內人民幣不具備大幅升值條件

市場人士認為，從中長期看，人民幣匯率當然存在比較大的升值空間，但就當前而言，人民幣大幅升值的條件並不具備。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升值將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社會經濟生活産生巨大衝擊：出口導向型經濟轉變為內需增長型經濟、外延粗放型經濟轉變為內涵效益型增長，這些在短期內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此外，央行對於人民幣匯率快速升值風險並不好把握，由於外匯市場還在建設的初期階段，外匯風險管理手段有限，企業管理外匯風險的能力有一個提高過程。同時，由於資本賬戶尚未完全放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匯率升值的關聯度有限。在匯率升值壓力面前，中央銀行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代價也相對有限。

在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存在巨大生産要素價格差距的情況下，調整匯率不僅不能糾正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差額，還會由於發達國家不得不繼續接受中國的廉價産品，而導致貿易差額的進一步擴大。

貿易逆差並非由人民幣匯率引起

央行行長周小川此前也強調，中國鉅額貿易逆差並不是由人民幣匯率引起的，中國較低的勞動力價格、以及佔中國出口半邊江山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導致出口持續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

昨日人民幣收于7.9900元，略低於上週五創出的匯改後新高7.9859元，而在近幾週，人民幣已經進入“7”時代。上周有市場傳言稱央行召集緊急會議，要在匯改一週年之際推出新的匯改措施，不過央行副行長吳曉靈上週日澄清了這一傳言。但也有市場人士表示，人民幣匯改即將滿一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只升高了約1.5%，部分機構預測，年底前人民幣還有3%至5%的升值空間。

貿易順差加大掣肘央行貨幣政策

商務部機電和科技産業司副司長張驥日前透露，截至5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達9250億美元，據萬億大關咫尺之遙。此前在3月底，我國超過日本，以8751億美元的外儲首次位居世界第一。

從增量來看，今年的貿易順差依然為外匯儲備的高增貢獻不小。頭5個月，外儲的增量是1061億美元，其中貿易順差為466億美元，佔到了44%。對於當前過熱的經濟以及過快的固定資産投資來説，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儲快速增長給央行的貨幣政策帶來掣肘。

央行發行大量基礎貨幣對衝外匯佔款，導致市場一度流動性氾濫，以及商業銀行放貸衝動。而貨幣和信貸增長過快則又是央行目前更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通過結匯大量地轉化為貨幣供應，由於存款利息較低，這部分資金正在涌向房地産和股票市場，從而成為經濟泡沫化的直接誘因；但是，近幾年外匯儲備增加中有不少是國際熱錢流入造成的，覬覦人民幣升值、及人民幣加息和資産升值的好處。

專家表示，正是看到了利率和人民幣匯率成為兩個相矛盾的調控目標，央行在是否加息上一直有所保留。

從目前來看，央行的貨幣政策和政府的行政政策已經再度攜手，共同對付此輪經濟過熱。在混合型政策中，央行于4月28日在19個月裏首次提高貸款利率，然後在6月調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並大量發行央票回籠銀行間流動性。而在行政措施方面，政府下令商業銀行嚴格控制對房地産開發項目的貸款，並調高按揭首付比例，以抑制房産投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