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甚至在今後工業化時代仍然如此）過程中，其教育結構的特徵為：都十分重視“職業型”人才（專業型、實用型、應用型）和“學科型”人才（理論型、研究型）的比例。由後者來發掘“創新”的理念，由前者來完成“創新”的現實。這其實就像一個企業要有組織管理者，也要有目標實現者一樣；就像一支軍隊要有指揮官，也要有士兵一樣。我們不能設想，一支只有軍官的軍隊怎樣去打仗，無論“士兵”使用什麼“武器”，處於什麼時代和環境，有什麼樣的技術與知識，他們的作用和使命，即直接面對“敵人”（包括無形的面對），都是“軍官”所無法替代的。就群體的數量而言，“勞動者”必須顯著地超過“組織領導者”，這就是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始終興旺和在教育結構中佔著大比例的原因。他們的教育，首先在相當於我國的初中和高中階段，分離出藝術型和其他特殊型人才，然後在相當於我國的大專和本科階段，實際上教育在分離和培養“職業型”人才。無論從這個階段的教育中何等重視學生的動手能力、操作能力、實際應用能力、解決問題能力，以及這些階段的畢業生，參加工作後絕大多數都處於生産第一線（無論這種生産的時代特徵如何），都充分地説明這一點。發達國家的大專、本科教育，主要是培養具有現代知識的“勞動者”的。然後，那些更適於做“組織領導者”的人才，才通過自然的、自我的、社會的篩選，繼續他們的碩士、博士學位，接受“學科型”人才的繼續教育。還得強調一點，發達國家的“博士後”制度十分鞏固，即使是“學科型”人才，如果不在博士後階段展示自己的學科研究能力，也不會被社會和用人單位認可。

    1999年高等院校的大幅度擴招，標誌著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已經降臨（儘管才拉開序幕），在一片歡呼聲中，我們更應該清醒，認真把握住教育結構的核心，包括數量、品質、結構三個大問題。至少應該有兩個現實的指標，人才的個體和群體，都應該更加優秀，如果並非如此，甚至還出現滑坡，那就值得警惕。目前我們得首先明確，我國的大專、本科階段究竟培養什麼人才，這個階段培養的人才在人才群體中怎麼定位。最大的誤區在於，無論學校、教師和學生自己的心態，都把大專、本科階段的教育無形中定位“學科型”的，以為通過這個階段的教育，就取得了研究和理論的素質了。這樣，我們就必然落後於時代對教育的要求，落後於我們的競爭對手，後果將不堪設想。作為高等教育主體和基礎的大專、本科階段一錯位，我們就不知要培養什麼人了。如果這個階段不著重去培養學生的現實創造力，只灌輸一些相對滯後的“理論”，學生畢業後就會“什麼事也不願幹，實際上可能是什麼事也不能幹”。即使以後繼續向“學科型”深造，也會喪失創新動力。

    在這裡，完全沒有“職業型”低於“學科型”的意思，而是要表明一種個體要儘量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位置。而社會要儘量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人才群體。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

    1、在大力擴大高等學校大專、本科段招生的同時，要注意把這個階段的教育定位為主要培養“職業型”人才，同時又是培養“學科型”人才的準備階段。這樣我們培養出來的大專、本科畢業生才會成為現代社會的適用人才，成為高素質的、能實現千千萬萬“現實創新”的勞動者，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培養的“學科型”人才，也才能充分具備“理念創新”的能力，兩種人才的結構，分工和互補才會合理。

    2、大專、本科階段的教學，在重視寬廣的基礎知識、重視知識的新穎性、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當然也要重視有特殊才幹的學生，對這樣的特殊人才決不要“以全概偏”）的同時，應該更加重視實踐教育，就本質來説，這個階段要特別重視學生動手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辦法、能力，不能讓他們畢業後高不成、低不就。

    3、為適應社會多元化和經濟多元化對不同專業的需求，大專、本科階段的專業設置和辦學模式要緊密地結合地方對人才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需要，擺脫傳統辦學模式的束縛，根據各職業崗位規範所需具備的能力、技能、智慧和知識需求，確立相應的課程設置，加強實習鍛鍊和實習考核。這一切應該體現在編制具有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特點相結合的教學計劃、大綱和教材。

    4、遵循教育規律，規範辦學標準，通過自我檢驗、政府檢查、社會評估、市場監督等有效機制的運作，不斷提升教育品質，學校加強與企業及其他用人單位的聯繫，聘請企業管理者和勞動者到大學指導，使低層次的量的擴展型教育向高層次質的提升型的教育發展。

    5、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和社會參與興辦高等教育的積極性。除了普通大學的大專、本科辦學之外，高等專科學校、短期職業大學、職工大學、職業技術學院等均是同一層次的高等職業技術教育，不失為有益的補充，關鍵是辦得名符其實，辦出特色來。教育部把這類學校的審批權下放到省（市、區）尤其對高等教育發展緩慢的地區更應給予放權。地方政府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措施，建立通過教育來促進地方經濟跨越式發展的良性迴圈。

    中國網 200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