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就市場信用問題赴廣東、福建、浙江三省部分地區進行專題調查時發現，市場信用缺失已嚴重困擾企業經營和金融市場秩序，成為目前制約生産力發展的突出 “瓶頸”，花大力氣解決這一問題已迫在眉睫。
拖欠“鏈條”捆住了企業
福建省金融部門今年上半年組織對企業的抽樣調查發現，企業間相互拖欠，互相佔用資金的情況十分普遍，一些企業佔用或被佔用的資金達到其流動資金的近三分之一。晉江一家服裝公司需要近２０００萬元的流動資金，除了４００萬元貸款，自有的流動資金２００萬元外，“佔用” 別的廠家１０００萬元左右。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一般要“壓”中間商的資金，中間商再“壓”廠家的資金，廠家又會“壓”上游廠家的資金，一個拖欠“鏈條”就這樣形成了。這位負責人説：“一旦這個‘鏈條’出了問題，所有的廠家都會出問題。”溫嶺市萬通工貿有限公司張雲方則告訴記者，一到年關，企業間相互催債成了“家常便飯”，企業的銷售部門實際上也是討債部門。溫嶺市松門鎮有一些企業因為被長期拖欠而倒閉。一家企業倒了，許多家企業都要受影響，形成惡性連鎖反應。
福州市鼓樓區法院經濟庭統計顯示，該庭今年上半年審結的經濟類案件為３６３件，可列為“不講信用”類的就有２１９件。該庭統計的數字顯示，近幾年企業間相互拖欠、不講信用而引起的訴訟呈明顯上升趨勢。經濟庭的一位負責人説，一些企業視不講信用為平常事，不少企業還認為不講信用可直接給企業帶來“利潤”。一些日子不好過的企業甚至將不守信用做為擺脫困境的一種手段。
在採訪中，只要一提到市場信用環境，企業的經營者幾乎都要“罵娘”，因為這直接增加了企業的生産經營成本，成為企業沉重的負擔。以水産品經營為主的溫嶺市萬通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張雲方告訴記者：“現在企業做生意幾乎都要想辦法壓一壓對方的貨款，能晚還一天是一天，能少還一點是一點，這幾乎成了生意場上的規矩”。萬通公司正常經營需要流動資金２００多萬元，其中有一半是被客戶長期“壓款”的，一般要三至四個月才能還。張雲方説，為了做成生意，他只好從民間高息借貸，這１００萬元長期被對方佔用，一年損失的利息就要十幾萬元。“ 更要命的是，一旦市場發生了變化，客戶虧了本，我們也要跟著倒楣，等於增加了我們的市場風險。”
浙江華秦塑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尤作虎説，企業間不講信用，故意拖欠還直接影響了企業資金週轉，我們企業目前的“應收款”高達３０００萬元，其中３００萬元實際上已成了“死帳”，加上利息損失，企業的損失很大，這還是次要的，關鍵是影響了資金週轉速度，我們目前的資金週轉一般需要７０天。我們的産品市場好，但企業卻處於“半負荷”運轉，如果沒有這些惡意的拖欠，資金週轉週期可以提到３５天左右，産值就可以上去，毛利潤就可翻一番。
惡意逃廢困擾著銀行
廣東銀行同業公會副秘書長鄧其光説，一些企業從銀行貸款時就根本沒有想歸還，惡意逃廢債已使得金融機構到了“談虎色變”的地步。廣州市迪生實業有限公司自１９８９年與工商銀行建立信貸關係，目前欠工商銀行本金１４３３５萬元，利息５３３８萬元。這家公司經營管理不善，卻一直依靠高負債進行投資擴展業務，挪用貸款進行房地産開發，銀行多次到府催討債務，他們完全不合作。
潮陽市和平鎮部分企業家與記者座談時説，有的企業前幾年從銀行“搞錢”，都是壓根就不打算還的，貸１０００萬元，拿出一兩百萬元“回扣”都願意。銀行的錢相當一部分讓一些搞歪門邪道的人“搞”走了，正當經營的企業有時卻貸不到錢。
企業不講信用使銀行“吃盡了苦頭”，在沒有信用體系的情況下，現在一些銀行採取的辦法是“能不貸就不貸” ，致使企業融資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融資十分困難，潮陽市國有商業銀行“一分錢的貸款都要報到分行去批”。在金融環境相對較好的浙江省一些地方，企業貸款難的矛盾也十分突出。浙江省溫州市今年上半年比年初新增貸款７０．７３億元，但私營企業和個體貸款卻下降了０．８６億元。溫嶺市截至６月底金融機構各項存款餘額１２２．８億元，比年初增加１８．７億元，各項貸款餘額６０．９億元，比年初增加６．３億元。在新增的６．３億元貸款中，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新增的貸款僅為２５００萬元。
溫州市金融部門的一位同志告訴記者，在沒有市場信用體系的情況下，銀行回避風險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大客戶”，因此針對“好客戶”的競爭非常激烈，以至於形成惡性競爭。溫嶺市人行行長陳淩望告訴記者，現在商業銀行為保險起見，爭相貸款支援一些“好項目”，溫嶺市建設一條一級公路，幾家國有商業銀行爭著向上級行要指標，投貸額達４億多元。現在一些“好單位”，如財政、電信、電力等部門成了銀行競爭的熱點，大家蜂擁而上，難免出現負面效應。開始是吃吃喝喝，後來發展到報銷發票、安排子女就業等，甚至由銀行“請客”讓對方到國內外旅遊。這種惡性競爭直接加大了國有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
一些地方出現信用缺失“綜合症”
值得注意的是，信用缺失對地方經濟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正處在快速“釋放期”。一些地方因信用喪失出現經濟窒息“綜合症”，經濟發展“路越走越窄”。一是出現大面積的信用“雷區”，涉足企業苦苦掙扎。２０００年３月底，福建省石獅市８家城市信用社停業整頓，這８家城市信用社各項貸款餘額１２１５７０萬元，涉及當地企業５００多戶。為清收貸款，石獅市成立了由公檢法、人行、財政局等部門組成的２０人“追討貸款辦公室”。在石獅市政法委一位同志的帶領下，記者找到了石獅市一家玩具廠的洪廠長。洪廠長介紹，１９９８年，他準備開一家瓶蓋廠，就用設備做抵押向一家城市信用社貸了３００多萬元。記者問他目前一個月還多少錢，他回答説：“每個月１４萬元。”一旁的石獅市政法委的同志則告訴記者： “實際上達不到這麼多，我們也不敢逼他太急，這家玩具廠目前在欠債戶中還算是一家‘好企業’，如果追得太急，影響了企業生産經營，追討就更加困難。”記者問洪廠長： “是否可以從銀行貸到錢緩解一下資金困難的狀況？”洪志偉説：“我們在農行有３５０萬元的貸款，但這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時貸的，用土地和廠房做的抵押，以後每三個月還一次利息，一直到目前還是這３５０萬元的貸款。現在我們欠城市信用社的錢，沒有一家銀行敢再借給我們錢了。”
記者了解，像這家玩具廠的情況在欠債的５００多家企業中“十分普遍”。處於“還債壓力”下的５００多家企業相當部分在資金短缺的狀態下維持生産經營，企業的還債能力受到較大影響，步入了惡性迴圈。石獅市“追討貸款辦公室”負責人介紹，現在追討欠款的任務很重，但又不敢“逼企業太急”，如果對企業強行“抽血”過多，帶來的將是大量企業倒閉，這會動搖石獅市經濟發展的基礎。事實上，石獅市去年已有約６００家企業因資金困難等原因相繼關門。
二是信用惡化地區企業和資本外逃，經濟嚴重倒退。由於出口騙稅、惡意逃廢債嚴重，潮汕地區已成為信用惡化的“重災區”。許多省外企業不願意也不敢和潮汕地區的企業做生意。汕頭市市委書記李統書告訴記者，由於不講信用，一些人得到一點“小便宜”，卻給汕頭經濟發展帶來“難以下咽的苦果”。李統書痛心地説，外面的人已將潮汕人和不講信用劃等號，不僅潮汕的産品沒有信譽，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準也受到懷疑，致使汕頭已有企業思遷、外來企業觀望。
一些到外地投資的潮汕人也受到影響，潮陽市泰興公司董事長馬湖北説，他今年在武漢市投資３０００萬元建設一家分廠，打算用設備抵押在工商銀行貸款１０００萬元，今年４月份層層上報到上級行，但對方後來聽説我是潮陽人，就回復説再“認真研究”一下，幾個月過去了也沒有回音。
信用環境惡化嚴重窒息了潮陽的經濟發展，今年上半年，潮陽市完成工業總産值１３５．６億元，比去年下降１５．５％；財政收入２．４９億元，下降４４．２％；外貿出口總額４４８５萬美元，下降７４．９％，固定資産投資１．６億元，下降３０．４％。目前潮陽市只有２８家“三來一補”企業和５６家“三資企業”維持正常運作，分別比去年減少４家和１４０家。全市上億元工業産值的企業從去年初的３３家下降為１５家。由於企業存款大幅下降，今年５月份，汕頭市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金融機構存款負增長。據統計，汕頭市去年僅通過銀行流出的資金就達４５億元，今年前５個月又有１５．６億元流出。１９９９年以來汕頭市遷走的企業達１２００多家，僅去年就搬走了４５０多家。
汕頭市的幹部群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不講信用，對汕頭的打擊是全方位的，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制約，更主要的是，這種急功近利、為賺錢不擇手段的做法導致的是整個社會道德水準的滑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嚴重扭曲。痛定思痛，汕頭市已將“ 重建信用、重塑形象”做為“生命工程”來抓，並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汕頭人説，昨天不珍惜信用，今天要用百倍的努力才能“找回來”，代價和教訓都是巨大的。
評論：
大批企業因缺乏流動資金而陷入困境，銀行卻寧願資金閒置而不敢放貸，消費領域的欺詐行為更是花樣百齣……信用缺失已成為全社會的煩惱。
孔子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中華民族曾經以“信”為做人的第一要義，所以，當今市場經濟領域的種種無信現象受到人們廣泛關注，重塑信用已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呼聲。在此，我們反思信用缺失的原因，探討恢復社會信用的途徑，呼喚全社會的信用意識。
需要説明的是，報道中出現的一些信用缺失的不良現象將會令人感到沉重，但我們的目的不在於揭露，而是期望通過我們的報道引起全社會對信用問題的重視、思考以至行動，尋求恢復信用的方法，以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
我們相信，信用缺失只是社會轉型時期的暫時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法制的完善和人們道德水準的提高，社會的信用體系將會建立，人們的信用意識必將回歸，一個規範、有序、和諧的市場經濟社會離我們不會太遙遠。
新華社 2001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