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過度的財政擴張政策，會“擠出”和抑制民間投資。此外最終消費不能啟動，則民間投資就不可能活躍起來

    今年的西部論壇一開始，西部各地就紛紛首先推出了自己吸引投資的優惠政策。如陜西實行聯合審批和一條龍服務，宣稱已建立一套完整的外商投資服務體系，再如重慶已頒布了《關於進一步規範政務管理改善投資環境的決定》，又如四川則以自己在經濟發展上在西部地區有四個第一，來證明自己的投資環境之優。陜西、四川、重慶等地均宣佈自己把今年定為了“投資環境治理年”。

    數據表明，西部各自為政的引資拼搏好像效果並不明顯。

    民間投資停滯不前

    據外經貿部副部長孫振宇講，截至今年6月底，西部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數、合同外資金額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在全國總量中所佔比重分別為7．3％、6％和5．3％。又據國家計委官員杜平介紹，近20年外資在西部地區累計形成的總資産和所有者權益分別只佔全國同期規模的4．8％和5．2％，東部每人平均利用外資水準是西部的21倍左右。也就是説，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水準幾乎沒變。在國家財政投資大幅增加的同時，市場化的民間投資在西部停滯不前。

    民間投資緣何不願西進？

    大多數人認為，民間投資不願西進，是西部投資環境不好“惹的禍”。與東部和中部地區比，西部在硬環境上，表現為生態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生活貧困，人才匱乏，體制落後等，在軟環境上，表現為開放程度低，政府效率低，社會治安差，市場秩序亂等。

    西部人並不諱言上述狀況，但西部人似乎更強調另一點，即國家對西部的優惠政策不夠導致西部對民間投資缺乏吸引力。

    四川省社科院林淩認為，在80年代初實施沿海發展戰略中，沿海地區同內地之間形成了很大的政策落差。這種落差，在沿海地區特別是在特區造出一片政策洼地，吸引各種資本和其他要素向這個洼地集聚，從而使東部獲得了超常的發展。現在我國經濟、政治、體制等背景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資本的趨利本性並沒有變。西部要形成對各種資本的吸引力，同樣需要構建出這樣的政策洼地。如果僅僅把東部現行的政策搬到西部，一律平等，沒有落差，那麼各種資本為什麼要去西部投資呢？西部的資本為什麼要留在西部而不向利潤高的東部轉移呢？

    林淩提出，在西部要加大國家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銀行貸款實行財政貼息制度，在若干年內停徵農業稅，對外資和港澳台資實行比沿海優惠更多的政策。西安市市長馮煦初提出，國家在西部企業的增值稅方面應當再讓利，讓企業在西部的投資和東部一樣有利可圖，否則，國內外的資金、技術很難在短時間進入西部。

    其實，投資環境只是影響民間投資西進的一個方面，有專家認為，其他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視。

    相對過剩的經濟條件。國內大多數傳統産業生産能力過剩，西部的産業發展必須通過擠入飽和的市場尋求生存位置，投資成本與風險相對較大，因而民間資本不會對過剩的産業有興趣，而它有興趣的産業往往又受制于進入壁壘而不能參與，如電力、電信、民航、鐵路等。

    過度的財政擴張政策，會“擠出”和抑制民間投資。

    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由於財政投資是靠政府發債吸收民間儲蓄實現的，具有所謂“擠出”效應；還由於增加財政赤字最終要加重稅負，由此使投資環境變差、抑制民間投資。因此，依靠財政投資從較長時期看並不能增加投資需求。

    疲軟的消費需求。西部地區去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3％，今年上半年增長9．5％，而全國去年則增長11．4％，今年上半年增長10．3％。國家投資額增長率高出近1倍，市場消費增長率反而低了1個百分點，況且是在基數本來就較低的西部地區。最終消費不能啟動，取決於最終消費的民間投資就不可能活躍起來。

     《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