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價值200多萬元的紅色寶時捷跑車，一棟湖光山色的別墅，一張“愛填多少填多少”的空白支票，誰可以收下走私分子這麼大一批黑金，而在案件真相大白之後還“不涉案”？
如果你是一位公務員，手上握有公共權力，你以手中的權力去尋租了這些黑金，你當然就涉案了；但我們現在説的不是公務員，我們説的這個人，手中沒有公共權力可以出賣，她只有一副好皮囊，還有一腔好歌喉，一句話，她只有“一身的本事”，她，收下這批黑錢就可以“不涉案”。
在“遠華紅樓反腐敗展館”展出的幾輛涉案轎車，都標明瞭來歷，誰的，誰送給誰的，一清二楚，一目了然。惟獨那一輛價值昂貴引人注目的紅色跑車，為X者諱，只説是賴氏家族送給“某歌星”的。其理由是“某歌星不涉案”，只是與賴昌星的侄子“簽了三年的合同婚姻，並沒有領取結婚證”，並且現在已經回到了歌臺，回到了人民大眾中間。
從走私案來説，沒有聽説某歌星涉案。我們可以設想，某歌星只恪盡“合同”規定的“職守”，並不，或賴氏也不讓她參與走私活動，從而認定她一點間接的犯罪合作作用也沒有起到，所以“不涉案”。
但她的那個“三年婚姻合同”，不過只是一個較長期的性買賣合同，是一個“無效合同”。如果某女收了某男一輛自行車而不是寶時捷、被帶到出租屋而不是別墅、時間是三小時而不是三年，很顯然，這是一個該接受治安處罰的案件，免不了要以賣淫嫖娼論處。但如果訂購三年，就是“合同”，事情立刻“雅訓化”。這豈不是一種“人類理性的盲區”？
而事實上，某歌星是賴氏銷贓的渠道之一。如果她明明知道賴氏從事的是什麼勾當，還加入進去分贓，根據我國的刑法，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涉案”，而是“同案”了吧？
《北京青年報》2001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