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鏈）
--繼續執行“兩手政策”，重在增強“第二手”的力度，發揮供給方面的活力
--加快民營企業的發展
--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加快金融改革的進程
--改善政府監管
--確立法治
1997年末，由於國內一些因素的變化，再加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催化，中國出現了市場疲軟，經濟活動放慢的病象。從1998年初開始更進入了通貨緊縮，即物價總水準持續下降的狀態。需求不足和産品滯銷與企業利潤減少和緊縮開支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了惡性迴圈。從1998年起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反衰退的經濟措施。到2000年初，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得到遏制，經濟生活中出現了積極的變化，2000年實現了8%的GDP增長。
目前，雖然經濟界和經濟學界對經濟好轉的性質和深度還有某些分歧，但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經濟走勢出現了重大轉機這一點已經沒有太大的分歧。在我看來，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分析這一轉機的前因後果，以便決定今後應當採取的基本方針和主要措施。而在推動經濟轉機的原因的問題上，經濟學界存在著很不相同的認識，從而對今後的政策著力點有不同的想法。
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促成經濟根本性變化的基本原因，是政府在過去三年中採取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在這三年中，發行了3600億元的國債，用來進行基礎設施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再配合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和刺激消費的政策，增加了需求，拉動了增長率回升，今後仍然主要要靠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援持續穩定的增長。
第二種觀點並不否認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扼制經濟下滑中的作用，但是認為僅僅靠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的需求政策並不足以造成經濟發展態勢的根本轉變。中國經濟在2000年出現重大轉機的原因，從政策層面説，不能僅僅歸因為以積極的財政政策為主體的擴張性的需求政策，而應歸因為需求方面和供給方面雙管齊下的“兩手政策”。2000年的重大轉機，是“兩手政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我個人是持第二種觀點的。我之所以這樣看，是因為：第一，僅靠每年區區一千幾百億元的財政投資並不足以拉動總額每年高達3萬億元左右的投資需求。第二，財政政策除了有它的正面作用，還有它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一是擠出效應。政府財政投資的實質，是借用民間的資金來投資，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資的財源，會相應減少民間可以用於投資的資金；二是大部分的競爭性部門政府投資的效率不如民間投資，政府投資規模太大，持續的時間太久，會造成全社會投資效率的下降；第三點更重要，這就是長期使用財政政策來支援經濟增長會抑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這是因為，債務是需要歸還的；財政投資的主要範圍是公共基礎設施，其營利水準比較低，回收期又很長，這就要用稅收收入來償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稅收增加勢必影響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從短期來看，財政投資的積極的效應大於消極的效應，但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拖得太久，它的消極效應就會變大，甚至超過了積極效應。
正是由於這種認識，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放慢的情況下，提出了除採取擴張性的財政等需求方面政策外，還應當採取發揮企業活力的供給方面政策的主張。
這裡需要對“需求方面的政策”和“供給方面的政策”這兩個概念做一點説明。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英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遇到經濟不振時，通常都採用凱恩斯主義者所倡導的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從直接擴大需求入手拉動經濟回升。在需求方面的政策之外運用供給方面的政策刺激，是70年代一批號稱“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supp ly-s id e e-con om is ts)提出的。當時，這些國家在戰後一直採用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出現了失靈，並且導致停滯與膨脹兩症併發的“滯脹”(s tag fla tion)。供給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好壞並不是像凱恩斯主義所認為的那樣，主要取決於需求是否充足，而是取決於“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方面是否具有活力；因而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措施，也不應該是運用財政政策或貨幣手段去增加需求，而是向“供給方面”傾斜，使企業提高競爭活力和增大投資積極性。1980年和1981年，撒切爾夫人和裏根總統相繼執政。他們都採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撒切爾夫人主要是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同時降低社會福利水準。裏根總統則採取了降低稅負、解除管制、強化競爭、大力扶持小企業等一系列刺激供給方面積極性的政策，來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和發揮企業的活力。事實説明，這一套政策在恢復英美企業的競爭力上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美國解除對民航和長途電話的管制以後，資費持續降低，服務大為改善。許多經濟學家，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認為，這正是90年代美國高新技術産業飛速發展和經濟保持長期繁榮的微觀基礎。
不過“供給方面的政策”對於大多數中國官員甚至經濟學家都是一個比較生疏的概念，因此採用這種政策的主張並沒有在經濟學界取得共識，更不用説成為黨和政府的正式方針了。
幸運的是，中國改革自身邏輯要求把改革不斷推向前進。1997年10月中共十五大成為我國改革邁向新階段的里程碑，此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煥發了供給方面(即企業和企業家)的活力：
(1)十五大否定了從蘇聯學來的並且長期被奉為經典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國家所有制”的教條，把多種實現形式的公有制為經濟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定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並且把非公有制經濟提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高度。這些寫入我國憲法的規定為充分發揮各種所有制企業的活力奠定了憲法基礎。
(2)為了給國有企業每年數百萬下崗職工創造崗位，從1998年中期開始政府陸續採取措施來解除對民營企業的束縛，改善中小企業的經營環境和刺激民間投資的積極性。比如為緩解小企業融資困難，商業銀行加強了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服務，建立為小企業貸款擔保基金或者公司等。
(3)十五大和1999年的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反覆強調了“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的必要性。這樣，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中小企業和縣鄉鎮政府所屬的鄉鎮企業擺脫了上級行政主管機關的束縛，改制為真正的企業。
(4)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加快國有大型企業的改革。在這以後，採用了行業改組與企業公司化改制相結合的方法，對石油、通訊、鐵路、電力等大型國有企業集中的行業進行重組，大致做了三件事：實現政企職能分離和建立新的政府監管框架；打破行業壟斷，促進企業間的競爭；通過重組過的公司在國內外證券市場首發募集和上市交易，在股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把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不過由於國有企業有幾十年計劃經濟的歷史慣性，而且大企業一般存在“船大難掉頭”的問題，公司治理的某些重要問題就難於馬上得到解決，所以對大多數從國有企業改制的大公司提高效率、增加盈利的效果還不能估計過高。
江浙的啟示
另一方面，上述發揮企業和企業家活力的措施在民營中小企業中見效卻比較快。在上述措施得到比較好的落實的地方，很快出現了一些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格局大體形成、GDP的年增長率超過兩位數、社會投資迅速回升、國際貿易空前活躍、就業情況良好的大片地區，例如，浙江、江蘇、廣東這三個國民生産總值約佔全國27%、民營經濟佔有較大比重的省份，2000年就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勢頭，成為全國經濟向好發展的龍頭。
其中浙江省的溫州和台州兩個專區早在90年代初期私人業主的積極性就已經得到了發揚，因而那裏企業家的精明的商業計算和艱苦創業的精神早就在全國聞名。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它們的做法在全省範圍內得到推廣。1997年以後，浙江經濟一直沒有出現過衰退，2000年以後經濟更加繁榮。
江蘇的經濟發展則經歷了一些曲折。它的鄉鎮企業(“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在八十年代曾經顯示了很大的優越性。過去每一次出現經濟衰退，江蘇總是走在前面，帶動了全國經濟的復蘇，可是由於蘇南這種由基層政府直接經營企業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發展了的形勢，在最近的一次經濟波動中，它不僅沒有起帶頭作用，反而落在了後面。最突出的是1998年。當時為了抵消出口需求減少帶來負面影響，要求爭取當年固定資産投資增長15%-20%。可是執行的結果，國有部門的固定資産投資在財政投資的支援下增長近20%，全社會的投資增長卻被集體經濟3.5%的負增長拉了下來，甚至沒有達到增長15%的最低要求。不過好在壞事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轉變為好事。在1998年、1999年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的情況下，蘇南的縣市領導和一般幹部只好放下架子，不恥下問，向搞的好的地方學習。於是幹部群眾成群結隊，絡繹不絕地到溫州、台州去考察。通過學習交流，他們從善如流，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鄉鎮企業的改制。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這些企業的活力得到了釋放，2000年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江蘇從來在吸收境外投資方面走在前頭，近年來在中新(加坡)合資的蘇州工業園區全套引進新加坡的“管理軟體”的帶動下，蘇州、無錫等地開發區的投資環境大為改善，所以境外客商蜂擁而至，進駐非常踴躍。甚至一部分南方的外資企業也聞訊遷移過來。所以這個地區的發展正是方興未艾。
可以説，發揮企業活力、啟動民間投資是保持我國經濟持續投資增長的中心環節。解決好了這個問題，其他許多長期困擾不少地方領導的問題如城市失業、農村偏枯、居民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等問題都可能迎刃而解。
今年上半年浙江等省經濟發展繼續保持良好態勢。其中像浙江這樣的先進地區具有極大活力的企業經營活動更表現出向縱深發展的動向，具體表現在：(1)發揚企業家精神，把生意做向世界，力求做強做大，創造自己的名牌。(2)把企業家的創業精神與高素質的科技力量結合起來，在高新技術産業中顯身手。(3)投資興辦運用新技術的私人農場，從事高附加值的農産品生産，促進農業的産業化。據統計，全省這類投資已超過100億元。(4)通過企業家投資辦工業、辦商業的辦法參與西部大開發，創造了一些很有推廣價值的好經驗。
以上情況説明，在十五大方針落實得比較好的地區，目前經濟發展態勢良好，近期發展也不會有太大的困難。但是這並不等於説，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已經有了完全的保證而不存在任何問題了。首先，各地區貫徹執行發揮企業活力的方針的情況差別很大。從全國情況看，我們還面對著多方面的巨大挑戰。首先，20世紀留下了尚未解決的六大難題：一是國有經濟佈局調整和國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國有企業有大量下崗職工需要分流；二是還有相當一部分地區中小企業發展不足，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沒有形成；三是農村巨量剩餘勞動力有待轉移，農民貧困狀況未有根本改變；四是地區經濟發展很不平衡，西部廣大地區有待開發；五是行政機關對企業微觀干預仍廣泛存在；六是離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還有較大距離。其次，21世紀又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一個是全球化的衝擊，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機遇更是挑戰，不面對是不行的；一個是網路經濟的衝擊，網路改變的不僅僅是人們交往方式和社會組織方式，更是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個衝擊也不可低估。此外，對外經濟關係存在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例如美國和世界經濟放慢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會在今後幾個月中逐步顯現出來。
六點政策建議
在面臨多方挑戰的情況下，能否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取決於是否採取了正確的方針和政策，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和啟動民間投資。根據過去的經驗，我們需要在如下幾個方面做好工作：
(1)繼續執行“兩手政策”，重在增強“第二手”的力度，發揮供給方面的活力；在供給方面活力確實有了提高的前提下，相機減弱“第一手”的力度，使長期實行擴張性需求政策的負效應不致過分積累。
(2)加快民營企業的發展。對內實行國民待遇；取消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規定，啟動民間投資；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服務；扶持高新技術新創企業的發展。
(3)繼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在後進地區落實放開搞活中小型國有企業的方針；在後進部門加快國有經濟的改組和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提高大公司的核心競爭力。
(4)加快金融改革的進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化改造進程；在股份制銀行中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縣域金融體系；在規範的基礎上發展資本市場。
(5)改善政府監管。必須盡可能減少行政性審批和政府對企業的微觀干預；精簡黨政機構，建設廉潔有效的政府；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建立新的監管框架。
(6)確立法治。按照十五大“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在全體黨政幹部中進行法治教育；確保公民的私有財産等基本權利不受侵犯，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律體系；確保黨政機構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活動和依法行政；完善司法體系，實現獨立審判和公正執法。
《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