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和患者之間，猶如“針尖”對“麥芒”

    以前，我們聽到醫療事故後患者投告無門的消息多，而患者敢於向醫生動粗的消息少。最近，卻看到不少病人傷害醫生的惡性事件報道。

    這類事件之所以引起媒體的普遍關注，緣於今年7月發生在湖南長沙患者殺害主治醫生一案。據媒體報道，一名叫彭世寬的白血病患者，在經過自體移植治療後，發現身體變化不大，便開始在醫院鬧事，打砸搶，破壞醫院血液病房的設施，發泄仇恨。直到今年7月10日，彭世寬手持水果刀騎在其主治醫生王萬林身上，連砍46刀。王萬林心臟和脾臟被刺破，送入搶救室時已死亡。

    同月25日，在著名的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王任直教授遭到患者家屬的血腥“討伐”。據《北京晨報》報道，住院60多天的巨大腦垂體瘤患者高某，因手術後出現下丘腦功能衰竭，搶救無效死亡。死者家屬到協和醫院神經外科吵鬧。王教授走出來讓他們“説話小聲點兒，有事到辦公室説”，卻被死者兒子用玻璃鏡框砸傷，左臂的肌肉、神經、靜脈切斷。

    來自《北京晚報》的消息説，近3年來發生了502起毆打醫護人員的事件。而據新華社報道，今年4月，北京警方對外公佈的、已處理的無端毆打醫務工作者案件就有3起。這讓人想起另一種數字記錄：中國消協曾經做過的一項調查，即醫療事故是6大消費者投訴熱點之一。從醫療事故到患者無端鬧事，患者與醫院和醫生之間的官司糾紛不斷。醫生和患者之間，猶如“針尖”對“麥芒”，一旦言語不和就導致衝突，甚至拳腳相向。

    “體制危機落實到人際關係上，大概是醫患衝突的原因所在”

    造成今天醫患關係緊張的原因有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在體制上。《三聯生活週刊》的一則報道説得好：“體制危機落實到人際關係上，大概是病房裏所有矛盾的原因所在。”

    從患者和醫生各自的角度來看，這個“體制”包含著不同的意味。

    就患者而言，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從公費醫療到醫藥費承包，再到醫療保險，儘管在逐步適應市場經濟要求，但由於醫院之間缺乏競爭，個人在承擔更多的醫療成本的時候，並沒有得到更好的服務。更重要的是，醫院和患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並沒有得到多大改善。

    患者對醫生一直是尊敬之下的小心翼翼，惟恐醫生不耐煩，不小心把自己的病給耽誤了。而醫生呢，卻多是頤指氣使，不大有好臉色的。在沒有什麼利益衝突時，這種狀態是相對平衡的，但這種平衡卻有很大的虛幻色彩。原因很簡單，大多數患者對醫生的尊敬是基於：第一他是個醫生；第二，我沒有太多的選擇。再加上醫藥費很高，紅包盛行，患者對醫院的信任也大打折扣。

    從醫院的角度而言，市場經濟發展並沒有因此改善醫院的投入體制。一份統計資料表明，美國醫療投入佔國內生産總值的14．7％，約為1萬億美元，等於中國國內生産總值。中國的醫療投入佔國內生産總值的4．3％。中國國家衛生投入佔世界衛生投入的1％，卻服務了佔世界總數22％的人口。中國國有醫院目前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國家撥款，外加以藥養醫，醫生的技術勞動成本很低。

    在醫院看來，醫生一直是負重前行。在某種程度上，比之其承擔的社會責任，醫生得到的經濟收益和社會地位是不對等的。

    導致醫患衝突不斷升級的，還有許多社會環境因素

    這些觀念反映在具體事件上，很容易導致情緒化衝突。但體制危機誘發的矛盾，還不至於産生患者血腥報復的結果。導致醫患“戰爭”不斷升級的，還有許多社會環境因素。

    最重要的是法制環境。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媒體掀起一陣關於“醫療事故如何鑒定”的法學爭論。6月，新《醫療事故處理辦法》草案出臺。後來，就沒有再看到相關的消息。

    因為法律的不完善，一些患者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去年在北京轟動一時的患闌尾炎女童卵巢錯割一案，歷經3年，才得到最後裁決。3年內，患者單醫療事故鑒定就做了3次，每次結果都不相同，耗費了患者大量的時間、人力、財力。這還算是幸運的。《北京晚報》報道説，一些醫療事故糾紛拖至幾年，甚至幾十年也得不到解決，法院對此也非常頭疼。

    這種制度不健全所帶來的傷害是雙方的。有的醫療事故糾紛，醫院和醫生借相關醫院的關係，在事故鑒定上做手腳。有些患者也會依賴社會關係，鑽法律空子，以此要挾醫院和醫生。前不久，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説公安部、衛生部聯合發出通告，要求公眾遵守醫療機構的有關規章制度，否則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通告同時要求醫療機構加強管理，禁止亂收費，認真執行相關的醫療規章制度。

    幾個案子引來一個通告，這是一個可以想見的結果。但我們更期望的是，這些案件能夠引發體制上的深層次的變革和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只有這樣，才能夠在醫患間建立起平等、尊重、信任的關係。

    《人民日報 . 華東新聞》 2001年0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