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青海省格爾木市檢察院簽發8張拘留證，曾浴血保衛可可西裏野生動物的原野牦牛隊8名成員涉案被拘。3月16日，拘留證變為逮捕證，理由是“涉嫌貪污”。

    野牦牛隊曾在歷經神話般輝煌之後面臨種種隱諱的非議，而在野牦牛隊被撤並不到3個月的時候，暗地裏的傳言卻變為檢察院初步認定並行將力處的事實。鮮明的毀譽轉折如此迅速，令所有關注野牦牛隊命運的人們震驚。

    野牦牛隊的旗幟已經不在，野牦牛隊的名譽是否亦將就此徹底損毀？而可可西裏呢？而藏羚羊呢？

    －野牦牛隊8名成員被拘

    記者是在青藏線上聽到野牦牛隊成員被拘的消息的。

    3月19日晚，在可可西裏保護區管理局所在地格爾木市，記者採訪了該局局長才嘎。野牦牛隊被撤並之前，曾和管理局並存3年，卻水火不容。此番涉案被拘的8人中，有5人在野牦牛隊被撤後成為管理局的臨時工，即才嘎局長的屬下。

    才嘎局長説，檢察院簽發拘留證和逮捕證時，他均不在格爾木。局裏打電話向他通報此事後，他即派員向檢察院了解詳情，反饋回來的資訊是：8人涉嫌倒賣藏羚羊皮然後分贓。

    這8個人是：原西部工委辦公室主任靳炎祖，司機呂長征，治多縣林業派出所民警尼瑪、尕仁青以及野牦牛隊成員謝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其中呂長征現為管理局的正式職工，謝周、彬巴、扎西才仁、旦正扎西為管理局臨時工。

    才嘎説，檢察院執行拘留時，謝周正在玉樹家中休假，他即讓局裏電話通知謝周，督其歸案。

    3月18日，才嘎回到格爾木。3月19日淩晨1點，才嘎在辦公室向返回格爾木即將投案的謝周了解情況。

    據才嘎轉述謝周的説法：1998年，野牦牛隊在一次巡山中，抓獲了4名盜獵分子，收繳了兩輛吉普車和94張藏羚羊皮。旋即，他們放掉了4名盜獵分子和一輛吉普車，並賣掉藏羚羊皮，把所得收入用於巡山補助和補發工資，每人平均分得4000余元。謝周還説，時任西部工委書記的扎巴多傑知道此事後，曾對他們進行過內部處理，按月從他們的工資裏扣除盜賣所得，至案發時已經扣清。

    －家屬：賣羊皮所得已經還清

    3月19日晚，在原治多縣西部工委為野牦牛隊隊員租下的住房裏，記者見到了扎西才仁、彬巴、謝周和呂長征的妻子，4位女人一提起她們的丈夫就忍不住掉淚。

    謝周的妻子央宗説，謝周是和扎巴多傑書記一起到野牦牛隊工作的。1998年8月，謝周確實往家拿過4340元，説是補發的工資，後來隊上又説這錢不許發，要扣回去，於是就按月扣。當時謝周的月工資只有260元，於是，家裏很長時間連這260元都見不到了。

    扎西才仁的妻子薩仁也回憶説，扎西在野牦牛隊幹得很苦，260元的工資還常常不能按時發。他們是賣過藏羚羊皮，那是因為飯都吃不上才賣的，他們沒有捕殺過一隻藏羚羊。

    薩仁説，1998年扎西往家拿回錢不久，8月份隊上就開始扣扎西每月260元的工資，直到去年8月才扣完。這兩年裏，扎西幾乎沒拿過錢回家。

    彬巴的妻子不會説漢語，只是哭得厲害。旁邊的女人們説她最可憐，十個月大的兒子肝上長了東西，要做手術。

    對於丈夫的事，妻子們都説不理解：他們為保衛可可西裏做過貢獻，有問題也處理過了，為何還要抓人？因此她們找檢察院，找才嘎局長，要求探監，要求解決她們的家庭生活困難。

    －原隊員：賣羊皮是為生存，為能堅持巡山

    野牦牛隊今年年初被撤並時，計有28名隊員，其中24人被併入可可西裏保護區管理局。野牦牛隊隊員涉案，對於其他原隊員亦該是扎心窩子的打擊。記者問才嘎局長，原野牦牛隊隊員對此反應如何？情緒如何？才嘎局長説，他剛回格爾木，尚無更多時間和隊員們交流。

    而記者見到的一些原野牦牛隊隊員情緒頗為激動，他們説：“保衛可可西裏這麼多年，我們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呀？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

    隊員和家屬不否認問題，但他們説，那是為了生存，為了堅持巡山，為了更好地保護藏羚羊。況且，處理也處理過了，如今又升級處理，到底為什麼？

    據了解，事發時，扎巴多傑任西部工委書記、即野牦牛隊隊長，梁銀權任西部工委副書記，他們二人應該對事件的發生和處理最知情。現扎巴多傑已經離世，梁銀權在野牦牛隊撤並後亦未能進入管理局。但在此案中，梁銀權應該作為一個重要證人。

    據家屬們説，3月16日，梁銀權曾來看望過她們，後來就遍尋不見了。

    是夜，記者在格爾木市多方尋找梁銀權，未果。

    在這樣一起具有轟動效應的案件中，不知還有多少知情者尚隱忍不言，為什麼？

    －檢察院：兩個月內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雖然可可西裏保護區管理局設在格爾木，但可可西裏保護區卻在玉樹州屬地，且案發時野牦牛隊尚屬玉樹州治多縣西部工委管轄，野牦牛隊隊員也未歸編于可可西裏保護區管理局。一個已經得到處理的案子為何將於事發近3年後被提起公訴，又為何由格爾木市檢察院管轄，記者于3月20日上午去格爾木市檢察院進行了採訪。

    該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辦案人員稱，野牦牛隊的一些作為他們早有耳聞。記者追問，既如此為何至今才查？該人士稱，今年春節後又有群眾反映。記者刨根問底：“如何反映？書面舉報還是面談？”該人士説：“直接過來和我們談。”

    至於管轄，該人士説：“我們自己摸查線索後，曾就管轄問題請示青海省檢察院，省檢察院反貪局指定此案由我們檢察院搞。”該人士給記者看了拘留證、逮捕證，稱拘留和逮捕8人的理由是涉嫌貪污，並稱該院將在兩個月內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記者問，此案是否會涉及更多人、更多事，檢察官回答了三個字———“不能説”。

    對於記者提出的採訪涉案人的請求，檢察官予以回絕。

    －公眾：野牦牛隊有缺點，但瑕不掩瑜

    野牦牛隊的確曾賣過藏羚羊皮，野牦牛隊的一些隊員也曾酗酒、打架，野牦牛隊很多人文化水準不高，野牦牛隊的各方面管理也不盡順暢。總之，野牦牛隊的一些問題確實是問題。但是，野牦牛隊曾經的英名是否就該因此終結于法律的懲處，各方人士看法不一。

    一位曾為可可西裏的保護捐款捐物、一直關心野牦牛隊生存狀態的女教師頗為痛心地説：“這是為什麼呀？我非常非常不理解。這樣一支隊伍真是英雄，他們在第一線出生入死，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在冰天雪地裏追捕盜獵者，經常只能用生牛羊肉充饑，有時甚至從車轍溝裏舀出泥水解渴，請問一些拿著國家工資從事藏羚羊保護工作的人做到他們那樣了嗎？”

    一位曾兩度跟隨野牦牛隊巡山的電視臺記者説：“管理局1997年成立，去年才第一次巡山，還沒有深入可可西裏腹地，而野牦牛隊在資金匱乏又那麼艱苦的條件下，做了那麼多工作，我們還能苛求什麼？況且野牦牛隊也在不斷完善自己，1999年以後，他們沒有賣過一張收繳的藏羚羊皮。”

    也有人質疑，被捕的8人中有4人係臨時工，臨時工、四五千元是否能以貪污定罪？

    可可西裏保護區管理局局長才嘎説，野牦牛隊確實為保護藏羚羊出力流汗，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幹了不少工作。但犯了法，就應該接受法律懲處。才嘎説他們不能干涉辦案，但如果此事確實已經處理過了，就希望家屬們和原西部工委的領導把處理單據拿出來。如果僅這一件事，才嘎説希望能寬大處理還是寬大處理。

    －案發背景

    是體制之爭的延續嗎

    對於這次突如其來的事發，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其實並不偶然，從野牦牛隊的被撤並、野牦牛隊大旗仆地便可窺見他們行將灰飛煙滅的端倪。

    法律重事實、講證據，功是功、過是過。不論背景，任何人盜賣藏羚羊皮都是違法行為。

    事已至此，關注野牦牛隊命運的人們只能祈望這是一起沒有操作的案件；祈望法律能高懸公平之劍；祈望野牦牛隊的是非功過能得到公正的評價；祈望野牦牛隊的頭上沒有虛幻的光環，背後也沒有莫測的冷箭。

    其實，人們關注野牦牛隊的命運，就是在關注可可西裏的命運，推及其他，也是在關注我國環保事業發展的方向。

    據了解，野牦牛隊撤並之初，原野牦牛隊成員既感失落，也寄予期望，儘管他們和管理局間曾有衝突，但他們也盼望有更加規範的管理和更加良好的生存環境。

    野牦牛隊隊員歸併到管理局後，月工資從原來不能按時發放的260元漲為現在能基本保證的400元，租住房屋的房費也由管理局代交。隊員的經濟待遇比以前有所提高，但隊員們還是感到些許不快，因為他們的臨時工身份，他們總感覺自卑，沒有歸屬感。

    才嘎局長説，只有理順體制，才能使可可西裏的生態環境得到更好的保護。

    此話不謬。

    現在的體制是幾經反覆確定的體制，是否是最佳體制，見仁見智。

    但既已如此，我們只能在此基礎上尋找平衡，問題是，這種平衡在制約魯莽、無序的同時，是否也會消匿野牦牛隊頑強、英勇、耐勞的精神呢？

    所有接受記者採訪的人都表示，讓可可西裏的藏羚羊和其他資源得到最有效的保護是他們的最終目的，惟願如此。

    北京青年報 2001年0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