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老兵將自己的隨軍日記送給張墉，可惜日記的關鍵部分被撕掉了。於是，他産生了收集日軍侵華證據的念頭

    2000年底，張墉作為鄭州公派出國的研修生來到日本，一家設在琦玉縣的空調工業會社接納了他。社長雖然是日本人，但對他很照顧，將自己的一套空房子給他和另外兩個中國研修生住。這房子地處居民區，左鄰右舍都是日本人。

    在大學裏張墉學的是電器知識，來這裡後被安排到空調生産第一線，雖説每天工作8小時，但勞動強度大。一天下來，他累得連路都走不動了。

    這時候，一位日本老人過來看望他們，帶來的提袋裏裝滿了水果。老人説：“我叫岡崎，是你們的鄰居。給你們帶點水果，年輕人應該多吃這些。”

    “謝謝！”張墉接過了提袋。

    “我到過中國。”

    張墉問：“去幹什麼？旅遊嗎？”

    “不，參加戰爭。但是，我很喜歡中國！”

    張墉這才知道他是一位日本老兵。但是，初次見面，張墉不便多問，就岔開了話題，與他聊起了日本的風土人情。

    此後，老人一發不可收，每天都過來送蔬菜水果。隨著他們交往的增多，談話也越來越深入。老人告訴張墉，他今年80歲，曾是日本軍人，屬於松井石根（二戰時的日本甲級戰犯、陸軍大將）的部隊，參加過侵華戰爭。因為懺悔當年在中國的罪行，所以多年來患了失眠症。他説他討厭戰爭，並一個勁兒地罵自己是混蛋。

    老人還説，他的部隊長最近寫了一本回憶錄《浙江的山山水水》，給他這位下屬送了一本。張墉靈機一動：從書裏説不定能找到日本侵華的罪證，就向他借閱這本書。讓張墉失望的是，這位部隊長在書中只是表達了對中國風光的喜愛之情，並未觸及政治與軍事。於是，張墉問老人，有沒有描寫戰爭的資料。

    老人回答：有，自己的隨軍日記。

    於是張墉向他索要，他起初不給，次日又主動將日記贈給張墉。可惜這本日記已被撕掉了一半，雖然寫到了戰爭，但是只觸及了皮毛。老人的舉動代表了部分日本人的心態，他們儘管知道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卻不想承認這段歷史，甚至想遮掩、抹殺歷史。一個大膽的想法出現在張墉的腦海：蒐集日軍侵華的罪證！

    一年內，為蒐集日軍侵華的鐵證，東京的20多家舊貨市場他幾乎每一個都轉了不下三遍

    可是，到哪去蒐集日軍侵華的罪證呢？張墉想到了東京的舊貨市場，因為琦玉縣與東京相鄰，兩地相距只有幾十公里。日本的舊貨市場都分佈在各個神社裏，每週星期六、日才營業，屬於地攤跳蚤市場。

    每到雙休日，別的研修生忙於打工，張墉卻坐車趕往東京各個舊貨市場“淘金”。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掙錢，後者卻是大把大把地花錢。

    張墉至今還記得當初收購第一件資料的情景。2001年春季，他來到八幡宮神社的舊貨市場。在地攤上掃來描去，他沒有發現很有價值的目標。正在他失望之際，突然，一件名為“武漢陷落紀念”的物品吸引了他的目光。

    這幅紀念品是一張紙，上面印有1938年武漢陷落時的照片、地圖以及奪取武漢的部隊長的照片。張墉覺得這東西很有價值，就過去問價錢。

    “1萬日元。”

    張墉吃了一驚，因為他每月的補貼只有7萬日元，生活費、交通費得花5萬日元，電話費1萬日元，所剩的零花錢只有1萬元。如今，這一件紀念品就要1萬日元。他説：“太貴了，能否便宜點？”

    “不能，如果沒有錢，請你走吧！”

    張墉受不了這種輕蔑的口吻，來不及多想就掏出1萬日元，買下了它。

    “這是我蒐集的第一件日軍侵華罪證，也是最好的一件！”

    接受採訪時，張墉興奮地告訴記者。初戰告捷，張墉興奮異常，信心大增，決心繼續下功夫蒐集日軍侵華的有關資料。此後，每個雙休日張墉都要到舊貨市場“淘金”。一年內，東京的20多家舊貨市場他幾乎每一個都轉了不下三遍。

    一次，他在東鄉神社市場發現一套八本《世界畫報》（支那事變專號），他眼前為之一亮，拿起來翻閱。這是國際情報社出版的，其中的上千幅圖片都是日本隨軍記者拍攝的，完整而真實地記錄了七七盧溝橋事變，日軍攻佔南京、上海等地的過程。直覺告訴他，這資料極有價值。但是，要價9600日元，他總共只帶了1萬日元。如果買下畫報，連返程車票都買不起，只好硬著頭皮討價還價。經過軟磨硬纏，最終以8000日元成交。

    從琦玉到東京往返車費以及市內交通費一次需要4000日元，他每月1萬日元的零花錢，連一月的車費都不夠。於是，他開始向同學借錢。借錢畢竟只能應付一時，最後還得還。他打電話告訴在國內工作的妻子，説自己蒐集日軍侵華的資料，錢不夠花。妻子通情達理地説：“有好東西只管買，我給你寄錢！”

    2001年夏季，在天滿宮神社市場，張墉從一大堆舊書裏翻出了一件日軍的嘉獎冊。它記錄了1938年日軍從南京到徐州、上海每次戰鬥的詳細內容，包括“斃敵多少”、“我方傷亡”、“繳械若干”、每人的立功受獎情況等。他如獲至寶，高價買了下來。

    當然，並不是每次出擊都能有收穫。張墉説，空手而歸的時候也很多，一是因為找不到有價值的東西，二是因為有的商販見張墉是中國人，不願意賣給他，或者故意高價刁難。有一次，張墉看中了一枚支那事變從軍紀念章，日本商販見買主是中國人，堅決不賣。

    專家看完這些珍貴的資料後驚嘆道：在國內非常罕見，對研究二戰非常有價值！於是，有人願出高價購買這些資料

    到2001年底，張墉的資料收集了滿滿一大箱子。張墉説，蒐集資料是秘密進行的，不敢讓別人包括同學知道。但是，時間長了，舊貨市場的商販都認識了。有些愛錢的，主動“獻”上日軍侵華資料。有的人卻處處刁難，甚至跟蹤他，弄得他提心吊膽。

    張墉打算于2001年12月1日動身回國，頭幾天晚上他就開始失眠——一年的“地下工作”碩果纍纍，他高興；但是，怎麼將它們帶回國，又讓他頭疼。自從美國“九一一事件”後，日本海關的檢查十分嚴格。所有行李都得打開檢查，如果這些資料被查出來，不準出境怎麼辦呢？

    後來，張墉還是決定把東西放在行李裏。他將這些資料摻雜在書裏，然後用塑膠袋分別包裝。可是，經過海關檢查時，張墉的心還是提到了嗓子眼上。工作人員要求他開箱檢查，他將旅行箱打開。工作人員見全是學習用書，揮手放行，他長出了一口氣。那一刻，他覺得時間過得那麼漫長！

    回到家裏，張墉歉疚地告訴父母、妻子：“別人在日本一年，回來時要帶幾十萬日元。我只有這些資料。”親人卻一邊欣賞張墉蒐集的珍貴資料，一邊笑著説：“這資料比什麼都金貴！這些都是日本人侵華的鐵證，看日本人還怎麼賴賬？你做了件了不起的事啊！”

    張墉的大學同學李軍峰前幾年曾經赴日本做研修生，得知張墉的舉動，十分敬佩他：“我們都有一顆愛國心，但是能像張墉這樣做的，很少！”

    這些資料到底有多大價值呢？為弄個究竟，6月下旬，張墉請鄭州大學歷史系現代史研究專家徐有禮教授對這些資料進行了鑒定。徐教授鑒定了侵華日軍日記、日軍佔領武漢紀念圖、日軍攻佔上海地圖、汪精衛叛國聲明、日軍攻佔上海的嘉獎冊、日本海軍轟炸中國的地圖、8本以照片為主的記錄日本侵略中國的《世界畫報》、一批日軍專用明信片等資料。上面不但有日軍的情況，還有德、意兩國軍隊的情況和圖片，內容非常豐富。

    徐有禮教授説，這些資料在國內非常罕見，就他所知，就是國內專門收藏民國檔案的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裏也沒有這一類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我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非常有價值！

    聞訊後，新華社隨即播發了“一批日本侵華新罪證在鄭州首次亮相”的消息。有人願意出高價買這些資料，張墉堅決拒絕：“我冒著危險，費時費力弄回這些珍貴的資料，不是為了錢！”

    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有點困惑地説：“這些資料怎麼辦呢？賣給別人吧，我的確不捨得，它們浸透著我的心血。捐給博物館吧，我也不放心，因為某些博物館不一定珍視它們。可是，一直放在我家裏，它們無異於一堆廢紙！”

    針對此，徐有禮教授呼籲：近一段時間我國連續發現一些日本侵華的資料，它們都是非常珍貴的歷史文物。有關部門可以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舉辦一個展覽，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另外，也可以把它們提供給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張墉覺得徐教授的話有理，他打算搞一個展覽，然後與其他日軍侵華資料收藏者聯手，成立一個日軍侵華罪證學會。

    生活時報 2002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