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春天,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議案,把重慶推上直轄市的歷史舞臺。1997年6月18日,新的直轄市在中國西部正式掛牌成立。借鑒東部經驗,造福西部百姓。5年來,重慶市在落實鄧小平同志“兩個大局”戰略構想和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做出了應有貢獻。
地位凸顯:三大開發戰略融合的交匯點和支撐點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就明確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一個大局,是東部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先發展起來,中西部地區要顧全這個大局;另一個大局,是當發展到一定時期,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幫助中西部地區加快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也要顧全這個大局。在成功實施沿海發展戰略後,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解決日益擴大的地區差距問題,擺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
1994年,江澤民總書記視察重慶,以戰略家的眼光題詞勉勵:“努力把重慶建成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黨中央對重慶寄予厚望,充分發揮區位優勢、“窗口”作用和輻射作用,帶動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安排和管理三峽庫區移民遷建與開發,確保三峽工程建設的順利實施。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區域的發展往往依託于一些經濟基礎較好的“點”,再通過這些增長“點”向周圍輻射擴散,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崛起。作為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區域性經濟中心,重慶地處西部大開發規劃中的長江上游經濟帶、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和南貴昆特色經濟區這三大區域的結合部,對長江經濟帶和西部經濟區有雙重聚散功能。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現實基礎,使重慶成為啟動西部大開發的首選之地。
重慶直轄3年後,西部大開發全面啟動。至此,沿海開發、長江經濟帶開發和西部大開發構成了我國“H”型現代化建設格局。左右傳遞、東西連結,重慶直轄市成為三大開發戰略協調融合的交匯點和支撐點。
以重慶大發展帶動西部大開發,在西部大開發中實現重慶大發展。重慶現已搭建起多個參與西部大開發的戰略平臺,“樞紐重慶”、“數字重慶”已具規模:已建成的達萬鐵路和正在建設的渝懷鐵路,聯川入湘,打開了西南出海通道;“半小時出城”和“8小時重慶”交通暢通工程,以及渝長、渝黔、渝合等高速公路相繼竣工,舒暢了城市動脈;三峽庫區碼頭的擴建、機場的修建,疏通了“黃金水道”,架起了“空中走廊”;郵政樞紐工程投入使用,全球最大的地方電話網建成開通,形成了便捷高速的資訊通道;隨著統一開放市場體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重慶已成為長江上游和西南地區的重要商貿中心、生産要素的重要集散地。
無論是樞紐功能的強化還是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提高,都使我們在中國經濟地理的版圖上清晰地看到“重慶板塊”的聚散作用。這一經濟高地的隆起不僅促動了三大戰略的融合發展,而且加快了東中西三大經濟板塊的有機連接。長江沿岸幾十個城市初步形成以上海、南京、武漢、重慶為中心的4大協作區。4大協作區以浦東開發、三峽建設和西部大開發為動力,首尾呼應,每年都能達成協作項目3000多個,新增産值上百億元。
5年建設:富民為本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重慶在4個直轄市中有“三個之最”——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經濟最落後。直轄市的牌子、中等省的構架、西部的發展水準,這就是重慶的特殊市情。
在討論發展方略和啟動策略時,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經常強調,新重慶的規劃要堅持地區經濟發展與全國一盤棋相結合、近期工作與遠期設想相結合、重點突破與全面推進相結合、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相結合的方針;新重慶的建設不能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思想,要有長期努力、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新重慶的發展要透徹理解中央給予重慶的戰略定位和現實任務,因地制宜,富民為本。
新興直轄市的發展思路在科學論證和反覆探索中不斷廓清,一種既有直轄共性,同時又有別於京津滬的建市思路逐步形成——以建成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為戰略定位,探索一套科學、高效的行政管理新體制,實現大城市帶動農村、城鄉一體共發展共繁榮。都市發達經濟圈、渝西經濟走廊、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三大經濟發展區”的打造構成了新重慶城鄉共繁榮的建設主線。著眼于增強輻射帶動功能的都市發達經濟圈,其主要任務是構建好金融、商貿、科教文化三個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建成現代産業基地;著力發展城郊型經濟的渝西經濟走廊,則是沿成渝、渝遂、渝黔高速公路和鐵路軸線,建設一批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示範區和區域性專業批發市場,形成大、中城市連綿區和産業密集帶;而三峽庫區生態經濟區重點是開發優勢資源,發展綠色産業、生態農業和旅遊業。
思路決定出路。這一統領直轄市建設的總綱,把江澤民總書記交辦的“移民、脫貧、老工業基地改造、環境保護”四件大事融進了區域經濟發展之中,在講求生産力合理佈局和資源的有序利用的基礎上,制訂出切合實際的發展目標和實現形式,重慶經濟因此得以健康、持續發展。
直轄5年來,重慶發展迅猛而穩健,變化顯著而深刻:全市GDP增長近50%,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30%;城市化水準由直轄前的不足20%提升到去年底的33%;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年均增長21.2%;建卡貧困人口減少315萬,所有貧困區縣成建制整體脫貧,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比5年前增加近500元;工業走出長期高額虧損的陰影,2000年實現整體扭虧為盈,去年盈利22億元……
被稱為“世界級難題”的三峽工程百萬移民,是重慶的“立市之本”。目前已累計完成移民安置43.3萬人,確保了三峽工程的正常推進。確保生態平衡和資源的永續利用是重慶市進行移民搬遷的行為準則。從單純的就地後靠到外遷移民12萬多人,從企業原樣搬遷到就地關閉破産800多家污染企業。在中央的支援下,重慶市移民思路的兩個調整使脆弱的三峽庫區生態環境系統逐步得以恢復。
目前,以三峽庫區為重點的“青山綠水工程”和以主城區為重點的“山水園林城市工程”穩步推進,“生態重慶”、“人居重慶”魅力初現。
體制創新:重慶快速發展的強大引擎
直轄之初,有人幻想資金如潮而來,彈指間建成一個一流直轄市。但國家並沒有大規模撥錢給重慶,外商也沒有爭先恐後向重慶大筆投資。冷靜下來的重慶人開始了理智的思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直轄市的建設不能沿用計劃經濟的思路,不能由政府演“獨角戲”,而要依靠市場力量。
曾在沿海工作多年的市委書記賀國強對此更有體會。他説,重慶的發展關鍵在於要把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創新體制,促進國內外的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産要素向重慶流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
消除影響生産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儘快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系,激活自我發展機制,成為直轄市建設的重中之重。
以直轄為契機,重慶市政府率先改革政務管理:把市場能做的事“讓位”給市場去做,政府從“大包大攬”轉變到經濟調節、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在“缺位”的地方“補位”。直轄後,重慶一舉取消了基層政府和各部門自行設置的行政審批項目,確定了依法設定行政審批的原則。到去年重慶已累計減少了58%的行政審批事項。重慶市市長包敘定説:“創新行政管理新體制,壓縮審批和收費,雖然使我們暫時減少了5個億收入,但市場回報我們的將是幾十個億!”隨著旨在轉變職能、改進作風的“發展環境整治行動”的深入,重慶正全力打造西部良好“軟環境”。國內外幾家調查機構新近公佈的中國最具發展潛力和投資吸引力的地區,重慶無一例外名列前茅。
掌握“點金術”自然要比直接獲得“金子”重要得多。探尋重慶快速發展的軌跡,不難看出在政府淡出“越位”、“錯位”職能的同時,重慶市著力進行了法治建設和市場體系完善。直轄5年,重慶市共制訂了地方性法規169件,構建起適應市場經濟的地方性法規體系,創造了全國省級人大立法工作中的“重慶速度”。以商品市場、生産要素市場和産權市場為主要內容的市場體系建設進展迅速,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日益增強。新重慶已擁有最大的綜合批發市場、最大的中心購物廣場等10個“西部商貿之最”,成為西部地區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如果説改革清除了制約發展的障礙,那麼開放則安裝了加快重慶發展的推進器。“以資源換項目,以市場換技術,以産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用大開放促大開發”,相容並包、海納百川的開放觀,使重慶迅速搭建起萬商雲集的大舞臺。5年來,僅三峽庫區就引進資金80多億元,實施合作項目1700多個;重慶已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合作關係,實際利用外資26.1億美元,名列西部前茅。
從諾基亞、ABB、福特等數十家世界500強企業登陸主城區,到“娃哈哈”、“格力”、“敖東”等名牌産品落戶三峽庫區;從日本住友銀行、加拿大豐業銀行等多家境外金融組織在渝開設辦事機構,到通向漢城、名古屋、慕尼黑、東京等多條國際航線的開通;從制定發展戰略時借助“外腦”,到面向海內外公開選拔副局級領導幹部……重慶人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要超越自我,必須把自己放在更加廣泛的開放之中。
作為西部大開發序曲的直轄市建設,5年的前奏高亢、激越,令人振奮。不斷刷新的數字與事實在托出一個與時俱進、充滿活力的新直轄市的同時,也向世人證明:中央設立重慶直轄市,是促進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科學把握,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關鍵之舉,是應對國內外經濟新挑戰、謀劃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英明決策。
新華社 2002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