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懷誠稱，中國從1998年開始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個政策的出臺實際上是被迫的。1997年，中國召開了第十五次中國共産黨的代表大會，在十五大的文件裏，規定從1998年開始的五年之內實行適度緊縮的財政政策。但是，十五大的決議剛剛通過，1998年我們就被迫做了調整，這是因為1997年的7月2日，從泰國開始爆發了亞洲的金融危機，當時叫做“東南亞金融風暴”，這樣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其他國家經濟的影響很快就在中國反映出來了。舉一個例子，1997年，中國外貿出口增長的速度是20％以上，而1998年，中國外貿出口的增長速度只有0.5％，也就是零增長。還有一個被迫，就是中國經濟從1992年以後實行宏觀調控，過熱的經濟得到了滯抵，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降，但是到了1998年的時候，已經發現經濟失速，出現了通貨緊縮的現象。面對這樣一個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態勢，必須要果斷地出臺一個積極財政政策，所以這是被迫進行的。這樣一個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國已經實行了四年，今年開始是第五年，效果是明顯的。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在1998年，這樣一個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速度是1.5個百分點，1999年拉動2個百分點，2000年是拉動了1.7個百分點，2001年拉動了1.8個百分點。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拉動和支援的作用在國內外各方面得到了公認。

    項懷誠稱，任何一個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執行的過程中間也是有利有弊的。比如説積極財政政策必然會帶來擠出效應,積極財政政策必然帶來中國財政赤字的增加和債務餘額的增加。財政部前任李部長在執政的過程中間，中國的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1％以下，只有百分之零點幾。而本人第一年當財政部長就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翻了一番，去年財政赤字的比重已經佔GDP的2.7％。財務餘額預計幾千億人民幣到一千六百億，佔整個GDP的16.7％。這樣一個赤字增加和債務增加，對財政部是有壓力的；對國家經濟的發展來説是必須做的，這又是必須付出的代價。

    項懷誠指出，今年，我們決定要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也是在特殊的國際背景下決定的一個政策。2001年，我們的國民經濟從那一年的下半年開始就出現了非常好的勢頭，出現了重要的轉機，我們那一年的GDP的增長速度比2000年就比較好。但是到了2001年的下半年，美國的經濟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持續繁榮了十年左右的時間，經濟出現了衰退，對我國一定會産生影響，我們必須要加以應對。積極的財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能夠長期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不出問題。今後我們逐步淡出，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下子解決，要用幾年的時間。

     中國網2002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