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約”、“和諧”、“創新”，無疑是中國大陸2005年媒體使用頻率最高、影響最為廣泛的三個關鍵詞。中南海高層強調構建“節約型社會”、“和諧社會”、呼籲“自主創新”，頗有針對現實、撥正發展航向的意味。

節約型社會：應對資源瓶頸制約的重大對策

大力節約能源資源，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的新國策。毫無疑問，構建“節約型社會”，是中南海高層2005年提出的最為引人注目、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重大決策。

分析人士認為，這一重大決策並非空穴來風或領導人的心血來潮，而是基於中國國情對經濟發展路線的一個主動戰略調整。

眾所週知，中國在經歷20餘年經濟高速發展之後，發展正面臨空前嚴峻的資源“瓶頸”制約：2005年，以國際油價大幅度攀升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和威脅為標誌，中國資源緊缺的紅燈亮起！石油、電力、土地和水資源的全面告急，迫使中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

概括起來，中國經濟發展遭遇資源緊缺、能源浪費、生態環境惡化的三重嚴重挑戰：

中國號稱“地大物博”，資源總儲量雖居世界第3位，但由於人口眾多，實際上每人平均資源佔有量居世界第53位，僅為世界每人平均佔有量的1/2，屬於資源短缺國家。溫家寶總理就承認：能源短缺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軟肋”，淡水和耕地緊缺是中華民族的“心腹之患”。

由於科技水準落後，資源能源利用率低下造成巨大浪費，加劇了資源緊缺狀況。上世紀最後20年，中國以能源消費翻一番為支撐，實現了GDP翻兩番的目標。本世紀前20年將是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可以預見，化學能源、水、土地、礦産等資源的消耗將不斷增加，資源緊缺問題將更加突出。

除了資源短缺外，資源浪費在中國尤其嚴重。從生産環節到生活環節都存在嚴重的資源浪費現象。政府和百姓節約資源、迴圈利用的觀念都相當淡薄，鋪張浪費、奢侈擺闊之風盛行。如住宅建設盲目攀比建築面積、追求豪華成風，專家認為，大陸許多地方普通居民住宅建築面積已經遠遠超過日本、南韓和香港地區。

與此同時，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和産業結構的不合理，導致經濟發展付出了“超常規”的資源與生態環境的代價。經濟發展過程中對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空前嚴重，自然的報復已經開始，環保危機步步逼近，對人類生活和健康帶來日益嚴重的威脅。空氣污染、草原退化、江河斷流、工業污染事件頻頻發生。今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最新“環境可持續指數”評價：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33位，可見問題的嚴重地步。最近中石油吉林化工廠爆炸導致美麗的松花江苯污染、哈爾濱全市停水4天，再次拉響生態環境污染的警笛！

“資源節約”乃中央倡建“節約型社會”的本質要義。為此，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緩解能源資源供求矛盾的重大舉措，籍此想達到幾個目的：一、拋棄追求高速度和GDP指標的舊的經濟發展觀念，提倡科學發展觀，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二、大力調整不合理經濟結構（鋼鐵、水泥、紡織等行業“産能過剩”），轉變“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産出）粗放性經濟增長模式，引入迴圈經濟、可持續發展觀念，千方百計節約與充分利用資源，降低能耗，治理污染。三、反對高消費，倡艱苦奮鬥，在全社會催生節約型的社會生産、生活模式和觀念，改良社會風氣。

歸納起來，全力構建節約型社會，實際上是對20多年來經濟發展途徑作出的一項重大修正，也是醇化社會風氣的一種良好形式，它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深遠影響和重大意義，怎樣估價也不會過高。

和諧社會：“矛盾凸顯期”的社會治理戰略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落實“以人為本”、關注民生治國理念的集中體現，更是應中國現實提出的改進社會治理戰略的理想目標。

中國官方承認，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巨大的變化，由於部分社會、經濟關係失衡，改革成果分享不均，各種社會矛盾交集凸顯，中國社會發展正在進入一個“矛盾凸顯期”，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不斷遭遇新的挑戰，社會治理戰略面臨一個大的調整。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每人平均ＧＤＰ進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時期，這個國家則進入了“矛盾凸顯期”。

中國目前正好進入這樣一個時期。比較突出的社會矛盾表現為：貧富分化、分配不公、城鄉差距、就業困難、官民關係緊張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在《窮人的經濟學》中認為：“一個社會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貧富分化造成的社會矛盾，在今日中國已經無法再加以掩蓋和回避。基尼系數是世界公認的衡量貧富差別的一根標桿，0.4是它的“警戒水位”。中國的基尼系數2004年接近0.5。這意味著中國貧富差距問題已經到達一個危險的臨界點。

城鄉差距在不斷擴大之中。統計顯示，我國農民每人平均年純收入和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在1985年是1：2.57，到2004年為1：3.23，實際收入的差距接近5倍。城鄉之間的教育差別越來越大，一項對全國37所不同層次高校的調查顯示，城鄉之間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整體差距為5.8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則達到8.8倍，城鄉教育資源的巨大反差，已嚴重影響農村的發展步伐。

分配不公相當突出。全國政協常委安啟元先生指出，目前我國各個行業之間、各個地域之間的收入差距都有不斷加大的趨勢。“行業間平均勞動報酬最高與最低之比在2000年為2．62倍，在2003年為3.98倍，而到了2004年達到4.25倍。這還不包括工資外的福利收入”。分配不公，給社會成員帶來了不滿情緒。

而作為社會各種矛盾綜合反映的“群體性事件”增多，正演變成構建和諧社會的制約因素。近幾年來，因農村徵地、城市拆遷、國企改制、公民維權、腐敗現象或安全事故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頻發生，加劇了黨群、幹群關係緊張，直接影響到社會秩序的穩定。

如何正確處理“矛盾凸顯期”的種種社會矛盾，對執政黨是個新的考驗。在總結歷史和現實的執政經驗基礎上，為了調整社會關係，化解矛盾，保持社會穩定，中央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全新理念，要為現代化建設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權威人士（鄭必堅）評論説：中國領導層期望通過“和諧社會”建設，超越不合時宜的社會治理模式，構建起“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社會網路，提高執政水準、改進社會治理”。

觀察家注意到，為建設“和諧社會”，緩和社會矛盾，中央高層反覆強調著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今年來又陸續推出一系列政策，最為突出的是從關注“弱勢群體”利益入手，有關政策開始向農村和貧困群體傾斜。

例如：為調節城鄉差距，國家決定自2006年起全面取消農業稅，終結了2600多年來農民的“皇糧國稅”歷史；承諾在5年後實現全國農村地區“免費”義務教育；在部分地區實行城鄉統一戶籍的戶口改革試點，給農民“市民待遇”，確實維護農民工的各項權益，包括對礦難民工撫恤金提高到29萬元，及時到位補償農民防控禽流感“撲殺”家禽的損失；五中全會上，中央進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規劃，將破解“三農問題”納入新農村建設的所有計劃，明確要求加大農村建設的政府投入，這意味著多年來我國以城市建設為主的投資方向正在向農村轉變。

為克服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照顧中、低收入人群利益，政府修改稅收政策，將“個稅”起徵點由800元調整為1600元，同時提高城鄉低保標準等，力圖通過稅收、轉移支付、加大公共投入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來解決居民、城鄉、地區間發展和收入差距。多年來因“體制轉軌”遺留的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被納入明年政府工作重點。

為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政府大幅度調降藥價，開展農村新型合作醫療試點，加大農村衛生體系建設，城市社區衛生發展被擺上突出位置，同時大力整頓和規範醫療服務秩序，如中紀委直接介入哈爾濱“百萬醫療費”案件的查處。

為化解民怨，修訂了信訪條例，開展規模空前的全國性“公安大接防”活動，制訂應對突發社會危機的辦法，並全面規劃推進司法、檢察體制的改革……

媒體評論認為：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力構建和諧社會，表明中央清醒地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深層次矛盾，更加關注民生問題，主動化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這一路徑設計可謂切中時弊，總體取向正確，展現了新一代中央領導人的治國新思維。

自主創新：全面提高國家競爭力的迫切需要

中國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是中國發展面臨的最為關鍵和迫切的問題之一。

長期以來，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維定勢下，我國工業重技術引進，輕自主創新，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權威人士指出：在醫藥生物技術領域，幾乎所有藥物專利均為發達國家擁有；DVD行業，大批企業因交不起國際專利費而紛紛倒閉；汽車製造領域，真正的國産車僅佔10%。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智慧財産權，我國在國際産業分工中處於低端位置。我國一億條牛仔褲才換回美國一架波音飛機就是典型一例。

令人不安的是，自主創新不足，國家創新地位下滑。據央視報道，2002年—2003年度中國“全球競爭力”的排名為第33位，2004—2005年度的排名為第46位。

上世紀60年代，南韓和我國工業水準相差不多，甚至很多産業起步比我國晚，但南韓在引進技術後，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再創新及再出口。目前南韓已掌握汽車、鋼鐵、核電及微電子産業的核心技術，與發達國家並駕齊驅，南韓企業的科技競爭力已經擠進了全球的前5強。雖然南韓的國土面積只相當於我國一個省，但現在國內生産總值相當於我國的40%。

科技部官員最近承認：在許多重要領域我們已經落後於南韓。南韓在汽車、半導體、高速鐵路、核電等等重大技術領域全面領先中國。南韓“一靠引進，二靠生産，三靠出口”，走出了自主創新的新路，而我國則是“引進引進再引進”，至今自主創新能力依然落後。

南韓自主創新模式，無疑對中國是一個很大刺激。去年來，中南海不斷發出加強“自主創新”的呼聲。胡錦濤反覆強調：要把推動科技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快建設“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

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寫道：必須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産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

專家指出：在中央決策層的戰略佈局中，自主創新已不僅限于科技層面，而是牽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支點，更是事關國家全局的政治謀略。

最近，國家發改委主導的《“十一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報告，已明確提出了“十一五”期間我國科技自主創新的基本目標：要求儘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産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實現“科技資源向企業轉移”，在若干産業發展領域“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擁有一批自主智慧財産權”、“造就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和品牌”。

有關人士指出，中國實現自主創新戰略，首先要破除觀念、人才、體制方面的障礙。一是觀念的更新，必須轉變“以市場換技術”等觀念，把立足點轉到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和自主智慧財産權上來；二是人才的培養，要打破現有應試教育制度的束縛，培養創新思維人才；三是建立創新體制，改變“科技創新主體”過重依賴於高校、科研院所的局面，讓自主創新的主體回歸到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身上，同時改變不適應科技創新的科研體制和評價體制。

觀察家認為，自主創新戰略的提出，是中國對過去20多年“市場換技術”、“重技術引進輕吸收消化”路線的全面反思與修正，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如何為自主創新創造良好環境，中國政府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林雙川

作者簡介

林雙川：媒體工作者，發表新聞作品百餘萬字。追求思想獨立，以推進民主自由為己任。個人目標是為社會做點自己應該做的。一貫關注中國弱勢群體，注意高層動向，希望透過筆端還原社會真相。以前曾任過國內某知名時事政策雜誌主編，現在專心於自己喜歡的獨立思考和觀察，為相關媒體撰寫些稿件，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