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力建設牽引軍隊發展，是軍隊從機械化向資訊化整體轉型期提出的新課題，而人員素質又是能力建設的關鍵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説，人員素質甚至是觀念、體制、裝備完成轉型的基礎。司令機關是軍隊整體轉型的“發動機”，儘快提高參謀人員素質，是司令機關完成轉型進而推動整個軍隊完成轉型的首要任務。

胡主席在全軍司令部建設會議上指出：要“努力建設高素質、高效能的軍事領率機關”。當前，我軍正處在從機械化向資訊化的整體轉型期，司令機關處在轉型的龍頭地位，只有司令機關率先完成轉型，才能帶動軍隊的整體轉型。司令機關轉型的關鍵，在於提高參謀人員的能力素質。目前，一些司令機關參謀人員素質能力與打贏資訊化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是制約司令機關轉型的“瓶頸”之一。資訊時代對參謀人員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要熟練掌握傳統意義上的“讀、記、算、寫、畫、傳”技能，還要在此基礎之上，增強和具備六種能力。

戰略思維能力

戰略思維能力，簡單地説，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重大事項進行根本性、關鍵性、長遠性的思考，研究和把握其發展規律的素養與技能。它蘊含著從全局的、長遠的、戰略的高度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遠看近、運籌帷幄的能力；善於抓主要矛盾，駕馭複雜局面，解決複雜矛盾的能力。在機械化戰爭時代，站在全局思考問題，是對高級領率機關參謀人員的要求。在資訊化條件下，戰爭呈現出戰略級籌劃、戰術級行動的特點，戰略與戰術的界限日益模糊，“帷幄之地”刀光劍影，對各級參謀人員的戰略思維能力要求更高。在阿富汗戰爭中，一名美軍特種兵騎在馬背上，就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統和鐳射指示器，通過衛星通信系統引導B-52戰略轟炸機，對要害目標進行精確攻擊，士兵的行動有了戰略意義。在聯合戰場上，一次小規模的戰術行動，都有可能動用空天和海上力量；任何一個局部、一個階段，對全局都有比以往更強的關聯性，對站在戰略層面思考問題的要求更為普遍。解決局部問題必須從全局的高度去考慮，否則，就可能産生連鎖性的不利局面。因此，現在有些國家的軍隊，不僅重視軍官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而且也對士兵提出了培養戰略思維能力的要求。作為首腦機關的參謀人員，所從事的工作不僅具體，而且具有全局性、方向性。正如葉劍英元帥所指出的，“大至全國、全區性的作戰計劃，小至一人一馬、一槍一彈……，而每一項具體業務工作又同整個工作、同各領導部門的工作有著有機的聯繫”。可以這樣説，參謀人員一個高價值的建議，平時可能對部隊建設産生重大影響，戰時則可能關係到一次作戰甚至整個戰局的成敗。所以，戰略思維能力的強弱，是區別參謀人員能力和水準最重要的標準之一。

現代條件下，參謀工作的內容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大量資訊化手段運用，使一些人在思考問題時往往囿于技術和細節，過分注意技術手段，而弱化了戰略策劃、全局思考能力，把自己變成了電腦的“附屬品”。參謀的基本技能很重要，但參謀人員更重要的是出主意、提建議。這種主意、建議越具戰略性就越有意義。“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同樣是為指揮員出謀劃策，有的總能提出好的建議，並被採納；有的總是出不了什麼好主意，被棄用，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局意識的強弱。隨著資訊化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因素、資訊因素對戰略思維的影響越來越大，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處理技能與戰略思維能力的關係上更不能顧此失彼。參謀人員必須具備站在戰爭全局、軍隊建設和改革發展的高度來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素養。同時，還要善於運用運籌學、控制學、電腦技術等現代科技知識和技能，輔助戰略思維，使戰略思維插上科技的翅膀。

現代條件下的作戰，強調集體決策，一個正確的決策往往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有人以為，參與決策的人多了，單個參謀人員很難有發揮個人才智的機會，因而對戰略思維能力關注不夠，自覺不自覺地放鬆了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只去關注具體的技術工作，這種現象應當注意。須知，參謀人員的戰略思維能力越強，集體決策的水準就越高。所以，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是參謀人員增強自身素質的首要問題，應當作為司令部建設的首要環節來抓。

輔助決策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改變了機械化戰爭那種陸海空單一戰場、單一軍兵種、單一作戰領域的較量模式，更加突出作戰系統間的整體較量，指揮決策已經遠遠超出了指揮員個人的能力和知識範圍，輔助決策自然成為作戰指揮的重要內容，成為參謀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素質。與以往相比，資訊化條件下的輔助決策，更加強調精確性，從制定作戰計劃到實施指揮，都需要對情況的精確判斷，對作戰目標的精確定位，對兵力兵器的精確計算等等。作戰方式和行動日益精確化，要求在輔助決策中必須提高精確性，概略式、經驗式、粗放式的決策思維已是現代戰爭之大忌。參謀人員只有縝密思考，精確判斷，才能輔助首長正確決策。

據資料介紹，以色列飛行員在空戰中飛機被擊中的瞬間，他所説的最後一句話是被擊中時的數據參數，即自己的飛行高度和速度，以便他人計算出攻擊導彈的數據。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數據是描述戰場的重要介質，參謀人員的基本活動之一就是與數據打交道，數據分析素質在參謀人員輔助決策能力中非常重要。海灣戰爭中，多國部隊“黑洞”計劃班子，可以在每天不足10小時作業時間內處理數以萬計的數據，極大地提高了輔助決策的品質。參謀人員是醞釀決策方案的直接操作者，對數據分析應特別敏感，要善於定量分析，熟練運用資訊網路等現代科技手段，在力量投送、火力打擊、兵力兵器對比等方面，提出以準確數據作基礎的方案計劃，輔助首長指揮決策。美軍在總結伊拉克戰爭獲勝經驗時指出，參謀人員大量的精密數據資料是“兩件秘密武器之一”。

輔助決策需要高超的謀略，高超的謀略要以豐富的知識作基礎。現代戰爭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參謀人員必須具備更加豐富的知識，才能真正發揮輔助決策的作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現在打仗，我們的軍官沒有現代化戰爭的知識不行”，“天上，地下，陸上，水下,包括通信聯絡都要懂得”。現在不少國家軍隊認為，參謀軍官必須懂法律、道德、種族、宗教、文化和歷史問題，其中每一個問題都可能對最後決策産生影響，美軍近年來的反恐作戰就有深刻教訓。事實證明，如果不能自覺地把綜合知識融入輔助決策，就可能提出錯誤的建議，影響甚至干擾首長決心。因此，參謀人員要博學，不斷拓展知識面，既做本專業的行家，又做通古今、曉中外、知天文、識地理、懂法律、辨經緯的“雜家”。

指揮協調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是諸軍兵種參加的一體化聯合作戰，能不能真正地聯起來，發揮整體作戰威力，關鍵是靠指揮協調。指揮協調既包括所屬部隊，還包括陸、海、空、天、電等多維空間的軍兵種部隊；既包括資訊收集、傳送、分析判斷、制定方案、組織協同和各種保障，還包括對指令執行情況的督促檢查、作戰過程中的修正和補充，貫穿于作戰行動的全過程。然而，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戰爭持續時間短暫，作戰行動的時間概念將由“爭取時間”發展到“決勝敗于瞬息之間”。據統計，持續時間超出5年以上的戰爭幾乎消失。相比之下，在單位時間內指揮協調的對象更多、範圍更大、內容更複雜，對參謀人員的全局協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現代戰爭中，指揮協調的時效性具有決定意義。美軍“發現目標——判斷決策——實施打擊”的時間，在海灣戰爭中為2小時，在科索沃戰爭中為40分鐘，在伊拉克戰爭中縮短為6分鐘。指揮協調的時間縮短，單位時間內的工作量成倍增加。錯過一秒鐘，就有貽誤戰機的危險。這就要求參謀人員的協調工作必須有極高的速率。

此外，資訊作戰日益精確化，任何一次指揮協調的疏漏和不到位，都可能導致整個作戰行動的被動甚至失敗。參謀人員對火力打擊、兵力機動、資訊獲處、作戰保障等行動的指揮協調，均要保持高度的精確性，務求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分毫不差。為實現指揮協調的精確，參謀人員必須樹立整體觀念，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密切配合，各負其責。要提高指揮協調的預見性，多設計幾種方案，做到預變在先，協調在前。同時，緊密追蹤部隊動態，高速度、高效率、高品質地掌握部隊情況，根據首長意圖、作戰部署和戰局發展，及時糾正時間、空間和目標上的偏差，在動態中組織新的協同。

資訊獲處能力

自古以來，獲取、處理資訊都是參謀人員的基本工作。機械化戰爭以前，資訊總量有限，傳遞速度不快，參謀人員憑熟練的手工作業基本能夠滿足指揮需要。資訊化戰爭時代，資訊呈海量增長趨勢，資訊獲取和處理的內涵、外延、要求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參謀人員的資訊獲處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海灣戰爭中，戰場情報資訊流通量，比全歐洲40年的通信量還要多，作戰高峰期，美軍在戰區情報資訊傳輸網路，一天要處理70萬次的通話和15.2萬次的電文傳遞。在“沙漠風暴”行動地面戰的頭30個小時，其第一陸戰遠征部隊的指揮機構，就接到130萬份電子文電。在紛繁複雜的資訊海洋中，參謀人員如何做到遊刃有餘？既靠超強的資訊技術系統，更靠參謀人員嫺熟的資訊處理能力，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因此，參謀人員必須具備充分運用電腦系統對資訊進行轉換、加工、綜合、分類、存儲和顯示的能力。

從資訊獲取手段來講，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的；從獲取範圍來講，既包括了語音、文字，又包括數據、圖像、電磁資訊等；從獲取的要求來講，時效性強，準確性高，傳輸速度快，甚至捕獲即傳遞，“直播”作戰畫面。參謀人員必須具備運用多種手段、方法去獲取戰場資訊的能力，把獲取資訊的“觸角”延伸到戰場每個角落，最大限度獲取資訊。

作戰中巨大的資訊流，難免使各種資訊真假共存，魚目混珠。偵察與反偵察、干擾與反干擾、竊密與反竊密、獲取與反獲取等對抗異常激烈，資訊在獲取、傳輸的過程中，都有可能中斷、衰減甚至“變形”。甚至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資訊獲取的能力越強，受無用和有害資訊的干擾也越大。要想在“混沌”的資訊海洋中獲得有價值的資訊，必須有很強的敏銳性和判斷力，以及篩選資訊的技術能力，通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整合判斷，創造性地挖掘出有用資訊。

不可否認，高技術武器裝備的發展和指揮自動化系統的逐步完善，為戰場資訊的獲取、傳遞、處理提供了更加廣泛、迅捷的條件，但人腦的作用卻始終是任何先進的資訊化平臺和網路所無法替代的，尤其對行動的真與假、態勢的動與靜、參數的新與舊等資訊的識別，或者是進行趨勢性、蓋然性預測，單靠電腦無法完成。因此，資訊獲處能力，不是懂得電腦操作、能處理文件就萬事大吉了，而要把熟練運用電腦資訊技術與高超的思維力、判斷力有機結合起來，提高資訊運用的層次，為首長決策出大主意、好主意。

環境適應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指揮首腦機關必然是摧毀的重點，往往處於首輪即遭到打擊的境地，隱蔽從容指揮作戰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伊拉克戰爭以“斬首行動”拉開序幕，數千枚導彈和精確制導炸彈首先落到伊軍首腦機關、指揮機構等要害部位，指揮機構所處的指揮環境凶險。更值得關注的是，打擊的手段、方式更加豐富，既有火力殺傷，又有資訊打擊，還有心理攻擊，外軍已把心理領域作為繼陸、海、空、天、電之後的第六領域，並擁有了打擊指揮機構人員心理的專業力量和手段，戰場暴力正在由注重物理性暴力轉變為同時注重心理性暴力，參謀人員面臨的心理壓力空前增大。“凡事以未則及者，則心必駭，心駭則倉促不能謀，敗徵也。”如果沒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和應激反應力，遇到緊急情況和強烈刺激，思維和動作就會出現混亂，情況判斷和技能操作就會失誤。參謀人員具有超常的心理承受力與應激反應力，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資訊化作戰是全時段的對抗，沒有白天和黑夜，參謀人員承擔的工作量成幾何級數增加，而不是有人認為的那樣，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更多的是坐在指揮室裏敲鍵盤，點滑鼠。參謀人員實施的是連續緊張的高強度作業，體力和精力的消耗空前增大。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抗是在比以往更複雜、更嚴酷的戰場環境中實施，指揮或在野外進行，或在機動中進行，有時可能在空中、海上、島嶼進行，參謀人員面臨生理和心理極限的考驗。從生理和心理上講，人的意志很難保持無限度堅強，高強度的生理和心理負荷，會使人體機能迎來疲勞極限。科索沃戰爭中，有些民眾在防空洞裏熬不過心理、生理極限，寧可選擇悲壯的死，也不願繼續經受地獄般的煎熬。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資訊化戰爭高強度的特殊艱苦環境中，作戰指揮之間的對抗，就是參謀人員連續緊張高強度作業的競賽，是身心抵抗力和意志力的競賽。參謀人員必須把心理、意志、體能等適應未來戰場環境能力的訓練和培養，放在提高整體素質的重要地位。

綜合表達能力

參謀人員是架設在指揮員與部隊之間的一座“橋梁”。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速度加快，樣式轉換頻繁，戰場態勢瞬息萬變，各種資訊數量龐大、真偽難辨。如何把最需要的資訊準確、簡明、及時提供給指揮員，把指揮員的決心意圖傳達給部隊？需要的是綜合表達能力。

在現代指揮活動中，指揮員追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最大資訊量，而是需要在最短時間內保障定下最佳決心的關鍵性資訊。如果參謀人員掌握了大量的資訊，卻不能在龐雜的資訊中，形成正確看法，提出好的計謀和建議，並選擇適當的時機、恰當的方式向指揮員上報，或把指揮員的意圖準確下達，就不能在複雜的情況下完成任務，就稱不上是合格的參謀。參謀人員只有具備很強的綜合表達能力，才能承擔起上傳下達的重任。

參謀人員表達的根本目的是讓指揮員和部隊一聽就懂，一看就明白。如何才能表達準確、快速、簡明？參謀人員的表達能力必須是綜合的、多手段的、多方式的。傳統的“六會”和現代條件下的新“六會”技能，是參謀人員綜合表達的基礎。實踐表明，戰爭不管怎麼變，“六會”的基本功不能丟，文字、口頭表達仍然是重要方式。參謀人員首先要提高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善於將自己的看法、建議和上級意圖、指揮員的決心，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和語言上傳下達。其中，文字表達更為重要，良好的文字水準是口頭表達的基礎。資訊化條件下，要運用現代指揮手段，如網路平臺、衛星系統、電話傳真等工具，進行影像、圖形、語音、形體綜合表達。綜合表達還必須思維縝密，能夠對上級意圖、首長決策、戰場以及周邊情況，進行全面分析，站在全局高度，抓住事物本質，使表達具有很強的概括性。

此外，綜合表達能力必須更加強調“先知”、“實時”。“以往的哲學是大吃小，今天的哲學是快吃慢。”參謀人員表達不僅要準確，更要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建議的形成、指令的下達和情況的反饋。尤其是在機動、空中、海上等特殊環境下，能夠運用現代通信工具和資訊平臺，採取圖像、文字、數字等載體快速上傳下達，即使參謀人員“遠在天邊”，指揮員和部隊也會感到“近在眼前”。（房峰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