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能力建設牽引軍隊發展,是軍隊從機械化向資訊化整體轉型期提出的新課題,而人員素質又是能力建設的關鍵環節,從某種意義上説,人員素質甚至是觀念、體制、裝備完成轉型的基礎。司令機關是軍隊整體轉型的“發動機”,儘快提高參謀人員素質,是司令機關完成轉型進而推動整個軍隊完成轉型的首要任務。
胡主席在全軍司令部建設會議上指出:要“努力建設高素質、高效能的軍事領率機關”。當前,我軍正處在從機械化向資訊化的整體轉型期,司令機關處在轉型的龍頭地位,只有司令機關率先完成轉型,才能帶動軍隊的整體轉型。司令機關轉型的關鍵,在於提高參謀人員的能力素質。目前,一些司令機關參謀人員素質能力與打贏資訊化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是制約司令機關轉型的“瓶頸”之一。資訊時代對參謀人員的能力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要熟練掌握傳統意義上的“讀、記、算、寫、畫、傳”技能,還要在此基礎之上,增強和具備六種能力。
戰略思維能力
戰略思維能力,簡單地説,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重大事項進行根本性、關鍵性、長遠性的思考,研究和把握其發展規律的素養與技能。它蘊含著從全局的、長遠的、戰略的高度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以遠看近、運籌帷幄的能力;善於抓主要矛盾,駕馭複雜局面,解決複雜矛盾的能力。在機械化戰爭時代,站在全局思考問題,是對高級領率機關參謀人員的要求。在資訊化條件下,戰爭呈現出戰略級籌劃、戰術級行動的特點,戰略與戰術的界限日益模糊,“帷幄之地”刀光劍影,對各級參謀人員的戰略思維能力要求更高。在阿富汗戰爭中,一名美軍特種兵騎在馬背上,就可以用全球定位系統和鐳射指示器,通過衛星通信系統引導B-52戰略轟炸機,對要害目標進行精確攻擊,士兵的行動有了戰略意義。在聯合戰場上,一次小規模的戰術行動,都有可能動用空天和海上力量;任何一個局部、一個階段,對全局都有比以往更強的關聯性,對站在戰略層面思考問題的要求更為普遍。解決局部問題必須從全局的高度去考慮,否則,就可能産生連鎖性的不利局面。因此,現在有些國家的軍隊,不僅重視軍官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而且也對士兵提出了培養戰略思維能力的要求。作為首腦機關的參謀人員,所從事的工作不僅具體,而且具有全局性、方向性。正如葉劍英元帥所指出的,“大至全國、全區性的作戰計劃,小至一人一馬、一槍一彈……,而每一項具體業務工作又同整個工作、同各領導部門的工作有著有機的聯繫”。可以這樣説,參謀人員一個高價值的建議,平時可能對部隊建設産生重大影響,戰時則可能關係到一次作戰甚至整個戰局的成敗。所以,戰略思維能力的強弱,是區別參謀人員能力和水準最重要的標準之一。
現代條件下,參謀工作的內容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大量資訊化手段運用,使一些人在思考問題時往往囿于技術和細節,過分注意技術手段,而弱化了戰略策劃、全局思考能力,把自己變成了電腦的“附屬品”。參謀的基本技能很重要,但參謀人員更重要的是出主意、提建議。這種主意、建議越具戰略性就越有意義。“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同樣是為指揮員出謀劃策,有的總能提出好的建議,並被採納;有的總是出不了什麼好主意,被棄用,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局意識的強弱。隨著資訊化程度不斷提高,技術因素、資訊因素對戰略思維的影響越來越大,已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在處理技能與戰略思維能力的關係上更不能顧此失彼。參謀人員必須具備站在戰爭全局、軍隊建設和改革發展的高度來觀察問題、解決問題的素養。同時,還要善於運用運籌學、控制學、電腦技術等現代科技知識和技能,輔助戰略思維,使戰略思維插上科技的翅膀。
現代條件下的作戰,強調集體決策,一個正確的決策往往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有人以為,參與決策的人多了,單個參謀人員很難有發揮個人才智的機會,因而對戰略思維能力關注不夠,自覺不自覺地放鬆了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只去關注具體的技術工作,這種現象應當注意。須知,參謀人員的戰略思維能力越強,集體決策的水準就越高。所以,戰略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是參謀人員增強自身素質的首要問題,應當作為司令部建設的首要環節來抓。
輔助決策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改變了機械化戰爭那種陸海空單一戰場、單一軍兵種、單一作戰領域的較量模式,更加突出作戰系統間的整體較量,指揮決策已經遠遠超出了指揮員個人的能力和知識範圍,輔助決策自然成為作戰指揮的重要內容,成為參謀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素質。與以往相比,資訊化條件下的輔助決策,更加強調精確性,從制定作戰計劃到實施指揮,都需要對情況的精確判斷,對作戰目標的精確定位,對兵力兵器的精確計算等等。作戰方式和行動日益精確化,要求在輔助決策中必須提高精確性,概略式、經驗式、粗放式的決策思維已是現代戰爭之大忌。參謀人員只有縝密思考,精確判斷,才能輔助首長正確決策。
據資料介紹,以色列飛行員在空戰中飛機被擊中的瞬間,他所説的最後一句話是被擊中時的數據參數,即自己的飛行高度和速度,以便他人計算出攻擊導彈的數據。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數據是描述戰場的重要介質,參謀人員的基本活動之一就是與數據打交道,數據分析素質在參謀人員輔助決策能力中非常重要。海灣戰爭中,多國部隊“黑洞”計劃班子,可以在每天不足10小時作業時間內處理數以萬計的數據,極大地提高了輔助決策的品質。參謀人員是醞釀決策方案的直接操作者,對數據分析應特別敏感,要善於定量分析,熟練運用資訊網路等現代科技手段,在力量投送、火力打擊、兵力兵器對比等方面,提出以準確數據作基礎的方案計劃,輔助首長指揮決策。美軍在總結伊拉克戰爭獲勝經驗時指出,參謀人員大量的精密數據資料是“兩件秘密武器之一”。
輔助決策需要高超的謀略,高超的謀略要以豐富的知識作基礎。現代戰爭往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參謀人員必須具備更加豐富的知識,才能真正發揮輔助決策的作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現在打仗,我們的軍官沒有現代化戰爭的知識不行”,“天上,地下,陸上,水下,包括通信聯絡都要懂得”。現在不少國家軍隊認為,參謀軍官必須懂法律、道德、種族、宗教、文化和歷史問題,其中每一個問題都可能對最後決策産生影響,美軍近年來的反恐作戰就有深刻教訓。事實證明,如果不能自覺地把綜合知識融入輔助決策,就可能提出錯誤的建議,影響甚至干擾首長決心。因此,參謀人員要博學,不斷拓展知識面,既做本專業的行家,又做通古今、曉中外、知天文、識地理、懂法律、辨經緯的“雜家”。
指揮協調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是諸軍兵種參加的一體化聯合作戰,能不能真正地聯起來,發揮整體作戰威力,關鍵是靠指揮協調。指揮協調既包括所屬部隊,還包括陸、海、空、天、電等多維空間的軍兵種部隊;既包括資訊收集、傳送、分析判斷、制定方案、組織協同和各種保障,還包括對指令執行情況的督促檢查、作戰過程中的修正和補充,貫穿于作戰行動的全過程。然而,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戰爭持續時間短暫,作戰行動的時間概念將由“爭取時間”發展到“決勝敗于瞬息之間”。據統計,持續時間超出5年以上的戰爭幾乎消失。相比之下,在單位時間內指揮協調的對象更多、範圍更大、內容更複雜,對參謀人員的全局協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現代戰爭中,指揮協調的時效性具有決定意義。美軍“發現目標——判斷決策——實施打擊”的時間,在海灣戰爭中為2小時,在科索沃戰爭中為40分鐘,在伊拉克戰爭中縮短為6分鐘。指揮協調的時間縮短,單位時間內的工作量成倍增加。錯過一秒鐘,就有貽誤戰機的危險。這就要求參謀人員的協調工作必須有極高的速率。
此外,資訊作戰日益精確化,任何一次指揮協調的疏漏和不到位,都可能導致整個作戰行動的被動甚至失敗。參謀人員對火力打擊、兵力機動、資訊獲處、作戰保障等行動的指揮協調,均要保持高度的精確性,務求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分毫不差。為實現指揮協調的精確,參謀人員必須樹立整體觀念,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密切配合,各負其責。要提高指揮協調的預見性,多設計幾種方案,做到預變在先,協調在前。同時,緊密追蹤部隊動態,高速度、高效率、高品質地掌握部隊情況,根據首長意圖、作戰部署和戰局發展,及時糾正時間、空間和目標上的偏差,在動態中組織新的協同。
資訊獲處能力
自古以來,獲取、處理資訊都是參謀人員的基本工作。機械化戰爭以前,資訊總量有限,傳遞速度不快,參謀人員憑熟練的手工作業基本能夠滿足指揮需要。資訊化戰爭時代,資訊呈海量增長趨勢,資訊獲取和處理的內涵、外延、要求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對參謀人員的資訊獲處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海灣戰爭中,戰場情報資訊流通量,比全歐洲40年的通信量還要多,作戰高峰期,美軍在戰區情報資訊傳輸網路,一天要處理70萬次的通話和15.2萬次的電文傳遞。在“沙漠風暴”行動地面戰的頭30個小時,其第一陸戰遠征部隊的指揮機構,就接到130萬份電子文電。在紛繁複雜的資訊海洋中,參謀人員如何做到遊刃有餘?既靠超強的資訊技術系統,更靠參謀人員嫺熟的資訊處理能力,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因此,參謀人員必須具備充分運用電腦系統對資訊進行轉換、加工、綜合、分類、存儲和顯示的能力。
從資訊獲取手段來講,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的;從獲取範圍來講,既包括了語音、文字,又包括數據、圖像、電磁資訊等;從獲取的要求來講,時效性強,準確性高,傳輸速度快,甚至捕獲即傳遞,“直播”作戰畫面。參謀人員必須具備運用多種手段、方法去獲取戰場資訊的能力,把獲取資訊的“觸角”延伸到戰場每個角落,最大限度獲取資訊。
作戰中巨大的資訊流,難免使各種資訊真假共存,魚目混珠。偵察與反偵察、干擾與反干擾、竊密與反竊密、獲取與反獲取等對抗異常激烈,資訊在獲取、傳輸的過程中,都有可能中斷、衰減甚至“變形”。甚至可能出現這種情況,資訊獲取的能力越強,受無用和有害資訊的干擾也越大。要想在“混沌”的資訊海洋中獲得有價值的資訊,必須有很強的敏銳性和判斷力,以及篩選資訊的技術能力,通過“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整合判斷,創造性地挖掘出有用資訊。
不可否認,高技術武器裝備的發展和指揮自動化系統的逐步完善,為戰場資訊的獲取、傳遞、處理提供了更加廣泛、迅捷的條件,但人腦的作用卻始終是任何先進的資訊化平臺和網路所無法替代的,尤其對行動的真與假、態勢的動與靜、參數的新與舊等資訊的識別,或者是進行趨勢性、蓋然性預測,單靠電腦無法完成。因此,資訊獲處能力,不是懂得電腦操作、能處理文件就萬事大吉了,而要把熟練運用電腦資訊技術與高超的思維力、判斷力有機結合起來,提高資訊運用的層次,為首長決策出大主意、好主意。
環境適應能力
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指揮首腦機關必然是摧毀的重點,往往處於首輪即遭到打擊的境地,隱蔽從容指揮作戰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伊拉克戰爭以“斬首行動”拉開序幕,數千枚導彈和精確制導炸彈首先落到伊軍首腦機關、指揮機構等要害部位,指揮機構所處的指揮環境凶險。更值得關注的是,打擊的手段、方式更加豐富,既有火力殺傷,又有資訊打擊,還有心理攻擊,外軍已把心理領域作為繼陸、海、空、天、電之後的第六領域,並擁有了打擊指揮機構人員心理的專業力量和手段,戰場暴力正在由注重物理性暴力轉變為同時注重心理性暴力,參謀人員面臨的心理壓力空前增大。“凡事以未則及者,則心必駭,心駭則倉促不能謀,敗徵也。”如果沒有良好的心理承受力和應激反應力,遇到緊急情況和強烈刺激,思維和動作就會出現混亂,情況判斷和技能操作就會失誤。參謀人員具有超常的心理承受力與應激反應力,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資訊化作戰是全時段的對抗,沒有白天和黑夜,參謀人員承擔的工作量成幾何級數增加,而不是有人認為的那樣,資訊化條件下作戰更多的是坐在指揮室裏敲鍵盤,點滑鼠。參謀人員實施的是連續緊張的高強度作業,體力和精力的消耗空前增大。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抗是在比以往更複雜、更嚴酷的戰場環境中實施,指揮或在野外進行,或在機動中進行,有時可能在空中、海上、島嶼進行,參謀人員面臨生理和心理極限的考驗。從生理和心理上講,人的意志很難保持無限度堅強,高強度的生理和心理負荷,會使人體機能迎來疲勞極限。科索沃戰爭中,有些民眾在防空洞裏熬不過心理、生理極限,寧可選擇悲壯的死,也不願繼續經受地獄般的煎熬。從這個意義上講,在資訊化戰爭高強度的特殊艱苦環境中,作戰指揮之間的對抗,就是參謀人員連續緊張高強度作業的競賽,是身心抵抗力和意志力的競賽。參謀人員必須把心理、意志、體能等適應未來戰場環境能力的訓練和培養,放在提高整體素質的重要地位。
綜合表達能力
參謀人員是架設在指揮員與部隊之間的一座“橋梁”。在資訊化條件下,作戰速度加快,樣式轉換頻繁,戰場態勢瞬息萬變,各種資訊數量龐大、真偽難辨。如何把最需要的資訊準確、簡明、及時提供給指揮員,把指揮員的決心意圖傳達給部隊?需要的是綜合表達能力。
在現代指揮活動中,指揮員追求的不是包羅萬象的最大資訊量,而是需要在最短時間內保障定下最佳決心的關鍵性資訊。如果參謀人員掌握了大量的資訊,卻不能在龐雜的資訊中,形成正確看法,提出好的計謀和建議,並選擇適當的時機、恰當的方式向指揮員上報,或把指揮員的意圖準確下達,就不能在複雜的情況下完成任務,就稱不上是合格的參謀。參謀人員只有具備很強的綜合表達能力,才能承擔起上傳下達的重任。
參謀人員表達的根本目的是讓指揮員和部隊一聽就懂,一看就明白。如何才能表達準確、快速、簡明?參謀人員的表達能力必須是綜合的、多手段的、多方式的。傳統的“六會”和現代條件下的新“六會”技能,是參謀人員綜合表達的基礎。實踐表明,戰爭不管怎麼變,“六會”的基本功不能丟,文字、口頭表達仍然是重要方式。參謀人員首先要提高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善於將自己的看法、建議和上級意圖、指揮員的決心,用簡明扼要的文字和語言上傳下達。其中,文字表達更為重要,良好的文字水準是口頭表達的基礎。資訊化條件下,要運用現代指揮手段,如網路平臺、衛星系統、電話傳真等工具,進行影像、圖形、語音、形體綜合表達。綜合表達還必須思維縝密,能夠對上級意圖、首長決策、戰場以及周邊情況,進行全面分析,站在全局高度,抓住事物本質,使表達具有很強的概括性。
此外,綜合表達能力必須更加強調“先知”、“實時”。“以往的哲學是大吃小,今天的哲學是快吃慢。”參謀人員表達不僅要準確,更要在最短的時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建議的形成、指令的下達和情況的反饋。尤其是在機動、空中、海上等特殊環境下,能夠運用現代通信工具和資訊平臺,採取圖像、文字、數字等載體快速上傳下達,即使參謀人員“遠在天邊”,指揮員和部隊也會感到“近在眼前”。(房峰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