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軍事變革浪潮正在世界範圍內勃勃興起,我軍也在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以實現現代化的跨越式發展。欲達此目的,努力發掘後發優勢,特別是把軍事制度安排上的後發優勢發揮出來,是我們必然的選擇之一。
一種極其重要的後發優勢
後發優勢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其要義是:後發國家由於可以直接吸收和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其技術成本要比最初開發的國家低得多,在同樣的資金、技術成本條件下,還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只要在國家的保護下達到規模經濟階段,就可能發展起新的優勢産業,從而在其傳統的資本或技術密集的分工領域內,追趕或超越先進的國家或地區。這一理論有三個要點:一是後發國的優勢是潛在的優勢,不是實際的優勢,將潛力發揮出來轉化為實力是有條件的;二是後發優勢的發揮不是自發的,而是自為的,需要有國家強制力來推動;三是後發國需要實現三個優勢,即成本優勢(包括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找到併發揮本國優勢,創造新的優勢。這三個優勢對於實現後發優勢,缺一不可。
同經濟和科技領域一樣,軍隊建設領域也存在著後發優勢。這一優勢不僅體現在武器裝備、教育訓練、軍事思想上,也體現在軍事制度的安排上。而且,軍事制度安排的後發優勢有著更為重要和獨特的地位作用。
簡要説,軍事制度安排,是指軍事系統內各類關係的確立,各種規則的建構,各類機構的設計以及軍事系統內在運作機制的管理。歷史證明,軍事變革走在前頭的國家,在軍事制度安排上所走過的彎路,所付出的代價,後發國是可以儘量減少和避免;它們所取得的成功經驗,後發國也是可以充分吸收和借鑒的。同時,後發國自身也具有一些經過歷史檢驗而形成的合理、有效的軍事制度安排。只要將本國原有軍事制度和先發國軍事制度的優長相結合,進行辯證揚棄,就可實現對先發國軍事制度的超越,從而加速推進整個軍隊建設轉型和跨越。正如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的,“制度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軍事領域的變革雖然多是由科學技術的突破點燃,但若沒有制度的革故鼎新,科學技術點燃的變革火花只能是曇花一現,無法深入到軍隊組織的整個肌體中去。而歷史一再證明,軍事領域的對抗不僅是武器裝備等的硬碰硬的對抗,更是制度、人才等方面“軟”的對抗。改進武器裝備,雖然在短期內可能使戰鬥力獲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如果沒有對軍事制度系統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作保障,就會為長期發展埋下隱患,甚至使之變成遙不可及的目標。所以,在軍隊建設的諸多後發優勢中,軍事制度安排上的後發優勢,是極其重要與不可或缺的。
必須克服的“路徑依賴”
歷史表明,“路徑依賴”是後發國實現軍事制度安排後發優勢的最大制約因素。因為一個國家的軍事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文化傳統、思想觀念、行為習慣等的積澱之後,會形成很強的“反饋機制”,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被其他包括那些高效率的、更符合戰爭和軍隊發展趨勢的制度所替代。這就是後發國的“後發劣勢”。而這種“劣勢”更多的是隱性的,而不是顯性的,如陳舊落後的制度觀念和習慣做法等。在發掘軍事制度安排的後發優勢中,如果克服不了這種“路徑依賴”的掣肘和影響,就會使軍隊轉型和變革的速度大大降低甚至止步不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蘇軍一些高級將領就認識到了新軍事變革的到來並提出了改革蘇軍的建議和主張,但由於受機械化戰爭思想的束縛,這一變革的進程遲遲無法啟動,致使曾經與美軍比肩的強大蘇軍,在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浪潮面前成了落後者。
如果説“路徑依賴”是實現軍事制度安排後發優勢的最大障礙的話,那麼它面臨的最大風險,就是在軍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時,將原有的制度發展沿革進行徹底的“路徑捨棄”。因為任何軍事制度經過長期的歷史選擇,都蘊涵著制度文化傳承下來的精華部分。比如,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是我軍獨具特色的軍事制度,是我軍長期革命鬥爭和建設經驗的結晶,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保證。這些經過歷史傳承繼承下來的軍事制度安排,使我軍具有任何一個國家軍隊所不具備的強大的組織優勢和行動優勢,使我們在各種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抵禦住了各種風險和挑戰。因而,在學習借鑒其他國家先進軍事制度安排,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的過程中,如果我們把這些優勢也丟掉了,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把潛在的優勢發揮出來
如前所述,後發優勢是潛在的,要把它變成現實和顯性的,需要我們克服諸如“路徑依賴”等的一系列障礙。欲達此目的,從宏觀的角度説,應當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搞好頂層設計。後發優勢的實現,需要有集中統一的領導,需要建立確實能夠起到綱舉目張作用的領導機構。軍事變革一般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根據科學技術的發展,軍事思想的昇華,國家軍事戰略的需要,作戰理論的創新等進行軍事制度設計。這種設計應該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不是“各打各的鑼,各吹各的號”。在這方面,美陸海空三軍在資訊化建設初期各幹各的教訓就很值得汲取。因而,在實現軍事制度安排的後發優勢時,搞好頂層設計十分重要。
勇於開拓創新。實現軍事制度安排的後發優勢,無論採取哪種模式,都要體現出創造的價值。辯證法告訴我們,“破”與“立”不是截然對立、互相分離的兩個過程,而是在“破”的同時,“立”的因子已經蘊涵在其中了。在軍事制度安排上,任何一次成功的借鑒,都帶有主體的選擇性;即便是模倣,也沒有兩種完全相同的制度;即便是制度的形式相同,制度的內涵也會存在差別。而借鑒什麼,不模倣什麼,怎樣取其所長,避其所短,這些問題本身就體現出一種創造性。
尊重本國國情。對於任何制度創新來説,都不可能離開具體的國情,不可能割斷歷史,也不可能游離于具體的制度環境之外,軍事制度的改革乃至創新亦是如此。對於軍事制度創新的主體來説,其創新性要體現在對原有制度約束邊界的理解、選擇和處理上,體現在通過創新活動使約束邊界産生最大的邊際效應上。這樣才能把後發優勢的好“鋼”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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