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前提是資訊主導，對像是作戰體系，基礎是縱向貫通，關鍵是橫向融合，根本是領導駕馭。我軍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開始由構想走向現實。在建設過程中，既要防止墨守成規、無所作為的“僵化”，又要防止高不可攀、遠不可及的“神化”，還要防止沒有標準。

在今天的軍事學術研究中，與資訊化聯繫最多的是一體化。一體化聯合作戰、一體化聯合訓練、一體化聯合指揮，使人聽得耳熱。一體化聯合作戰的關鍵問題是指揮，一體化聯合訓練的核心內容也是指揮。正確地探求具有我軍特色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對於科學地組織一體化聯合作戰、開展一體化聯合訓練，對於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明確一個方向：資訊主導下作戰體系的縱向貫通與橫向融合

自有戰爭以來，軍事家理想中的軍隊，如同“常山之蛇”，反應靈敏，渾然一體；“萬千之眾，聚為一卒，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然而，要達到聚三軍于一體，關鍵是協同配合問題。在“偵察靠目視，通信靠傳書，交戰靠矛盾，號令靠旗鼓”的冷兵器時代，軍隊的協同只能是鬆散粗略的。即使到了熱兵器以至機械化時代，有了望遠鏡、電話、電臺、雷達等現代化指揮工具，資訊傳輸的實時性、有效性仍然受到極大限制，兵種以至軍種之間的協同主要還是按照預先規定的時間、地點、任務來進行，三軍“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的情況依然時有發生。只有到了資訊化時代，軍隊具有了像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一樣的指揮資訊系統，“三軍一體”才能得以實現。

隨著資訊化戰爭的到來，一體化已成為聯合作戰指揮發展的必然趨勢。美軍的轉型，起源於越戰失敗，發端于觀念更新，側重於指揮變革，見效于海灣戰爭。它的理論基礎是“戰略癱瘓論”、“基於效果作戰論”，方法構想是“快速決定性作戰”、“網絡中心戰”。強調利用美軍的資訊優勢和空中優勢，縮短自己的“決策週期”（即OODA迴圈：觀察、判斷、決定、行動），拉長敵人的“決策週期”；按照“五個戰略環”（領導層、有機要素、基礎設施、民眾、野戰部隊）的排序實施由內向外的“並行打擊”，從而迅速摧毀敵人的抵抗意志。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IntegratedC4IS鄄RK即一體化的指揮、控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偵察與打擊之上的。Integrated（一體化）這個詞，是上世紀90年代初才加到C4I前面的。從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美軍無一不是靠這些招法取勝的。新軍事變革的趨勢表明：對抗一體化的最好辦法是使自己也一體化，既有以體系對體系、以癱瘓對癱瘓的膽略和能力，又有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戰思想的智慧和手段。

江澤民同志指出：“隨著資訊化的發展，現代聯合作戰將不斷向陸、海、空、天、電多維一體的高級階段發展。我軍的基本作戰形式，也要逐步由諸軍兵種協同性聯合作戰向一體化聯合作戰轉變”。這一思想開啟了我軍探索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的新篇章。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前提是資訊主導，沒有指揮手段的資訊化，就沒有指揮方式的一體化；對像是作戰體系，其級別、規模應與作戰任務相適應，一般應包括戰略、戰役、戰術以至武器平臺這幾級，有時也可以是戰役或戰術級；基礎是縱向貫通，融戰略決策、戰役指揮、戰術行動、技術實現于一體；關鍵是橫向融合，融陸上、海上、空中、太空、電磁領域的力量于一體；根本是領導駕馭，具備統馭三軍與敵鬥智、鬥勇、鬥心、鬥技、鬥力的能力。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就是要著眼“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的需要，從我們的國情、軍情出發，在繼承我軍優良傳統、借鑒外軍有益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具有我軍特色的作戰指揮變革的方法和路子。

尋求一個途徑：在資訊技術與軍事科學的融合上下功夫

軍事需求牽引了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工業時代的機械化戰爭，催生了坦克、飛機、航母、導彈以至原子彈、氫彈等新型武器裝備，把戰爭的破壞力推到了極限。當戰爭的前景只能是“確保互相摧毀”的時候，人們把目光從全面戰爭轉向了局部戰爭，從攻城略地轉向了體系破擊，從殲滅有生力量轉向了征服精神意志。為達成這種戰爭目的，必須實施智慧化、精確化、一體化作戰，實施非接觸、非對稱、非線式作戰。要滿足這些軍事需求，離不開資訊技術的支撐。事實上，以電腦為核心，包括探測、通信、制導、定位等在內的資訊技術的高速發展，都是從滿足“看得清、判得明、聯得上、打得準”等軍事需求特別是指揮需求開始的。當今世界，資訊技術已滲入到社會和軍隊的整個機體，達到了空前普及的程度。這個普及過程是軍用帶動民用的過程。

資訊技術廣泛應用於軍事領域，首先引發了新軍事技術革命，使性能已經接近“極限”的機械化武器裝備變得“耳聰目明”，煥發了“青春”，一大批小型化、智慧化、隱形化的資訊化裝備應運而生。新軍事技術革命又導致了軍事思想、戰爭理論、體制編制、作戰樣式特別是指揮方式的根本性變化，引發了世界範圍的新軍事變革。軍事變革使戰略、戰役、戰術的界限日趨模糊，既出現了“戰略性戰鬥”，又出現了“戰術性戰爭”。可以説，沒有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就沒有新軍事變革特別是指揮變革的蓬勃興起。

新軍事變革的本質是資訊技術與軍事科學的融合。美軍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非常注重軍事資訊化建設，啟動了“數字化戰場”、“資訊化軍隊”、“網絡中心戰”等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搶得了新軍事變革的戰略先機。軍事資訊化實質是資訊技術與軍事科學的融合。這種融合不是從內容到形式的簡單交叉，而是從思想到手段的高度滲透。它拓寬了資訊技術的應用領域，擴展了軍事科學的發展空間，二者互為作用，産生了極大的倍增效應。筆者在這裡提出“融合”而不是“整合”，是因為“整合”重在強調整體綜合，而“融合”更加注重融洽和諧，比“整合”更進了一步。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清醒地指導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的根本途徑，在於實現資訊化技術與軍事科學特別是指揮科學的融合。當前，資訊技術已經滲透到作戰指揮的所有領域，指揮資訊已成為指揮活動的基本要素。沒有資訊技術作支撐，大量的戰場資訊就不能得到準確獲取、實時傳輸、高速處理和有效利用，作戰指揮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就要求我們在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時，要特別注重在融合上下功夫，重點研究如何適應資訊化戰爭的要求，實現指揮結構扁平化、指揮系統網路化、指揮手段智慧化、指揮方式一體化。以實時正確的資訊流主導戰場，在關鍵時間、關鍵地點、關鍵目標上形成作戰能力的精確聚合。

找到一個抓手：從變革聯合作戰指揮活動入手

實踐有著比理論更可貴的品質。當前，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的理論觀點不少，但由於理論本身的原因和諸多因素的限制，真正能用於指導實踐的並不多。在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等制度性改革一時尚無定論的情況下，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可以從變革指揮活動入手。今年，國防大學與來自全軍的專家一起，結合完成總部賦予的重大軍事訓練活動任務，從理論研究、系統開發和演練實驗三個方面協同攻關，摸索出三軍共用同一平臺，進行實時、同步、並行、互動式指揮的新模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標誌著我軍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開始從理論走向實踐，由構想走向現實。

聯合情況判斷。包括一體化情報收集、分析與分發。一體化情報收集，是指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情報中心使用一體化情報收集系統，接受來自陸、海、空、天、電各類偵察監視手段獲取的原始情報，完成情報資訊的第一次融合；一體化情報分析，是指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情報中心使用一體化情報分析系統，對獲取的情報資料進行同步分析，相互印證，形成判斷結論，並實時將其標繪至通用態勢圖，完成情報資訊的第二次融合；一體化情報分發，是指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情報中心使用一體化情報分發系統，將通用態勢圖按分發規則實時發送至各級指揮所，各級指揮所按需求和許可權調用不同解析度和資訊量的態勢圖，必要時，可進行有管理的資訊“訂購”。

聯合作戰決策。首先是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依託“網上聯合作戰室”的研討環境（文、圖、表、視、音頻），以指揮控制中心為主，各中心在同一平臺上圍繞目標的變化進行實時研究，同步交流。首長主持研究，適時決策，形成調整後的打擊目標清單，從網上分發給各軍兵種作戰單元。爾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得到調整後的打擊目標清單，通過“聯合事務席”，運用基於目標的“認購”軟體，依據各自的作戰特長和能力，提出本單位打擊目標的建議。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在網上組織各軍兵種作戰單元，運用基於“認購”的協調軟體，進行網上研討，最終確定目標分配方案。

聯合任務計劃。聯合作戰指揮機構通過聯合任務計劃平臺，與各軍兵種作戰單元在網上同步修訂聯合打擊計劃，包括兵力、彈藥、打擊時機、打擊方法、協同配合等，重點解決“怎麼打”的問題。具體包括“聯合計劃制定”、“聯合計劃協調”和“行動‘卡片’生成”。“聯合計劃制定”，是在聯合決策之後，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在聯合計劃平臺上，實現異地、同步、交互作業，借助輔助計劃軟體，制定計劃草案。“聯合計劃協調”，是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利用研討環境，組織各軍兵種作戰單元對所制定的計劃進行研究、調整、修改，最終形成圖文互換的聯合打擊計劃。“行動‘卡片’生成”，就是各軍兵作戰單元依據計劃生成的數據，帶動戰術部隊指揮所生成聯合打擊所需的各類行動“卡片”，實現“代碼指揮”。

聯合行動控制。包括下達指令、督導行動、實時調控等過程。與傳統方式不同的是，這種協調控制主要是在網上通過實時互動進行的。一是在各級指揮所設立“聯合事務席”，在系統支援下負責軍兵種間聯合作戰行動的協調事宜；二是根據需要在網上臨時編組“聯合部隊”，具體遂行聯合作戰任務；三是在末端視情設立“控制代理”，現場協調聯合作戰行動。作戰單元的“聯合事務席”，其席位應包括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派出的協調組和各軍兵種作戰單元互派的聯絡員。在作戰部隊一級，聯合事務席也可以由經過三軍交叉培訓、具有聯合作戰素養的本軍兵種指揮人員組成。網下“遠在天邊”，網上“近在眼前”，網上協調比當面磋商更及時、準確、簡便。

幾千年來，判斷、決心、處置一直是軍隊的基本指揮活動。儘管現在指揮手段有了極大的發展，但縱向上情況逐級判斷、決心逐級確定、處置逐級下達，橫向上各軍兵種分別指揮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資訊技術與軍事科學的融合，推動了指揮手段與指揮方式的飛速發展，資訊實時共用、多級同步互動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方式必然應運而生。上述聯合情況判斷、聯合作戰決策、聯合任務計劃、聯合行動控制，就是著眼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需要，基於現有指揮資訊系統的基本功能而提出來的，是“跳一跳，能夠到”的。

打牢一個基礎：把初創時期、初級階段的事情辦好

任何新事物的成長，都會有一個醞釀、産生與發展的過程，都會經歷初級、中級和高級階段，都會帶有孕育其出生的母體的印記，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也是如此。從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進展情況來看，我軍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尚處在醞釀與産生的初創時期，尚屬於剛剛起步的初級階段，尚帶有許多非一體化甚至非聯合作戰的成份。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既要防止墨守成規、無所作為的“僵化”，又要防止高不可攀、遠不可及的“神化”，還要防止沒有標準、亂貼標簽的“泛化”。堅持與時俱進、科學推進、穩步前進，把初創時期、初級階段的事情辦好，把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的基礎打牢。

與不宜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的道理一樣，我們也不宜追求“純而又純”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是在合同作戰指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就要注重從合同作戰指揮抓起，打牢軍種內資訊融合的整體作戰指揮基礎，以一體化合同作戰指揮能力的形成，促進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提高。一體化作戰指揮又是在協同性作戰指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也要注重從協同性聯合作戰指揮抓起，打牢由機械化戰爭向資訊化戰爭過渡的聯合作戰指揮基礎，以協同性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形成，促進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提高。一體化指揮還是在一體化訓練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還要注重從一體化訓練抓起，打牢指揮者運用指揮資訊對指揮對象實施互動式指揮的基礎，以一體化聯合訓練指揮能力的形成，促進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提高。部隊、面上的一體化指揮，是從院校、點上論證試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探求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之路，應注重從院校、點上的指揮變革抓起，打牢指揮理論研究與指揮實踐探索的基礎，以院校、點上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的實驗成果，促進部隊、面上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能力的提高。

從合同到聯合、從協同性到一體化，在指揮上沒有天然的鴻溝。在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的初創時期、初級階段，合同、協同性的成份可能多一些，聯合、一體化的成份可能少一些。只要方向明確、思路清晰、態度積極、措施紮實、步驟穩妥，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擴展，訓練變革促進作戰變革，院校變革促進部隊變革，點上變革促進面上變革，聯合、一體化的成份將會越來越多，我軍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能力將會越來越高。但即使到了鼎盛時期、高級階段，也不應該終止變革與探索。因為一體化與資訊化一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發展過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只有常立潮頭，才能長盛不衰。 （任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