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澳日韓試圖組建“亞洲的北約”之議浮出臺面，除了遏制中國的企圖外，這些國家對亞洲特別是東亞局勢都有自己的盤算。
東亞地區構成了當今世界最複雜的、最難處理的多邊關係和雙邊關係。世界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世界核武器庫僅次於美國的俄羅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台灣問題還沒有解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朝鮮半島上冷戰仍沒了結的朝鮮和南韓……世界有特色的強勢國家都集中在這裡，誰在東亞牌局中贏得“王牌”，誰就可能是亞太地區的“王牌”，進而，誰就能在21世紀的世界牌局中成為“王中王”。
強勢國家在東亞的諸多努力
在東亞地區，美俄中日是決定性的4個大國，但只有美俄是世界性大國（儘管俄長期來經濟實力低於日本，目前還低於中國）。
冷戰時，美國支援中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抗衡蘇聯，日本也視中國短期內不會對其構成威脅而予以容忍。但90年代後半期，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量已大大超過日本，加之原有的政治能量，以及與俄羅斯關係的靠近，美日改變對中國的政策已勢在必行。
普京上臺、布希當選，兩位年輕的領導人分別執掌兩個最強國家的權柄，並大幅調整了對東亞政策，且來勢兇猛，特別是美國新政府言談舉止更是對中國咄咄逼人，甚至讓普通的中國老百姓都倍感壓力。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于去年訪問朝鮮、日本、蒙古、印度，稍後又訪問越南、南韓，俄羅斯還與越南搞起戰略夥伴關係，並建議在朝鮮半島搞“六方會談”（原本一直是中美朝韓“四方會談”）。俄羅斯與印度的軍事合作水準一直高於與中國的。布希總統除了繞著中國打了一圈電話外（布希入主白宮後不久的13國“電話外交”不包括中國），還立即接待日本外相、南韓總統。於是，日本強化與美國的戰略同盟，南韓支援導彈防禦計劃……
當年，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對中國的崛起似乎有些無奈，克林頓也是在摸索中對中國採取一邊打壓一邊扶持的模糊政策。這兩個國家在名義上都在經營和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實際上似乎都是心有默契，其真正意圖都與中國有關，美國的戰略更為明顯———設法壓縮中國的戰略空間，如今的“亞洲小北約”顯然是老調奏新曲。
據報道，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係教授約翰 米爾希梅爾（JohnJ．Mearsheimer）即將發表的文章主張，美國在面對全球各地的霸權時應坐山觀虎鬥，然後再伺機介入。因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標向來是“不容許另一個強權主宰歐洲或東亞”，當亞歐出現霸權而區域內各國束手無策時，美國才會介入，以獲取有利於美國主導的均勢。
米爾希梅爾認為，東亞地區的關鍵在於中國是否興起。如果中國不成為霸權，則美軍遲早會撤出東亞，從而使日本加速建軍並且重登強國地位，東亞隨即成為多極格局，並依舊維持力量平衡，只是比現在的平衡略微緊張。他還認為，如果中國興起，美國勢必設法圍堵中國，於是美國最危險的局面即將出現。因為在東亞三強中，日本人口只有中國的1／10，且在東亞大陸沒有立足點，很難獨霸亞洲。俄羅斯經濟實力太差，且人口也遠不及中國，何況還要面對歐洲及中亞諸國的壓力，因此也難以在東亞獨霸。因此，美國餘下要“收拾”的只有中國。如果中國經濟不再繼續快速發展，日本仍是區域內最富有的國家，中日兩國都無法成為“區域霸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軍隊無需留駐東亞，日本則很有可能發展核武器，也會大力發展常規軍備。既使在東亞日本取代了美國，但東亞地區仍是平衡局面，因為東亞還有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即使仍然缺乏軍事實力，無法與美國抗衡，但是對付日本問題不大。”
基於此，另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青年專家分析認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説，近兩年來，中國的地緣政治環有明顯趨於不利的勢頭，這也標誌著中國在1996—1998年間開展的頗為得心應手的大國外交戰略在東亞新局勢中面臨諸多挑戰。
東亞均勢中的縱橫捭闔
從歷史經驗看，16世紀的歐洲國際政治演變就是當今東亞均勢的最好樣本。當時，英國孤懸歐洲大陸以外，對歐洲實行均勢外交。荷蘭強大時，英國就聯合法國對抗荷蘭；法國強大了，英國甚至不惜扶植一個普魯士來對抗法國；普魯士強大了，英國就聯合法國以及俄羅斯來對抗普魯士。總之，決不允許歐洲大陸為一個國家所主宰。而歐洲大陸由幾個主要大國互相控制，英國就可以從容地拓展海外利益，還被主要大國競相拉攏。英國當年的角色正是美國在二戰後孜孜以求的。
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前的德國、海灣戰爭前的伊拉克等都是由美英等大國用金錢、用槍炮一手扶持起來的。只要德國去攻打紅色蘇聯、伊拉克去攻打原教旨主義的伊朗，美英就繼續支援；如果德伊想在地區坐大、甚至想挑戰美英霸權，那是絕不容許的。有意思的是，二戰後的德國因為蘇聯的存在，美國則不計前嫌；伊拉克就沒有那麼好的運氣。蘇聯沒了，也沒誰在中東支援伊朗，所以，伊拉克的價值就大打折扣，遂成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美國等在東亞均勢外交的真正內涵是什麼？即在東亞地區至少保持兩個以上的地區大國，使之互相牽制，不容許某一個國家成為地區的主導力量，從而建立起地區霸權。具體説，就是在東亞至少保持中、日兩個地區大國，如果日本的力量還不足以控制中國，那麼就通過印度、南韓、越南，加之台灣、南海等一系列因素來彌補。
中美利益衝突的本質就是，中國的崛起對美世界領袖地位構成挑戰、中國的社會制度為美所代表的西方勢力所不容。其中，前者更為本質，後者成為美國向中國挑刺的工具和手段（因為，即使中國沒有“人權”、“台灣”等問題，美國也還會找出其他一些類似的問題）。其他某些國家也有類似的心態。
然而，在當前所謂和平與發展時代下，這些東亞國家間的根本利益衝突不可能放在外交臺面上討論，於是乎，行為積極主動的既得利益者就開始有意地兜圈子。對於能拿捏得住的國家，就會粗暴一些，比如美國對朝鮮，日本跟進；對於一下子吃不準的國家，就軟硬兼施，比如，美國對中國，日本也跟進。因此，美國要維護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最好的辦法就是東亞均勢外交。這與70年代以來，美國的親華疏日政策背後的動機是一樣的。只是美國現在適當親日疏華還覺得力度不夠，便對印度也適當投入，加大對中國的牽制力。其他有些國家的做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很顯然，如果美國等在東亞搞均勢外交，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內心都樂觀其成。
中國如何在東亞均勢中定位
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中國的崛起正好又是與日本90年代的衰退同步進行的。這極大地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實力對比，使東亞地區原有的政治格局完全被打破，但並不能因此就輕率地得出中國就是一個世界性大國。這當中，有兩個問題困擾著東亞國家而且都沒有答案：第一，世界如何定位一個正在上升的中國？第二，正在上升的中國如何定位這個世界？
無論怎麼評估，當前中國的經濟總量仍落後於美日；中國軍力肯定是在美俄之後，與法英日德相比也有很多短處；中國社會發展水準明顯處於初級階段，與西方成熟的社會有比較大的差距。中國目前的綜合國力充其量只能定位於一個發展中的、在地區力量和影響正在上升的國家，根本不具備有挑戰美國的資本，更不可能挑戰當前相對團結的西方陣營。
從短期和表面上看，中國的牽制因素增多，實際上正反映了中國在東亞地區格局演變中成為核心因素，業已肯定了中國的地區大國地位。東亞均勢條件下，美俄等外部大國和中日等內部大國行事都將更為謹慎，突發和意外事件引發的國家關係重大變故的可能性減少，有利於保持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國當前的最大要務就是增強綜合國力，確保相對和平的國際、特別是周邊環境，因此，東亞均勢對目前的中國來説並沒有太多壞處。東亞均勢既然是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的共同意向，中國如果貿然挑戰，就可能觸犯大國聯盟的利益，成為眾矢之的。
英國從16世紀打敗葡萄牙，直到19世紀初才確立世界霸主地位，耗時200多年，機巧用盡。美國從1890年國民生産總值躍居世界第一，直到二戰結束才確立世界霸主地位，用時60多年，一直搞孤立主義，甚至作為一戰的戰勝國，連最後的果子也不屑去摘，真是城府太深。相反，法國、德國、日本都是操之過急，戰略失誤，想爭當地區或世界領導功虧一簣。目前，日本國內反省二戰時還有一種論調，即認為日本在侵佔中國和東南亞之後應再積蓄一段時間力量，不應該過早與美國攤牌。
伊拉克的角色、戰前德國的角色都是悲劇性的，在中國是不應被提倡的。對於一個弱國來説，與強國打交道最忌諱的就是缺少韜略，意氣用事，像薩達姆那樣直面挑戰大國的霸權。更何況，現在的美國並未把中國完全視為敵人。這就使得中美兩國有機會既可發展成敵手，也可以發展成夥伴，但有一點很明確，中國已經成為被美國重視的對手。
從長遠看，在相當長時期內，美俄是對中國地緣安全影響最大的國家。日本、印度的對華態度以及越南、朝鮮半島走向還是決定中國地緣環境的主要因素。東亞均勢中有不利於中國崛起為一個世界大國的諸多因素，但從動態的國際政治角度看，如果善加利用，這種均勢中就有積極因素為我所用，使牽制力化解為動力；如果無所作為，均勢中的消極因素就會增加，甚至使牽制因素最終成為包圍力量。中國應立足長遠，要從根本上理順與日本、印度、越南等所有周邊國家的關係，最終在東亞均勢中和平地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中國青年報》 2001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