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環球論壇
本次議題:如何看待美國的亞太戰略
討論時間:2001年6月12日
討論地點:上海交通銀行大廈
主要發言人:
吳心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
周建明: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
黃仁偉: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郭學堂:浦東美國經濟研究中心博士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態勢,至少帶給我們巨大的戰略壓力
吳心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在過去十年有了明顯的調整。90年代初期,美國考慮的主要是防止朝鮮半島的核擴散的問題,但這並不涉及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結構性調整。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認為結構性的挑戰已經出現,1995年《東亞安全報告》出臺後,調整的趨勢日見明顯。從安全策略來看,美國的各種手段都在加強,比如單邊軍事優勢、雙邊軍事同盟、對華接觸和遏制、多邊機制等。
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怎麼理解?我覺得目前有兩個爭論,一個是“美國的戰略重心到底在歐洲還是亞洲”。這個問題其實誤導了我們的思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其戰略關注點不可能是一個地方,它可以有幾個中心,比如歐洲、中東和東亞。我們看到,即使是在美國戰略重點在歐洲的冷戰時期,它打的最主要的兩場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卻都是在亞洲。就是説,重點不在這個地方,未必這個地方就沒有戰爭;重點在這裡,也未必這裡就會發生戰爭。美國的戰略關注點是多元和動態的,取決於它對具體的挑戰與威脅的性質判斷,並不是説戰略重點在一處,它對另一處發生的危機就可以不問不聞。美國認為,當前亞太的問題比歐洲大,所以它對亞太的戰略關注在上升,這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動向,涉及很多具體的政策調整。
第二個問題是,有人説美國的亞太戰略態勢是“防禦性”的,這一判斷不夠準確。如同法律上常常涉及到正當防衛和防衛過當的問題一樣,國際政治中也一直存在著準確判斷“進攻—防禦”相互關係的矛盾。當前美國亞太戰略也存在著“防衛過當”的問題,在某些方面已表現出一種進攻性,或者説是進攻性防禦。這一點對於我們認識美國亞太戰略的調整至關重要。
周建明:美國原來的戰略有個正式的名稱叫“參與戰略”,也稱為“接觸戰略”。它是指,在安全上主要防止地區性的衝突,針對的還不是大國。對於俄羅斯和中國這樣有可能成為美國地區性競爭對手的國家,美國是採取參與其發展的方式,使它們成為遵守國際規則的成員,安全上的遏制是預防性的。這可以從當時美國的國防開支和軍隊規模大幅削減,以及中美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的戰略夥伴關係中得到印證。現在美國的戰略調整我認為已經很明確,它以遏制地區性競爭對手為主要內容,防止地區性的競爭對手成為世界性的競爭對手,防止地區性的競爭對手在區內挑戰美國的利益,也防止它與其他地區性的競爭者結盟,對美國構成威脅。
美國的亞太戰略是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基本邏輯是仍把以實力為基礎的地緣政治作為全球戰略的基本框架,把安全問題作為戰略考慮的重點。這種現實主義的戰略思維與以往不同的是,它追求的不只是大國力量的均勢,而是認為美國處在經濟、科技、軍事、外交影響力都具有優勢的情況下,有條件把現在的優勢轉化為長遠的戰略優勢,使美國能確保在21世紀前幾十年對世界的獨霸地位。為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從防止未來威脅的角度,對可能的競爭者進行遏制。
黃仁偉:美國亞太戰略的構想現在還沒有正式拿出來,不過我認為它一定是一個有盟國參與的多邊戰略體系。現在的雙邊盟國體系不能實現美國的亞太戰略目標。美國在歐洲有北約這樣的多邊安全體系,但在亞洲沒有,所以它現在開始向這方面轉變。其措施,一是達成集體性的對安全形勢的磋商,二是多邊性演習大大超過雙邊性演習,三是通過導彈防禦體系把指揮控制系統一體化,四是找到最後目標,讓這些多邊國家都認為有一個共同的威脅來源。只有建立起這樣一個多邊戰略體系,美國的亞太戰略才能夠實現。
美國已經對它在亞洲的基地進行調整,明顯提升東南亞基地群的地位。另外,加強對西太平洋的投放能力,把前沿往前推移,彌補其遠距離投放能力的不足。再有就是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動員其亞洲盟國參與。要求盟國的參與,關鍵並不在於這些國家受到了導彈的威脅,而是要讓這些國家接受統一的指揮控制系統。最後還有對南亞國家像印度進行拉攏。
通過這些,美國可以構築由“美日核心”、美國盟國以及“周邊友好國家”建立的三層安全網。這個態勢帶給我們的,即使不是立即的威脅,至少是巨大的戰略壓力,使我們在亞洲的安全空間受到很大壓縮。這和北約東擴給俄羅斯帶來的態勢是相似的。
新的亞太戰略在實施過程中會有困難,不可能一帆風順,關鍵看能夠走多遠
吳心伯:美國戰略調整是實質性的,現在的問題是,它能夠走多遠?能否成功?我認為它有幾個限制因素,首先,亞太地區現在還沒有一個遏制中國的大環境,目前美國的亞太戰略調整還只是反映美國單方面的意圖,不代表多數亞太國家的意圖,包括美國的盟友。其次,日本能否發揮美國所希望它發揮的作用?日本的右翼勢力當然希望美國對華政策趨向強硬,但日本是否作好了準備要跟美國一同遏制中國,值得懷疑。特別現在日本在經濟上不景氣、政治上缺乏強有力的領導人、國內對日本走向存有種種分歧的情況下,更大有疑問。再者,華爾街的工商界人士會怎麼看布希的新亞太戰略?中美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已經達到新的高度,布希政府如何能保證在執行強硬的對華政治與安全政策的同時又不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美國是一個集團利益多元化的國家,布希政府光考慮軍火商的利益而不顧及其他集團利益的作法無疑會遇到很大阻力。
周建明:美國的戰略調整在國內和盟國間都遇到了不同利益的牽制,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反對。布希政府要推行新的戰略會面臨很多困難。但是,從美國國內來看,還沒有出現新的戰略思維,從戰略方向上挑戰布希的政策,同現在的戰略思維相抗衡。因此,美國的戰略方向在一段時間內不會改變,問題只是按照這個方向美國能走多遠。
黃仁偉:我也認為美國這套安全體系受到很大制約,不可能完全實現。首先,把雙邊變成多邊是很困難的,南韓與日本,泰國與菲律賓等,都不存在共同的戰略目標;第二,三個基地群還會有很大的變數,比如南北朝鮮的形勢,特別是美國在南韓的基地的形勢很難判斷,美國在東南亞的基地是否真的在美國需要的時候能被美國使用也是問號;第三,所有國家也都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軍事機器交給美國控制;另外,印度實際上是想利用美國,並不是在戰略利益上和美國一致。最後還有日本,最近我們看到日本在外交上,聲音也並不完全和美國保持一致。所以體系能否建立,美國的戰略能走多遠,目前還是未知數。而且難以走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郭學堂:與冷戰時期相比,21世紀初的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已經發生變化。大國關係在重新定位,大國均勢體系在加速形成。“現實主義政策和實力外交”將逐漸主導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看待21世紀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呢?我認為:
第一,冷戰結束以來中美關係中出現的問題是國家實力變化和戰略利益發生衝突的結果,屬正常現象。布希政府上臺只不過是加速了兩國戰略利益衝突和戰略關係的調整。問題歸問題,合作歸合作,在這種戰略關係調整過程中,既不要指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會做什麼讓步,但也不要過高估計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矛盾並非意味著走向全面對抗。台灣問題是美國長期使用的籌碼,換個角度看,這個籌碼使用的時間越長,也就延長了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攤牌的時間。
第二,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不是10年或20年就能完成的,後冷戰國際體系仍會維持很長時間。在經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時代,經濟合作與多邊安全是亞太地區國家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在這期間,中美兩國在經濟領域和多邊安全領域的合作空間還是很大的。
第三,中美關係中的許多危機還只是出現在雙邊層面上,多邊層面仍保持接觸、協商與合作,使中美關係一定時期內仍可以維持相對穩定狀態。我認為,在和平與發展的戰略判斷上,我們還沒有必要對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作出調整;不過,在局部和具體的問題上,可以有所調整。
積極加強多邊外交,是我們值得考慮的問題
閻學通:我想提一個目標和手段的問題。我們在討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目標時,要注意這個目標是服從於一個大的宏觀目標的,這就是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導權。在具體問題上,比如亞太地區,它實際需要製造一點緊張,製造一個共同威脅,加強它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存在。所以美國在歐洲的軍事戰略目標和在亞洲某種意義上是相反的:歐洲是儘量不出事,亞洲則是需要製造一些事。在台灣問題上不斷找點事,從而變成它增加在亞洲駐軍的一個最有效的理由。
美國在這個地區的戰略調整,還和在國內與軍工複合體的聯繫有關。布希競選上臺,主要支援來自國內的軍工複合體,也必然要有所回報。另外現在要扭轉美國經濟下降的趨勢,只能靠對軍工企業的投入,高科技企業短期內不能拯救美國經濟。可見現在美國的戰略調整在某種意義上和國內政治有聯繫。
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美國的全球戰略行為並不等於對華的戰略意圖。比如NMD,實際上是美國全球的一個防禦系統,不能簡單地認為是針對中國的,只能説中國是客觀上最受影響的國家。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必須在和美國的交往過程中,分清我們的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特別是力不從心的問題上,我們沒有必要採取對抗的姿態。
周建明:美國實施其東亞戰略,一定需要一個核心盟國。從現在的情況看,日本跟著美國走的可能性很大,雖然日本會顧慮和中國的關係。一些東亞國家在安全上可能會向美國靠,但不一定明確地和美國建立結盟關係。
黃仁偉:日本最近幾年能夠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它的和平憲法,這也是受到美國支援的,因為不修憲,日本就不可能出兵本土以外進行防務行動,美日軍事同盟就不可能實現。這其實也是美國亞洲戰略調整中的一個步驟。可以想見,日本右翼的勢力在5年內還要上升,但修憲在日本國內面臨很大的阻力。
吳心伯:日本的考慮也很複雜,日本人心裏還是從自己長遠的發展來考慮問題,不只是圍繞美國的戰略需要打轉轉,這點包括日本右翼也是清楚的。右翼其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推動修憲,實際也包含了一旦日本自己具有防衛能力,就不再需要美國駐軍的意圖。如果日本真的突破了憲法的框架,那麼,它更多地是扮演一個獨立國家的角色,還是仍舊不能突破日美同盟的框架?這還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閻學通:我覺得我們能做的是,積極加強在這個地區的多邊外交,尤其是發展東亞已有的多邊合作框架,讓它們切實發揮作用。我們有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上海五國”。在東亞地區如何推動多邊合作,這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
《環球時報》 2001年0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