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某次詩人聚會，大家無意中提起王寅的那首詩，紛紛幫助王寅去回想那部捷克電影的片名。最後是伊沙與李大衛想起來了（他們孩提時幸運地看過該片）。因片名有點陌生，散會後我就忘記了，只記得想起來的人表情很興奮——有從記憶中失而復得的感覺。我能夠想起來的是同時期的另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二戰片，譬如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像》，南斯拉伕的《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與《橋》，蘇聯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攻克柏林》、《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好像羅馬尼亞也有同類題材的好片子，只是很遺憾，也想不起片名了。

    我看這一系列電影時還是個孩子——它們給一個和平環境裏的孩子進行了最初的戰爭教育。那也是一個貧困的年代，孩子們手頭幾乎沒有什麼玩具，可我對銀幕上的那些槍械、坦克、軍服卻極其熟悉——構成我幻想中的大玩具。我很小就被培養成兵器愛好者。這些二戰片，是我當時所能讀到的惟一的童話了——只是飽含著硝煙的氣息。孩子們是以好人與壞人的標準來劃分電影裏的敵我雙方的。我至今仍記得《第八個是銅像》的片斷：遊擊隊員們抬著犧牲的戰友的銅像，在黑暗的山區行軍……詳細的劇情已無從追憶，似乎當時也很費解：銅像多沉呀，遠遠不如抬一門迫擊炮過癮。唉，好人總是命苦，總是受欺負。我怕看悲傷的場面（矇住雙眼與耳朵），遇到雙方廝殺的鏡頭則捨不得眨眼睛。在永遠籠罩著夜色的電影院裏，我心跳不已，有點兒興奮，有點兒害怕……那場孩子們並未真正了解的戰爭，在我心目中被戲劇化了，像小夥伴玩打仗一樣簡單。

    由於政治的原因，當時能夠看到的二戰片主要是從社會主義同盟國家進口的——要不就是本國的抗戰片如《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小兵張嘎》之類。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二戰片時，我已長大成人了。説實話，歐美資本家拍得也不錯，《倫敦上空的鷹》、《虎口脫險》、《巴黎的最後一班地鐵》……使我目睹了二戰的另一部分或另一種風格。有的甚至玩世不恭：把戰爭拍成了喜劇片。看來他們要麼是當年受的苦少一點要麼就是忘卻得快一點——不如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苦大仇深，拍電影也有憶苦思甜的用意。當我對二戰的那段歷史開始進行知識分子的解析時，終於看到了《辛德勒的名單》與《拯救大兵瑞恩》。人類從來就沒有忘記二戰。戰後的人們一邊在癒合現實的傷口，一邊不斷通過文學藝術去重新撕裂傷疤——逼迫自己反思過去的不幸。我相信即使等我老了，還能看到新拍的二戰片——並且拍得更好，更感性也更理性。哪怕我們一代代地死去，還會有二戰片出生。也就是説，二戰對於人類已是永恒的，永恒的事件和永恒的回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絕後的災難。但對於電影來説，它最大的意義是：提供了永遠的素材。戰爭與和平的關係，是最複雜的關係。二戰片裏有我們祖輩或者父輩生活的影子。對於一個戰後出生的人，看多了二戰片，也會成為間接的參戰者——對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寶貴有更真實的認識。我不禁聯想到：甚至我今天的書房，都是建立在昨天的戰場上。戰爭造成了眾多沒有墓碑的死亡，活著的人更有責任給戰爭本身立一座墓碑。但願二戰片是最後的碑文，最後的墓誌銘！ （摘自《拆散的筆電》，四川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版）

    ——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