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辯護團調查清楚的中國細菌戰受害狀況如下:
一、日軍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0月到第二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鄰的義烏市區傳播,從1941年9月到第
二年3月,至少230人死亡,同時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還從義烏市傳播到東陽,從1941年10月到第二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二、日軍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寧波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1月到同年12月,這一地區的細菌戰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三、日軍1941年11月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到1945年1月間,常德市細菌戰死亡人數至少達到7643人。
四、日軍于1942年8月採取將混入霍亂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發鼠疫流行。1942年8月間,江山城區和農村的蔡家山、七里橋等地死亡至少100人。
這次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中,180名原告是來自浙江省衢州市、寧波市、義烏市、東陽市、崇山村、塔下洲、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等8個地方的細菌戰受害者,訴訟以日本政府為對象。第一次提訴是1997年8月,有108名原告;第二次提訴是1999年12月,有72名原告,目前兩案並審。他們要求日本國政府道歉,並對每個原告進行1000萬日元的損害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受理訴訟後,分別於1998年6次、1999年6次、2000年6次、2001年9次開庭審理,2001年12月26日第27次開庭終審,2002年8月27日一審判決。
原告針對被告的不法行為,提出3項主張:
一、根據《海牙條約》第三條、中國民法、日本民法中的相關法律法規和社會公理,原告認為“在戰爭中,被告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傷亡”。
二、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戰時及戰後,被告將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徹底隱瞞,這不僅使被害者們向被告追究責任變得更加困難,還給被害者們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三、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在戰後細菌戰事實更加明朗化後,被告仍然殆于對被害者的損失進行補償的立法,這也是給被害者們增加精神痛苦的行為”。
中日學子眼中的細菌戰
細菌戰訴訟讓更多的人了解到60多年前發生的戰爭災難,並引發人們對戰爭、和平和民族尊嚴等的思考。
日本相模女子大學女學生絹田亞紀子今年5月份在常德接受採訪時對記者説:“我認為,對一些日本人來講,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細菌戰真相,因為目前日本許多年輕人對戰爭一無所知。”
絹田亞紀子是去年11月在一次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圖片展示會上了解到有關細菌戰的情況的。她説:“在學校進行的和平教育都是關於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等,對於日軍當年究竟發動了怎樣的戰爭則很少涉及。”
“但是關於日軍發動的細菌戰,不僅中國的被害者,甚至連加害方的日軍老兵都有證言,並且又發現了731部隊的設施遺址、人體實驗的報告書等許多重要證據,使細菌戰的事實變得更加明確。”絹田亞紀子説:“對此如果日本政府還採取‘沒有關係’的態度,的確需要認真反思。”
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郝媛媛是中國留學生。去年11月中旬,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她翻譯細菌戰訴訟的資料,這才使她了解到當年的細菌戰罪行。她説:“在那之前,關於細菌戰訴訟,我僅僅是從報道中略知一二”,“當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為那些受害者們作法庭翻譯的時候,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些雙鬢白髮的老伯伯、老婆婆們在法庭上聲淚俱下的控訴731部隊慘無人道的罪行!日本政府做出了何種反應?這不能不讓我陷入深深地思考之中。”
和中國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浙江工業大學的王烈輝對細菌戰表示支援。不久前的一次紀念活動上,他對記者説:“作為和平時代的大學生,最怕淡忘那些苦難的歷史。如果有一天中國原告——苦難、恥辱的承受者不在了,可是正義還沒有實現,我們青年人會繼續揭露真相,繼續討還公道。”
新華社200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