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軍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衢州市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0月到第二年12月，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衢州的鼠疫向相鄰的義烏市區傳播，從1941年9月到第

    二年3月，至少230人死亡，同時在崇山村造成至少196人死亡，在塔下洲至少103人死亡。鼠疫還從義烏市傳播到東陽，從1941年10月到第二年4月，至少有113人死亡。

    二、日軍于1940年10月在浙江省寧波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到鼠疫的跳蚤，從1940年11月到同年12月，這一地區的細菌戰受害者至少有109人。

    三、日軍1941年11月在湖南省常德市上空用飛機投下感染鼠疫的跳蚤，1941年11月到1945年1月間，常德市細菌戰死亡人數至少達到7643人。

    四、日軍于1942年8月採取將混入霍亂菌的食物放到浙江省江山市的一些地方，引發鼠疫流行。1942年8月間，江山城區和農村的蔡家山、七里橋等地死亡至少100人。

    這次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中，180名原告是來自浙江省衢州市、寧波市、義烏市、東陽市、崇山村、塔下洲、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等8個地方的細菌戰受害者，訴訟以日本政府為對象。第一次提訴是1997年8月，有108名原告；第二次提訴是1999年12月，有72名原告，目前兩案並審。他們要求日本國政府道歉，並對每個原告進行1000萬日元的損害賠償。東京地方法院受理訴訟後，分別於1998年6次、1999年6次、2000年6次、2001年9次開庭審理，2001年12月26日第27次開庭終審，2002年8月27日一審判決。

    原告針對被告的不法行為，提出3項主張：

    一、根據《海牙條約》第三條、中國民法、日本民法中的相關法律法規和社會公理，原告認為“在戰爭中，被告在中國實施了細菌戰，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傷亡”。

    二、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戰時及戰後，被告將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徹底隱瞞，這不僅使被害者們向被告追究責任變得更加困難，還給被害者們增加了精神上的痛苦”。

    三、根據日本國家賠償法第一條，原告認為“在戰後細菌戰事實更加明朗化後，被告仍然殆于對被害者的損失進行補償的立法，這也是給被害者們增加精神痛苦的行為”。

    中日學子眼中的細菌戰

    細菌戰訴訟讓更多的人了解到60多年前發生的戰爭災難，並引發人們對戰爭、和平和民族尊嚴等的思考。

    日本相模女子大學女學生絹田亞紀子今年5月份在常德接受採訪時對記者説：“我認為，對一些日本人來講，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細菌戰真相，因為目前日本許多年輕人對戰爭一無所知。”

    絹田亞紀子是去年11月在一次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圖片展示會上了解到有關細菌戰的情況的。她説：“在學校進行的和平教育都是關於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等，對於日軍當年究竟發動了怎樣的戰爭則很少涉及。”

    “但是關於日軍發動的細菌戰，不僅中國的被害者，甚至連加害方的日軍老兵都有證言，並且又發現了731部隊的設施遺址、人體實驗的報告書等許多重要證據，使細菌戰的事實變得更加明確。”絹田亞紀子説：“對此如果日本政府還採取‘沒有關係’的態度，的確需要認真反思。”

    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郝媛媛是中國留學生。去年11月中旬，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她翻譯細菌戰訴訟的資料，這才使她了解到當年的細菌戰罪行。她説：“在那之前，關於細菌戰訴訟，我僅僅是從報道中略知一二”，“當我第一次站在法庭上為那些受害者們作法庭翻譯的時候，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些雙鬢白髮的老伯伯、老婆婆們在法庭上聲淚俱下的控訴731部隊慘無人道的罪行！日本政府做出了何種反應？這不能不讓我陷入深深地思考之中。”

    和中國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浙江工業大學的王烈輝對細菌戰表示支援。不久前的一次紀念活動上，他對記者説：“作為和平時代的大學生，最怕淡忘那些苦難的歷史。如果有一天中國原告——苦難、恥辱的承受者不在了，可是正義還沒有實現，我們青年人會繼續揭露真相，繼續討還公道。”

    新華社200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