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9日,在長春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正式向蘇軍宣佈繳械投降。
驕狂的日本軍人的“武威”,在1945年8月那個多雨的時節終於變成垂頭耷腦的繳械。伴隨著蘇聯紅軍坦克、飛機轟鳴和中國民眾奮起的呼聲,在東北土地上存在了40年之久的關東軍宣告投降。
■昔日“皇軍之花”戰敗前已變為“悽慘的稻草人兵團”
在中國政府管轄的土地上,外國軍隊竟能長久“駐屯”並任意欺淩當地官民,是近代半殖民地社會的特有現象。關東軍在滿洲建立及其發動事變“反客為主”,更顯示其嚴重惡果。
1904年日本對俄開戰侵入中國南滿,翌年擊敗俄軍後雙方簽訂停戰撤軍協定。日軍卻以“護路”為名留下一個師團多的部隊,長年駐紮在旅順至長春的鐵路沿線,還于1919年建立了“關東軍司令部”。關東軍在鐵路沿線的屬地,中國東北軍不得進入,成為“國中之國”。1931年“九 一八”事變時,日軍正是從南滿鐵路屬地衝出,一天內便佔領瀋陽、長春、遼陽等城市。隨後,關東軍又成為日本建立偽“滿洲國”並進行統治的主要工具。
在20世紀30年代,關東軍實權人物長期是天皇信任的“宮廷黨羽集團”要角,其參謀長中還出了兩名戰時首相──東條英機、小磯國昭。陸軍最精銳的第一、第二、第四等師團,也長期配備于關東軍,日軍裝甲兵最盛時的三個坦克師團中也有兩個隸屬其內。關東軍在“七七事變”前幾年保持在10萬人上下,1941年鼎盛時擴充為85萬人,戰敗前夕還有75萬人。
1942年以後日本戰況惡化,關東軍基幹部隊相繼被調到其他戰場。至1945年夏季,下屬的24個師團竟有20個師團剛組建幾個月。兵員除二次入伍的逾齡者和新兵外,被認為是“二等國民”過去無當兵資格的朝鮮人也被作為“兵補”。此刻剛接任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大將到各軍視察檢閱部隊,驚訝地發現許多炮兵聯隊只有徒手兵列隊,原來除了難移動的要塞炮,其他火炮大都被調到太平洋戰場和本土。
關東軍最後唯一的“新奇武器”,便是七三一部隊的細菌。然而這種生物武器的特點決定了應撒布于敵人深遠後方,關東軍此刻也沒有了可向蘇聯縱深實施大量細菌投放的空中力量。可以説,中國的持久抗戰和太平洋戰爭,已經把關東軍熬到接近燈枯油盡的地步。
■蘇聯十天內打敗關東軍的“遠東戰役”近乎一場戰鬥不多的強行軍
當時日本雖大勢已去,卻寄希望於蘇聯保持中立並出面調停“休戰”,條件是將南庫頁島和北滿權益讓給蘇聯,日本“保存皇土”(二次大戰前的領土)和“維護國體”(天皇制)。哪知史達林早與美英達成雅爾塔協定,確定結束對德戰爭三月後便對日開戰。
1945年8月8日晚(亞洲東部時間已到8月9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遞交了宣戰書。此刻集結了150萬重兵的蘇遠東軍已利用夜幕掩護在邊境展開,天亮前便向滿洲、朝鮮北部和庫頁島南部同時展開了進攻。在5500輛坦克(含自行火炮)的掩護下,乘著近10萬輛美制卡車的蘇軍在遼闊東北大地多方向開進,頭頂上有3000多架飛機掩護。在煙塵滾滾、馬達轟鳴的地空協同交響曲中,蘇軍的遠東戰役成為其現代化閃擊戰最典型的樣板,在內蒙古方向突擊的裝甲集群6天內便開進了600公里而到達吉林西部。基本由步兵構成的日軍除了少數依託永備工事頑抗外,其餘大都望風而潰而無法招架。
關東軍總司令部在開戰第三天便由長春撤到通化的山中,準備放棄北滿,所屬各部隊陷入一片混亂。當時的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也説,關東軍再打下去連兩個月也堅持不了。
蘇聯出兵,使日本最後失去“媾和”希望,天皇裕仁從美國得到不追究他戰爭責任並保存國體的許諾後(由此而論日本投降並非完全無條件),于8月15日令電臺播放了“終戰詔書”錄音。關東軍總司令部得到收聽通知後,匆匆從通化回到長春的辦公大樓。官兵們立正恭聽從來未聞的“禦音”,現場之寂靜,連眼淚掉在地下的聲音都能聽到。聽完廣播,那些長期驕橫並有“下克上”越權傳統的參謀軍官雖一時驚得呆若木雞,回過神來馬上又聲嘶力竭地叫喊著要“繼續抗戰”,經一天多爭吵,到17日淩晨山田司令官才裁決“奉戴聖旨”。
天皇的詔書只稱“接受”波茨坦宣言(宣言內容要其投降,普通日本人卻不知),通篇無“投降”字樣,於是關東軍總司令部下達的命令也只要求與蘇軍“停戰談判”。當時前線部隊多按自我理解行事,有的繳械,有的仍繼續抵抗並要求談判。明明戰敗,卻一直稱為“終戰”;投降繳械,又被説成“莊嚴地放下武器”。日本當權者為了保全面子,一直玩這種文字遊戲。這不僅在投降時拖延時間多死了不少人,且為戰後不服輸留下伏筆。
■蘇聯軍使進入總司令部大樓才使日軍放棄談判要求接受投降
日本天皇“八 一五”講話後,除蔣介石讓在華日軍繼續持械“維持秩序”而不得向共産黨繳槍外,其他盟軍都命令日軍立即放下武器,根本不同投降者進行什麼“停戰談判”。蘇聯遠東軍在繼續向當面日軍進攻時,又派出軍事使節直飛長春要求關東軍無條件繳械。
8月19日中午,阿爾捷緬科上校率5名軍官、6名士兵組成的軍使團,在9架殲擊機護航下到達長春機場降落。在場的淺田大佐陪蘇軍代表乘車駛往關東軍總司令部,並直接進入山田司令官正在主持會議的辦公室。面對“單刀赴會”式的蘇軍代表,山田大將藉口部下可能採取自由行動來進行恫嚇,然後要求進行“停戰談判”,得到的回答卻是只有投降而不能討價還價。這時,又一批蘇聯空降兵在長春機場著陸,山田乙三眼見不可能再講條件,只好站起身向蘇軍代表交出了象徵指揮權的軍刀,宣佈關東軍投降,自己和下屬都成為蘇軍的俘虜。
橫行東北40年的關東軍,就此宣告最後覆沒。至於其總司令部的結局,還存有一個小尾巴。8月19日之後,蘇軍鋻於關東軍部隊有些仍在抵抗,有的還失去了聯絡,便暫時保留了其總司令部的原班人馬,讓其繼續下達貫徹投降命令,只是派官兵監管其通信聯絡。
9月5日,蘇軍見東北日軍已完全繳械,便將關東軍總司令部全體軍官召到大廳裏。在“波波莎”輪盤槍的槍口之下,蘇聯兵推搡著他們排好隊,令其挨個過來解下係著手槍和軍刀的腰帶放到桌上,山田等頭目則沮喪地坐在前面的椅子上觀看。佐級和尉級軍官們都與士兵一起被送往西伯利亞做苦役。日本將級軍官還受點優待,被集體押到伯力戰俘管理所,與偽滿皇帝溥儀等同住。當時也有部分關東軍被中方收容,一批戰犯又被蘇聯轉交新中國。在蘇勞動的日本普通戰俘于1949年被遣返,山田等因指揮侵略和細菌戰爭罪而被蘇聯判刑者,也在1956年與中國釋放日本戰犯的同時被減刑送回國。
最後值得寫上一筆的是,關東軍戰犯、戰俘得到新中國寬大和教育改造後回國者,絕大多數站到反戰和爭取進步的立場上。在西伯利亞遭受苦役懲罰的近50萬戰俘,回國後則多半積極反蘇反共。筆者多次訪日時,所遇到的從中國遣返的關東軍老兵,一般都稱讚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並主張中日世代友好,而從蘇聯返回者則態度相反。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1956年中國特赦大批日本戰犯時,周恩來總理曾解釋説,現在廣大群眾對此可能不理解,可是再過幾年、幾十年就會看出效果。能否化腐朽為神奇,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中蘇兩國對待關東軍俘虜不同的政策上,又能看出截然不同的結果。
北京青年報2002/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