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每個偉大時代賦予人們偉大任務時，也同時提供了新的方法。只有那些勇於承擔偉大任務而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能夠引領時代潮流。

新軍事變革的關鍵是軍事創新機制，包括軍事創新制度的完善，軍事創新體制的建立，軍事科研設施的健全，軍事創新人文環境的形成，以及新的科學方法論得到普遍運用。

新軍事變革的基本特徵有三：一、這場變革是認知領域裏的革命。二、這場變革正促使東西方軍事文化走向融合。三、這場變革的深層是軍事哲學的革命。

以往的戰爭哲學是大吃小，今天的戰爭哲學是快吃慢。這裡講的快，不只是個機動能力問題，而是軍事認知系統與行動系統適時快速反應能力。新軍事變革拓開新的對抗空間，電磁空間、網路空間乃至太空，成了軍事對抗的新舞臺；新軍事變革不斷提高時間價值，發現即摧毀，首戰即決戰，對抗雙方力量優劣轉換的過程幾近消失；新軍事變革創造的虛擬空間，可以對未來作戰進行預實踐，從戰爭中學習戰爭，轉向從“試驗室”學習戰爭、“從未來戰爭學習戰爭”；新軍事變革將徹底改變工業時代的軍事體制，一體化作戰、一體化指揮，正在衝破傳統的軍兵種界限，戰略、戰役、戰術趨於重合；新軍事變革將使原來的“平台中心戰”，轉變為“網絡中心戰”，從而打破以往作戰中“偵察——判斷——決策——行動”的迴圈圈，實現從感測器到射手的統一；新軍事變革還將催生出無人化戰場，以控制對方戰略決策者思維的“人質戰”，已經不是天方夜談……戰爭的變化，改變著戰爭的哲學。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國防大學就十分重視運用混沌理論等複雜性科學方法，探討資訊時代的戰爭和軍隊建設問題。早在1992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就曾以非線性動力學和複雜性理論，設計制定出陸戰隊機動作戰條令。1996年，美軍出版的指揮控制論，也是建立在複雜性理論的基礎之上；美國國防部曾和蘭德公司聯合召開“複雜性，宏觀政策和國家安全”會議，突出研究非線性和複雜性理論在國家安全戰略和政策上的運用。資訊化戰爭，作戰目的從以往的“消滅敵人，保存自己”，轉向“控制敵人，實現利益”。就是説，新的戰爭重要的不是消滅敵人的肉體，而是征服敵人的意志。於是，作戰指導上將以複雜性科學的“熵值”概念，取代克勞塞維茨的“摩擦”概念。所謂“熵”，是指系統的無序度、混亂程度，是現代複雜性科學中常用的術語。克勞塞維茨創作《戰爭論》的時候，正是牛頓時代，他運用牛頓的力學方法——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作為研究和指導戰爭的工具，用“摩擦”這個概念，來反映前工業時代的戰爭，兩軍對抗，從前沿到縱深的線式作戰特徵。資訊時代的到來，戰爭的非線式改變了克勞塞維茨的觀念。贏得戰爭的勝利，重要的是降低自身系統的無序度，即增加“負熵”，同時擴大敵方系統的無序度，即增加“熵值”。正如軍事專家分析説，一個系統的力量強弱，不僅取決於它所擁有的物質、能量和資訊的多少，還取決於系統的穩定性、抗毀性，以及出現“熵值”的情況。

實際上，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軍事變革還在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開始醞釀時，以系統論為代表的新方法也在成長。系統方法，是新的綜合方法。它既標誌著自然科學方法論向辯證法的真正回歸，又是對唯物辯證法的深化和豐富。

回顧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打開了人們的認識視野。能量守恒轉化定律的發現，是關於無機世界中，各種物質運動形式的一次綜合；它證明了過去認為那些互不聯繫的“力”和“能”，只不過是統一的物質運動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細胞學的建立，是關於生命世界中，各種生物運動形式的一次綜合；它證明了一切動植物，都是由細胞構成、並由細胞的繁殖與分化而發展。這一時期，有機化學的誕生，又把有機界與無機界綜合起來，證明兩者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進化論的問世，是關於動物界演化形式的一次綜合，它證明了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聯繫。但是，僅僅靠在傳統分析方法基礎上進行綜合，還不足以把事物的真實聯繫充分揭示出來。要在認識上實現一次新的革命，就需要從“實物中心論”轉到“系統中心論”，把事物作為系統來看待。20世紀，量子力學、相對論和系統論，把人類的認識推向了新階段；科學技術取得的成果，超過了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的總和；新技術革命的發生，不僅使人們進入到更深層次上認識客觀世界，而且大大提高了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動性。在這一時期，由於自然科學內部，以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門類的滲透和交叉，使各學科之間的傳統界限逐漸消失，出現了方法科學的一體化，科學研究由舊的門類綜合進入到新的綜合——系統綜合。

資訊時代，是人類系統綜合思維的時代，是人類真正以“智慧”立地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人類認識對象，不再限于充滿簡單化的模型之中，而是在實證科學和定量分析方法基礎之上，建立的更高層次的綜合思維。我們只有站在時代前列，確立新的哲學觀，學會和掌握新的科學方法論，才能駕駛新軍事變革這匹向前狂奔的烈馬。（李炳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