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紅色諜王”的會面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華的日本客輪停泊在中國上海的外灘碼頭。

一位舉止文雅、神態莊重、身材高大的歐洲人隨人流走下舷梯。這名歐洲人叫理查德·佐爾格，是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4局遠東情報員，人稱“紅色諜王”。他是由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派到中國來的，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略偵察的任務。

理查德·佐爾格1895年10月出生於蘇聯巴庫，1902年隨父母遷居德國柏林求學。1914年，佐爾格在柏林德國皇家陸軍第91團服役，不久便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結束後，他離開軍隊，隨後加入德國共産黨，多次參加工人運動。 1925年1月，佐爾格以德國共産黨中央書記處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共産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代表大會，從此奉命參加共産國際情報組織的工作。

佐爾格到上海不久就進行情報小組的籌劃。不久，共産國際遠東情報局佐爾格情報系統在上海建立。佐爾格領導的這個情報小組機構龐大，人員數百人，其中有不少中國情報戰士。

就在情報小組建立的同時，中國紅軍正處於極其艱苦的階段。英、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使用各種手段幫助蔣介石，企圖消滅中國共産黨和紅軍。它們向蔣貸款，供應軍火，派遣軍事顧問，千方百計地要將新生的紅色政權扼殺在襁褓中。為此，共産國際發出指示，要用各種方法支援中國革命，支援中國紅軍。於是佐爾格情報小組與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秘密情報交換渠道。兩方各派一名聯絡員，定期接頭，交換各自所獲得的情報。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在佐爾格的寓所秘密會見了這位國際情報戰士。令佐爾格驚訝的是，這位面目英俊、濃眉大眼的中共領袖竟能講一口純正的德語。

佐爾格饒有興趣地問道：“周，你哪學會的德語，是在柏林嗎？”周恩來微笑著答道： “是的，佐爾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過柏林求學，現在只是掌握一些簡單的會話。你們有什麼要求不妨直説，我們會儘量滿足你們的。”佐爾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遞給周恩來：“我們的情報組織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薦一名能幹的女同志到我這裡來工作？”周恩來思索了一會兒：“可以，一週以後我帶她來見你。我相信她會出色地完成工作。”

兩人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分手時，佐爾格緊緊擁抱周恩來：“周，你是我見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領導人。我祝你們的事業取得成功。”周恩來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爾格同志，我欣賞你的為人和卓越的才華。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名出色的國際情報大師。”兩人在依依惜別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後，周恩來果然找來了一名能幹的女同志。佐爾格安排了她今後的工作。佐爾格領導的這個情報小組與中央特科的情報合作日益加強。

第3次“圍剿”之際，佐爾格幫助紅軍獲取了兩萬支槍

1931年7月，國民黨軍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3次“圍剿”。此時，對於缺乏槍支的中央蘇區的主力部隊來説，武器成了頭等大事。這時，情報小組接到了來自中央特科的一條情報：希望共産國際遠東情報小組能為紅軍提供大批武器。

佐爾格立即派出精幹的情報人員開始活動。不久，佐爾格得知一艘從德國開來的幾千噸級的貨船停靠在上海碼頭，上面裝滿了步槍和子彈，有七八千支，子彈不計其數。負責此項接受工作的是國民黨後勤部門的上校陳少堂和德國駐南京兵器檢查員馮·霍恩哈特上尉。這兩個人都是貪得無厭之徒。佐爾格便派遣情報員米申來完成這個任務。康斯坦丁·米申是蘇聯人。由於在中國多年，米申精通漢語，熟悉這裡的風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語講得也不錯。

米申西服革履，裝作一位很有錢的白俄富商，先找到了霍恩哈特。經過一番試探性的接觸後，他開始行動了。一天，米申對霍恩哈特説：“我必須向您説實話，我不是什麼商人，我是沙俄白衛軍謝苗諾夫將軍的特派代表。我們需要軍火。”霍恩哈特聽了並不吃驚，答應考慮考慮。兩人約好第二天再見。

第二天，兩人來到一家小酒館，在大廳坐下。米申大口喝著酒，開始了談判：“上尉，這是一條財路。將軍手下有1.5萬名騎兵，將來還會有更多的人加入，那麼至少得需要兩萬支優良的步槍。如果你能想辦法弄到這些武器，錢不成問題。”這番話似乎打動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會兒，低聲説：“上海碼頭最近要從德國駛來幾艘軍火船，總計有10萬支步槍，看看能不能從這些船上下手。不過，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還有一個國民黨軍隊的上校。如果把他……”米申高興地説：“這名中國軍官我會解決的，只要你給我提供機會。”霍恩哈特突然問：“佣金有多少？”米申微笑道：“如果兩萬支槍都搞到，您的那份不會少於一萬美元。”

幾天后的一個夜晚，米申將陳少堂送進了一個歐洲人開的妓院。而在同一時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檢查員的名義開據了一張證明，讓米申拿著它去同港口的警衛部隊交涉。很快，米申便以德國專家要檢驗武器性能為名，提走了兩萬支步槍和上千箱的子彈，直接送上一艘德國貨輪駛離上海碼頭。輪船行到九江時，佐爾格派人化裝成西門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幾輛美國道奇卡車將貨卸下來裝上卡車運走。很快遊擊隊通過秘密交通線，用車拉、馬馱、人扛等各種方法，將武器運到了中央蘇區。

在停靠碼頭等待卸貨的一個星期內，就丟失了兩萬支步槍，令國民黨當局異常震驚。儘管國民黨當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線索。原因很簡單，這個事件的主角是兩個外國人，追查起來礙手礙腳。倒楣的陳少堂被糊裏糊塗地送上了軍事法庭。

德國軍事顧問苦心經營的“大炮計劃”破産

為了收集帝國主義列強幫助國民黨政府進行不義戰爭的軍事資料，佐爾格常常在南京的國際俱樂部和扶輪俱樂部裏一連待上幾個晚上，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軍官進行週旋，並從中獲取情報。

1931年年底，佐爾格從南京顧問團上校專家勒貝爾博士處獲悉，在柏林的埃貝爾貝克不久前簽署了一份合同，即將出任中國蔣介石政府的軍事顧問。佐爾格立即設法會見了這位一戰中的老戰友。在交談中，佐爾格了解到德國軍隊將秘密幫助國民黨軍隊設計一種新型的山炮。這種大炮是在彈道學家赫爾曼·克蘭茨教授以及柏林軍事工程學院的威廉·施維寧教授指導下由工程師們總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後加以改進生産的。

生産這種武器是德國康採恩秘密軍備計劃中的一項。由於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生産大口徑、遠射程的火炮，所以國防軍通過其技術顧問，與瑞典波福爾斯工廠合作，準備在中國試驗一下它們生産的武器性能。波福爾斯工廠計劃在1932年用首批生産的48門山炮裝備南京軍隊的兩個炮團。運送時，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8個部分，每一部分重量都超過100公斤，用8匹騾子通過沒有公路的地區運往陣地。而佐爾格的另一位戰友戈特弗裏德·吉爾貝特上尉負責培訓中國炮手。訓練學校就設在距南京蔣介石官邸以南約18公里遠的湯山，那裏有一個面積很大的射擊場。

這些情況引起了佐爾格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國助手通過關係秘密複製了該校的建築草圖、設計圖和測繪資料，並迅速向中國工農紅軍提供了敵人的最新裝備情況，使其及時作好戰鬥準備。通過情報小組與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報交換渠道，這個情況很快轉到了江西紅軍總部。後來，當國民黨軍隊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騾子運輸隊運送這些新式山炮時，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紅軍爆破小組和赤衛隊的襲擊。一路上，打打停停，使運輸隊損失過半。等把剩下的十幾門山炮拼裝好、秘密架設在贛南紅軍指揮部附近時，紅軍主力部隊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擊的範圍。德國軍事顧問苦心經營的“大炮計劃”失敗了。德國兵工專家期待的那種炮轟效果也無法核實，最後不得不暫時中斷對國民黨炮兵團的補給和培訓。

從1930年到1932年，在短短的3年中，佐爾格和他的小組成員在中國幅員遼闊的土地上編織了一張龐大的情報網，對中國革命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因為工作需要，莫斯科中央總部希望情報組織主要人員撤離中國。在被召回莫斯科、結束自己在中國的工作時，佐爾格無限留戀地説：“如果不是為了崇高的事業，我將在中國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戀上這個國家了。”（張曉宏 許文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