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叫創新思維？一般定義告訴我們：創新思維是人類在探索未知領域過程中打破常規、尋求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

那麼再問一句：什麼叫軍事創新思維？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上述定義稍作改動：軍事創新思維是人們探索軍事未知領域過程中打破常規、尋求獲得新成果的思維活動。

這一定義強調了創新思維的探索性，它要打破常規尋求新成果；也強調了創新思維的自主性，它是人的思維活動，通過這一活動獲得發展。但為什麼忽略了創新思維——尤其是軍事創新思維——中往往包含的那種不言而喻的被動性呢？

美國防務分析專家約翰·派克説：“有些軍隊進行改革，是因為它們打了敗仗，或是贏得很困難。如果能夠輕鬆獲勝，它們是不會進行變革的。”派克先生不要説別人，美軍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皆大獲全勝。陸軍從一戰前的 8萬人膨脹到二戰後的800萬人，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即便這個時候，美國人也承認，他們不過是從英國人那裏學會了步兵作戰，從德國人那裏學會了機械化作戰，從日本人那裏學會了兩棲作戰，走了一條“模倣+經濟技術基礎+適用”的軍事發展道路，真正帶有獨創性的屬於自己的像樣成果實在少得可憐。

最終逼使美國人形成自己東西的是越南戰爭。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1969 年的一段話説出了越南戰爭對美國的刻骨銘心：“我們進行一場軍事戰爭，而我們的對手打政治仗。我們追求從肉體上消滅敵人，而我們的對手則從心理上拖垮我們。我們忘記了遊擊戰的格言：遊擊隊不被消滅，即是勝利；正規軍不能全勝，就是失敗。”從1961年至1975年，14年焦頭爛額的越戰和前所未有的失敗迫使美軍這支一帆風順的軍隊進行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改革。詹姆斯·鄧尼根和雷蒙德·馬塞多尼亞在《美軍大改革：從越南戰爭到海灣戰爭》一書中説，1991年海灣戰爭的勝利根源於20多年前的越南戰爭。越戰經歷後，職業化軍隊和C3I系統（指揮、控制、通信與情報一體化）使美軍同過去的軍事傳統徹底決裂。其實他們説得還不夠。越戰後的美軍不僅利用了高速發展的電腦資訊處理技術、網路技術加上美軍戰法的改革，使軍隊資訊化作戰水準大幅度提升，而且還對資訊傳播渠道進行了徹底改造。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把越南戰場的戰役戰術勝利堆積為戰略失敗這一現象，歸結于“敗在傳真照片上”和“敗在電視螢幕上”。此後美軍嚴格的軍事新聞管制和充分利用媒體作秀這一新特點已經從海灣戰爭到伊拉克戰爭一再得到證明，形成不僅要用我的技術壓倒你的技術、還要用我的聲音淹沒你的聲音的要求。從1991年海灣戰爭開始，資訊化作戰開始成為美軍一桿獨特的旗幟，最終使其能夠在世界軍事中獨樹一幟。

別人是如此，我們難道不是如此。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説：“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在決定開展武裝反抗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激動地説：“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説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毛澤東這段話後來被總結為一個石破天驚的理論——“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知道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不等於就知道了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第一槍的“八一”南昌起義原定目標是南下廣東，二次北伐。開闢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秋收起義原定目標也是會攻長沙。最先打出蘇維埃旗幟的廣州起義則幾乎一步不改地要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裝暴動道路。但南昌起義隊伍轉戰到廣東尚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義隊伍則連個瀏陽縣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後退。廣州起義只搞了3天，範圍沒有超出廣州城。毛澤東將失敗的起義隊伍轉向羅霄山脈，建立農村根據地，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不是神的預見，而是黑暗中面對失敗深刻思索的結果。在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年代，面對優勢敵人的多路圍攻，朱毛紅軍創造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顛覆了古往今來所有戰爭的勝敗標準。在此之前，從中國的孫子到德國的克勞塞維茨、從法國的拿破侖到美國的馬漢、從瑞士的若米尼到俄國的蘇沃洛夫，沒有任何一個軍事泰斗提出過這樣的戰爭標準。所以今天執掌新軍事變革龍頭的美國人唸唸不忘另一場軍事革命——“毛澤東、格瓦拉的軍事革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説，創新往往源於挫折，大挫折往往造就大變革。創新思維特別是軍事創新思維之所以常常借助危機的推動，就在於危機對惰性與麻木的衝擊、對自我感覺甚佳的震撼、對創造潛能的強力調動。從這個意義上説，軍事變革特別是軍事創新思維往往呈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性質。（金一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