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戰鬥力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它表現在軍人的受教育品質的高低；另一方面，它物化為武器裝備上。科技水準對於軍人的精神因素有著重大的影響。如果武器裝備不能滿足要求，則士氣必將下落，如果消耗巨大精力而只能獲得微小的利益，甚至於招致死亡，則士氣必將喪失，其原因就在於精神因素和物質因素本是統一而不能彼此分割的。

科技水準影響作戰思想的變革。科學技術的每一個重大進步往往都會迅速地運用於武器裝備的改進和發展上，繼而隨之引起軍事思想的變革。恩格斯早就明確指出，“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是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20世紀30年代武器裝備的迅速發展宣判了消極防禦戰略的死刑，作戰飛機和裝甲車輛的飛躍發展，為實施高速機動的進攻提供了廣闊的前景，與之相適應的是産生了一批嶄新的軍事思想：義大利人杜黑的“空軍制勝論”，英國人富勒的“機械化戰爭論”，蘇聯人圖哈切夫斯基的“大縱深理論”，德國人施利芬、古德里安等人的“閃擊戰”理論等。冷戰後，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又出現了“非線式、非接觸、非對稱”等作戰理論。

科技水準對戰鬥力的其他要素産生了深遠的影響。科技水準促進軍隊的編制體制、教育訓練、後勤保障等發生飛速發展。正如前蘇聯軍事家伏龍芝所言：“如果武器發生了變化，技術有了新的進步，那麼軍事組織形式和統率軍隊的方法也要隨之變化”。

科技水準在一定條件下能決定戰役或戰鬥的勝負。英國人“最先用最完善的步槍即恩菲耳德式步槍裝備了所有步兵，這種步槍是米涅式步槍稍加改良而成的；它的優點在克裏木戰爭中完全得到了證實，並且在因克爾芒會戰中挽救了英軍。”技術和裝備如果過分懸殊，則弱小的一方在戰鬥中是必敗無疑的，因為這樣等於是喪失了從劣到優轉化的條件。

此外，還應注意到科技對於戰爭還有一個積極的意義，是降低戰爭的暴烈性。資訊化戰爭中，由於大量高科技的應用，使戰爭的暴烈性大為下降，甚至有機會來關注高技術戰爭中的道德問題。“零傷亡”理論固然有爭取國內支援、為霸權主義服務的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重視人的生命，減少己方軍人傷亡甚至包括敵方平民、軍人傷亡的一面。西方軍事理論的一些專家確也在認真探討諸如“精確制導武器與道德”等問題，不管怎麼説，這多少算得上戰爭史上的一大進步。

西方軍界的不少有識之人早已認識到技術並非萬能，單靠技術的作用，是難以奪取戰爭的勝利的。更為重要的是，技術要與士氣、訓練、謀略等人的因素，綜合起來發揮作用。如，富勒一方面強調軍事技術的作用，同時也指出：“從長程的觀點來看，技術並不能垂之永恒。”有著“空軍制勝論”者之稱的杜黑也認為：“我始終堅持，並將繼續堅持認為一支較弱的空軍可能打敗一支較強的空軍，條件是在它的進攻行動中表現更加機智、更加緊張和更加猛烈，就可彌補力量上的差距。”在新軍事革命中，西方軍隊更加注重技術和裝備之外的軟軍力的作用，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美軍在其《2020聯合構想》中，也認識到“單靠物質的優勢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發展軍事學説、編制體制、教育訓練、領導人以及有效利用技術優勢的人才。”希望高素質的軍人與高水準的技術、裝備組合成空前的戰鬥力，保持其在軍事上的絕對優勢。

總的來説，儘管西方軍事思想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認真審視其科技觀，有不少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之處。在新軍事變革挑戰面前，科技強軍顯得尤為迫切。認真審視西方軍事思想中的科技觀，為我所用，可在多方面著手。如借鑒其推崇科技的傳統，以“科技強國”推動“科技強軍”；借鑒其勇於自我否定、推陳出新的思維方式，打破我好大喜功的不良心理，掃除科技創新的思維定勢；借鑒其善於科技創新，不斷推動軍事改革實踐的做法，革除我説大話、走過場的陋習；等等。新軍事變革要走跨越式的發展道路，而跨越式發展離不開正確的科技意識，這一切，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大膽借鑒，踏踏實實地樹立符合中國特色的軍事科技觀。（王榮耀 總裝通用裝備保障部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