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綜合司課題組

消費行為理論為我們研究居民消費增長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通過對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增長因素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為,當期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持久收入與暫時收入相比,城鄉居民消費主要取決於持久性收入的變動；收入分配是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因素之一,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城鄉居民消費傾向越低；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的加劇和城鄉居民改革預期的不斷增強,消費傾向將繼續降低；消費信貸對促進近幾年城鄉居民消費增長作用比較明顯；利率的變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

作為社會總需求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居民消費增長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品質。當前,居民消費增長問題是各方面普遍關注的熱點。我們認為,研究居民消費增長關鍵要研究影響居民消費行為的因素,因為,居民消費的形成和變動主要是消費者根據自身的經濟收入和消費偏好自主選擇的結果,特別是在當前經濟轉型期,這種自主偏好表現得更加明顯。我們從基本消費理論入手,劃分不同收入群體,從實證角度對影響當前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的主要因素進行了量化分析,從中得出了一些基本結論,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供參考。

一、居民消費增長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收入對消費的影響

收入是消費的來源和基礎,是影響消費的最重要因素。我們根據絕對收入假説和持久收入假説,建立了消費與收入的函數關係。考慮到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顯著不同,數據來源也不一致,本課題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函數分別進行了檢驗。

1、當期消費與當期收入的關係

根據絕對收入假説,我們建立如下消費函數:Ct=C+cYt,其中,Ct為第t期的消費支出,Yt為第t期的絕對收入,C表示自發性消費,c為邊際消費傾向。

利用城鎮和農村住戶數據估計上述單變數方程,存在擾動項正自相關現象,於是,我們對模型進行了修改,修改後的消費函數為:

城鎮居民消費函數(1985-2003年):

Ct=144.8+ 0.72Yt+0.19 Ct-1-0.14Ct-2

(5.57) (10.81) (1.27) (-1.55)

R2=0.99 DW=1.69 F=6570

農村居民消費函數(1988-2003年):

Ct=115.61+0.85Yt+ 0.18Ct-1-0.42Ct-2

(10.50) (15.50) (1.70) (-8.45)

R2=0.99 DW=2.42 F=4970

回歸結果表明,城鄉居民當期消費主要取決於當期收入,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0.72和0.85,即增加1元的當期收入,城鄉居民當期消費分別增加0.72元和0.85元。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高於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表明收入水準相對較低的農民將當期增加收入的更大比例用於消費支出。

根據分組資料,我們檢驗了不同收入組居民當期消費與當期收入的關係。由於農村分組不同,我們只檢驗了城鎮不同收入組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見附表)。

從附表中可以看出:(1)城鎮不同收入組居民的消費行為呈現不同的特徵:高收入居民(最高10%)的當期消費主要取決於當期收入；中等收入居民(中間10%)的當期消費除了主要取決於當期收入外,前一期的消費水準對當期消費也有一定的影響,但變動方向相反,即增加前一期消費,則相應減少當期消費,反映了中等收入居民根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平滑消費的特點；低收入居民(最低10%)當期消費水準也主要取決於當期收入,同時也受前二期消費水準的影響。(2)城鎮高收入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0.66)明顯低於中低收入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0.89和0.90)。中低收入居民當期增加收入的90%用於消費。

2、當期消費與持久收入的關係

根據持久收入假説,建立了如下消費函數:Ct=α+β1YPt+β2YZt,其中,YPt,YZt分別為第t期持久收入和暫時收入。我們利用弗裏德曼提出的持久收入估算方法,採用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三年加權平均估算了城鄉居民的持久收入(持久性收入的估算方法為:YPt=0.6×Yt+0.24× Yt-1+0.16×Yt-2,其中,Yt為當期收入,Yt-1和Yt-2分別為前一期和前二期收入)。當期收入與持久收入之間的差額為暫時收入。由於YPt和YZt之間存在共線性,我們對上述模型進行了變形,取對數形式為:

LNCt=α+β1LNYPt+β2LNYZt

利用城鎮(1981-2003年)和農村(1983-2003年)住戶資料,估計上述消費函數,結果如下:

城鎮居民消費函數:

LNCt=0.56+ 0.83LNYPt+0.13 LNYZt

(4.66) (19.31) (3.88)

R2=0.99 DW=1.58 F=15268

農村居民消費函數:

LNCt=0.55+0.85LNYPt+0.09 LNYZt

(7.17) (66.41) (7.31)

R2= 0.99 DW=1.25 F=3456

回歸結果表明:城鄉居民消費對持久性收入的敏感性較強,持久性收入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83和0.85,遠高於暫時收入對居民消費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13和0.09)。持久收入與暫時收入相比,城鄉居民的當期消費主要取決於持久收入的變化。

(二)收入分配對消費的影響

絕對收入假説認為,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不同,一般來説,高收入居民的消費傾向低於低收入居民的消費傾向。因此,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等,則會提高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會的消費傾向就越低。

根據絕對收入假説,建立了如下消費函數:ct=α+βGt, 對方程做對數變換:

lnct=α+βlnGt,其中,ct為平均消費傾向,Gt為基尼系數。利用城鄉居民住戶資料和城鎮居民基尼系數(1986-2003年)、農村居民基尼系數(1986-2003年)對上述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城鎮居民收入分配與消費的關係:

lnct=-0.56-0.28 lnGt

(-11.7) (-7.77)

R2=0.79 DW=1.90

農村居民收入分配與消費的關係:

lnct= - 0.98- 0.71 lnGt

(-8.73) (-7.06)

R2 = 0.75 DW = 1.51

回歸結果表明:(1)收入分配與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成反比關係,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費傾向越低。(2)農村居民基尼系數對消費的彈性系數(0.71)遠高於城鎮居民基尼系數對消費的彈性系數(0.28),説明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對收入分配差距的變動較為敏感,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帶來的消費傾向的下降程度大於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所帶來的影響。(3)從決定系數看,城鄉居民的R2分別為0.79和0.75,説明城鄉居民消費傾向的下降並不能完全由收入分配因素所決定,收入水準提高等其他因素也會使城鄉居民消費傾向下降。

(三)利率對消費的影響

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利率對於儲蓄的作用是正方向的,即利率的提高可以刺激儲蓄、抑制消費；利率的降低則抑制儲蓄,刺激消費。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建立了如下消費函數:

lnRc=α+βir,其中,lnRc=ln Ct-ln Ct-1,ir為實際利率。

1996年以後,我國連續數次下調利率,刺激消費。我們對1996年以來利率下調的效果進行了檢驗,回歸結果如下:

實際利率與城鎮居民消費的函數關係:

lnRc=0.06-0.07ir

(1.51) (-0.05)

R2=0.0005 DW=2.29

實際利率與農村居民消費的函數關係:

lnRc=0.02-0.33ir

(0.54) (-0.93)

R2=0.02 DW=2.48

從回歸結果看,實際利率的變動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均不顯著。事實上,1996年以來數次下調利率對城鄉居民消費刺激效果並不理想。城鄉居民並沒有因利率的下調而增加當期消費,居民儲蓄傾向反而逐年增強。對於這種現象,經濟學提供了一些解釋。他們認為,利率下調會同時産生兩種效應------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替代效應是指利率下調降低了當期消費的價格,提高了未來消費的價格,這促使人們選擇減少儲蓄而增加消費。收入效應是指利率下調未來財富收入減少,這將使居民傾向於減少現期消費增加儲蓄。一般來講,在確定性條件下,替代效應要大於收入效應,利率下調有助於刺激消費；而在不確定性情況下,利率下調預示著未來不確定的財富收入減少,此時,收入效應大於替代效應,消費者被迫減少當期消費。對於正處在經濟轉型期的我國來説,與後者的情形基本相符。隨著改革進程的不斷推進,特別是住房、醫療、就業、教育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城鄉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強化,收入預期下降,支出預期增大。由於利率的下降,消費者預防性儲蓄的未來價值減少,而未來收入預期又不明朗,在此情況下,消費者為了保持其財富價值量不變,有能力應付未來消費支出,只得被迫減少當期消費,增加儲蓄。於是傳統意義上利率變化對消費的刺激效應就無法體現出來了。此外,我國經濟金融化程度低,資本市場不發達,居民投資渠道單一,金融資産結構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等客觀現實,也使得城鄉居民儲蓄對利率的變動不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強迫儲蓄的性質。

(四)消費傾向對消費的影響

消費傾向反映了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意願,是消費者收入預期、支出預期和自主偏好的一種集中體現。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居民消費支出取決於消費傾向。消費傾向越高,居民越願意消費,消費支出越多,消費增長越快。

那麼,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傾向如何呢?從總體趨勢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均呈下降之勢。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1981年的0.91下降到2003年的0.77,下降了15%；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1981年的0.85下降到2003年的0.74,下降了13%。

分組看,城鎮低收入組(最低10%)的平均消費傾向是上升的,由1981年0.93上升到2003年的0.99；中等收入組(中間10%)消費傾向是下降的,由1981年0.92下降到2003年的0.80；高收入組(最高10%)的消費傾向也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最大,由1981年0.89下降到2003年的0.66,下降26%。農村居民低收入組(最低20%)的消費傾向是上升的,由1998年(農村從1998年開始有詳細的分組資料)的1.04上升到2003年的1.17；中間收入組(中間20%)消費傾向也是上升的,由1998年0.74上升到2003年的0.76；高收入組(最高20%)的消費傾向略有下降,由1998年0.60下降到2003年的0.59。

我們對城鎮居民總體消費傾向和城鎮高收入居民消費傾向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表明:城鎮高收入居民消費傾向下降1%,城鎮居民總體消費傾向將下降0.56%。城鎮高收入居民消費傾向的下降成為引起城鎮總體消費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五)消費信貸對消費的影響

消費信貸是消費者根據自己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提前將未來消費用於當前消費的一種消費方式。最近幾年,我國消費信貸增長迅速,2003年消費貸款餘額達到15736億元,比2002年增加5091億元,增長47.8%,同比多增1397億元,2002年比2001年同比多增939億元。在2003年15736億元消費信貸餘額中,用於當年消費的大約有1000億元(為估算數。估算原則是住房貸款按照平均20年還清,其他貸款按照平均10年還清),約佔當年居民消費總量的2%,其當年增加額佔當年居民消費增加額的9.3%左右。據測算,2003年,信貸消費增長影響居民消費名義增長0.9個百分點左右,對居民消費增長的貢獻達到12%左右,成為居民消費中增長最快、最具增長潛力的部分。

(六)人口結構對消費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人口結構趨於老齡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4.9%上升到2002年的7.3%,老少比(與0-14歲人口比)由1982年的14.6%上升到2002年的32.6%,年齡中位數由1982年的22.9歲上升到33.1歲。與此同時,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傾向逐年下降。根據掌握的資料,我們選擇1989-2002為樣本區間。通過將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ct與老少比(LSBt)進行回歸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城鎮居民人口結構與消費的關係:

ct=0.98-0.006×LSBt

(52.20) (-9.00)

R2=0.87 DW=1.95

農村居民人口結構與消費的關係:

ct=1.13-0.013×LSBt

(29.56) (-8.74)

R2=0.86 DW=1.19

回歸結果顯示:(1)隨著人口結構的逐步老齡化,我國城鄉居民消費傾向趨於降低,老少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傾向分別下降0.006和0.013個基本點。從理論上講,人口結構老齡化,年輕人口的負擔加重,年輕人儲蓄意向趨高,消費意向趨低,導致居民消費傾向降低。這與我國人口老齡化前期的現實情況相符。(2)人口老齡化所導致的農村居民消費傾向下降程度比城鎮居民大,這表明,老齡化對農村居民影響更大,因為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相對較差,養老負擔更重。

(七)改革預期對消費的影響

由於改革的不斷深入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加,城鄉居民産生了強烈的改革預期。一是收入預期不確定增大。經濟轉型、結構升級、企業轉制和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所帶來的就業壓力,使居民就業穩定性減弱,再就業困難加大,與就業直接相關的收入不樂觀。這就降低了居民的預期收入,特別是預期持久性收入。以上論證中我們得出消費是持久收入的穩定函數,一旦預期持久收入下降,居民必然降低當期消費。二是支出預期不確定增大。居民對自己承擔的改革成本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保障程度預期不明,同時住房、教育、醫療等改革也明顯增加了人們的支出預期。根據生命週期假説理論,每個人都將根據他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來安排他的消費支出,如果預期將來的消費支出增加,就會增加當期儲蓄,減少當期消費。

由此可見,居民對改革的預期,無論是對就業的預期、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預期,還是對住房制度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的預期,都降低了居民當期消費,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消費增長。

為了説明改革預期對消費的影響,我們假設,90年代以後,改革預期與改革進程成正比,即從1990年到2003年,改革預期YQt分別為1,2,3,...,13,14。在此假設前提下,城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ct)與改革預期(YQt)建立回歸方程,我們得到如下結果:

城鎮居民改革預期與消費的關係(1990-2003年):

ct=0.85-0.006YQt

(188.29) (-10.95)

R2=0.91 DW=2.57

農村居民改革預期與消費的關係(1990-2003年):

ct=0.88-0.012YQt

(66.41) (-7.61)

R2=0.83 DW=0.90

上述回歸結果顯示:(1)城鄉居民消費傾向與改革預期成反比關係,隨著改革的推進,居民儲蓄意向增大,消費傾向趨於降低。(2)改革預期對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影響大於對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的影響,這表明,隨著改革的推進,由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後和教育、醫療等剛性消費支出預期增大,農村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幅度略大於城鎮居民。

(八)消費影響因素的多變數回歸

以上我們從不同角度分別對消費增長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單變數回歸,具體分析了各種因素對消費變動的影響程度。為反映各種因素的總體影響程度,我們進行了多變數回歸。多變數回歸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檢驗收入水準、收入分配與消費的關係；另一個層次檢驗收入水準、人口結構、改革預期與消費的關係。多變數回歸模型採用對數形式,變數名同單變數回歸方程一致。具體結果如下:

城鎮居民收入水準、收入分配與消費的關係(1988-2003年):

LNC=-0.18+0.97LNYt-0.13LNGt

(-0.64) (49.30) (-1.41)

R2=0.99 DW=2.08 F=12361

農村居民收入水準、收入分配與消費的關係(1988-2003年):

LNCt=0.31+0.89LNYt-0.18LNGt

(0.63) (30.39) (-0.67)

R2=0.99 DW=0.94 F=1897

城鎮居民收入水準、人口結構、改革預期與消費的關係(1991-2003年):

LNCt=-0.61+1.11LNYt-0.11LNLSBt- 0.11LNYQt

(-1.61)(27.61) (-1.27) (-2.86)

R2=0.99 DW=3.15 F=12335

農村居民收入水準、人口結構、改革預期與消費的關係(1991-2003年):

LNCt=1.12+1.01LNYt-0.43LNLSBt-0.02LNYQt

(0.93) (10.45) (-1.25) (-0.13)

R2=0.99 DW=0.88 F=590

回歸結果顯示:(1)城鄉居民消費增長短期波動有99%的原因可以歸因于收入水準、收入分配、人口結構、收入預期因素的變動；(2)從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來看,對於城鎮居民來説,當期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的最直接因素,改革預期、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口結構等因素的重要性依次減弱。對於農村居民來説,當期收入也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接下來依次為人口結構、收入分配和改革預期因素。城鄉居民消費增長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的差異直接決定其消費行為的不同。

二、主要結論

基於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可得到如下結論:

1、絕對收入假説和持久收入假説均可用於解釋當前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行為。總體來看,城鄉居民消費主要由當期收入決定,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0.72和0.85,即增加1元的當前收入,城鄉居民當前消費分別增加0.72元和0.85元。由此可以看出,當期收入是影響居民消費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持久收入與暫時收入相比,居民消費主要取決於持久性收入的變動。持久性收入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83和0.85,暫時收入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13和0.09。正是消費與持久收入的穩定關係,才決定了消費與當期收入的穩定關係。

2、收入分配與我國居民消費的變動呈反比關係,即收入分配差距愈大,城鄉居民消費傾向越低。分城鄉看,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1%,平均消費傾向將下降0.28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1%,平均消費傾向將下降0.71個百分點。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成為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又一重要因素。

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總體上呈逐步下降的趨勢。伴隨著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的加劇和城鄉居民改革預期的不斷增強,消費傾向將繼續降低。消費信貸對消費增長的促進作用已日益顯現,並成為城鄉居民消費增長中最活躍的部分。利率的變動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不顯著。

4、從收入因素對城鎮不同收入階層消費的影響來看,呈現由低(收入階層)到高依次遞減的特徵。即對低收入居民消費的影響較大,對高收入居民的影響相對較小。分城鄉看,各因素對農民消費的影響程度一般都大於對城鎮居民的影響程度。

從消費行為理論看影響消費因素

宏觀經濟學中對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凱恩斯絕對收入假説；第二階段的生命週期理論、持久收入理論和相對收入理論；第三階段的霍爾隨機遊走假説,以及由此引發的其他大量假説,如流動性約束假説、預防性儲蓄假説等等,目前的前沿研究都屬於這一階段。這些理論思想為我們研究我國轉軌時期居民的消費行為提供了借鑒和思路。

1、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説。凱恩斯認為,在短期內,消費者的消費主要取決於收入的多少,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的消費也會增加,消費是"完全可逆"的,但消費的增長低於收入增長,邊際消費傾向逐漸遞減。

2、莫迪利安尼的生命週期假説。該假説首先假定消費者是理性的,能以合理的方式使用自己的收入,進行消費；其次,消費者行為的唯一目標是實現效用最大化。這樣,理性的消費者將依據效用最大化的原則,根據其預期壽命來安排收入用於消費和儲蓄的比例,即每個人都將根據他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來安排他的消費支出。消費不是取決於個人現期收入,而是取決於其一生的收入。

3、弗裏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説。弗裏德曼將個人的收入分為持久性收入和暫時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穩定的、正常的收入,暫時性收入則是不穩定的、意外的收入。弗裏德曼認為,決定人們消費支出的是他們持久的、長期的收入,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為短期可支配收入會受許多偶然因素的影響經常變動,人們消費與短期經常變動的收入沒有穩定函數關係。為了實現效用最大化,人們實際上是根據他們在長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準來進行消費的。

4、杜森貝利的相對收入假説。杜森貝利認為,一方面,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周圍人的消費行為的影響,即消費具有"示範性"；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不僅受自己目前收入的影響,而且也受自己過去收入和消費水準的影響,即消費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

上述消費理論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收入的確是影響消費的最主要的因素,但其他因素也從不同方面影響消費,如收入分配、利率、價格、金融資産、消費信用、人口結構、收支預期等。

[對策] 提高居民收入 增強消費信心

收入分配是影響我國居民消費的因素之一,有鋻於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著力提高居民收入,大力增強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費能力。對於城鎮居民,應根據不同收入群體的具體情況,分別採取不同的措施:低收入群體要保底,保證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點要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使所有失業、下崗和收入在基本生活保障線以下的各類人員都能及時、足額領到基本生活費,並根據經濟發展和各級財政承受能力,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準。中等收入群體要擴面,逐步培育和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對於處於中等收入階層的公務人員來説,應逐步將其職務消費貨幣化,逐步提高其持久收入水準。對於高收入群體應加強保護,增強其安全感。對於農村居民,關鍵是要認真落實好中央出臺的各項關於加強和保護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措施,鞏固和擴大已取得的各項成果。要加大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力度,大力發展優質、安全、高附加值的農業,提高農業産業化組織程度和規模效益,加大對改善農業生産條件的投入力度,努力從農業內部挖掘收入增長潛力。要圍繞提高農民的務工性收入,切實加強對農民外出務工的服務工作,認真清理對農民工的歧視性政策,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檢查和處罰力度,研究保障農民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的政策措施。要加強農村救濟和開發性扶貧工作,增加扶貧投入,擴大以工代賑,有條件的地方要加快推進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進程。

2、適當調整收入分配政策,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一是加快稅制改革,加大稅收調節力度。主要是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加強對個人所得稅的徵管。要嚴格會計審查制度,推行收入申報制度,增強公民的納稅意識。儘早開徵遺産稅、贈與稅。二是發揮政府職能,加強對企業職工工資的管理。由於我國勞動力供給嚴重過剩,勞資雙方處於不對等地位,剋扣、拖欠職工工資現象時有發生。政府應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準和企業經營狀況,適時制定和調整本地最低工資標準,保證職工平均工資水準能隨經濟的發展而有一定的增長。三是適當增加轉移支付的比重,通過轉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離退休人員、失業人員的收入。

3、改善居民對改革的預期,增強居民消費信心。首先,要努力開拓就業門路,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穩定居民收入預期。可以通過採取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如發展城市新型服務業、社區服務業、旅遊業、鼓勵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方式增加就業渠道,促進就業和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其次,通過穩定就業,提高基本工資標準等措施,提高居民對持久性收入的預期。第三,對於涉及城鄉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如養老、醫療、失業、住房、教育改革等,應建立公眾參與機制,提高改革的透明度。通過加大宣傳,降低人們對未來支出預期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居民的強制性儲蓄的傾向。

4、切實改善消費環境,正確引導消費觀念。首先,要進一步抓緊清理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一系列抑制消費的政策措施,大力增加面向廣大中低收入家庭的經濟適用房供給,減少家用轎車的附加購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加快公務用車制度改革,鼓勵民間辦學等。其次,要抓緊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優化社會信用環境,擴大消費信貸的規模,拓寬消費信貸領域。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居民消費信貸門檻和利率。第三,大力整頓規範市場秩序,嚴厲打擊制假售假等行為,為促進和保障居民消費需求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援。第四,繼續加大對消費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加快城鄉公共交通、水利、供水、供電、供熱和資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拓寬城鄉市場、擴大居民消費創造有利條件。

5、擴大服務消費。首先要解放思想,樹立服務消費有利於提高生活品質、促進身心健康的觀念,鼓勵中高收入階層擴大服務消費。其次,擴大服務領域,提高服務品質。只要是符合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有益於人們身心健康、有利於提高生活品質的服務消費,就應大力鼓勵和提倡。

6、適時採取必要政策措施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要認真研究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適時做出必要的調整,減緩人口結構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同時,要搞好老年人口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工作,使他們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為,減輕後顧之憂,提高即期消費水準。

1981-2003年城鎮不同收入組居民消費函數

常數項 Yt Ct-1 Ct-2 R2 DW

城鎮高收入居民 287.43 0.66 0.99 2.06 (5.57) (116.00)

城鎮中等收入居民 81.92 0.89 -0.13 0.99 1.28 (5.44) (36.91) (-1.81)

城鎮低收入居民 -16.93 0.90 0.08 0.99 1.40 (-2.01) (56.92) (4.98)

上海證券報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