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即將過去的2003年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和存在的危機有哪些?央行的121號文件被認為是潑了“虛華“的房地産業一盆冷水,鋼鐵製造、汽車等領域的“大幹快上”最終將在行業政策還是宏觀政策下進入冷靜思考?中國的GDP增長速度長期控制在什麼比例為好?政府在繼續給民營經濟鬆綁的前提下,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關注並干預民營經濟存在的先天性不足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12月24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新浪網、國際金融報聯合主辦的“中國經濟展望”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對這些在2003年被廣泛關注的問題進行了一次全面的闡述
2003年投資增長率為歷年最高
數據顯示,2003的中國投資實際增長率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最高的一年,2003年在扣除各種因素指數之後是百分之三十幾的實際增長率,確為歷年最高
儘管年初被許多企業主責罵為“企業高速增長的攔路虎”,樊綱依然“癡心不改”在多種場合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局部過熱的跡象。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熱度在林毅夫眼裏甚至已經媲美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的兩個年頭,兩位著名經濟學專家不約而同地用“投資增長率”這個指標來支撐觀點。
數據顯示,2003的中國投資實際增長率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最高的一年,比1992、1993年都高;1992、1993年的時候,不扣除物價指數按名義值來算為百分之五十幾,扣除生産資料價值指數後投資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十幾;2003年在扣除各種因素指數之後是百分之三十幾的實際增長率,確為歷年最高。
在投資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人們看到的表像卻是生産力供應不足。例如近幾個月情況顯示,一系列生産資料産品或者出現短缺,或者價格上漲。夏天是電力短缺,9月份以後是油品短缺,近期是煤炭短缺,煤炭、鋼材、水泥、化工等産品,特別是11月份以來出現的價格上漲,幅度更達到了20%-30%。某些行業和某些産品的供求關係無法維持平衡,帶來直接的影響是投資高速增長。
樊綱教授批判性地指出,新一輪的投資增長裏有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地方政府的城市化項目導致城市基礎設施大規模建設。城市化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可否認,基礎設施建設是今後相當長一個時間內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支柱。當然,也不能簡單地否認基礎設施建設不好,政府對基礎的投資不對,應該辯證地看。現在國內卻是存在公共物品的短缺,基礎設施的不足的狀況,這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大的機遇。樊綱教授擔心的是,這一輪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張有一窩蜂的性質,無論條件優劣都要搞城市化,都要建大城市。沿海地區人口密集程度高,建一些城市,一些偏遠的地區也要搞城市,許多項目事實上並沒有實際的效用,純粹是裝飾性、奢侈性的投入,這也成為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存在通貨緊縮危險
在投資增長繼續加快的同時,國民經濟另外一部分商品零售領域依然不溫不火,甚至有局部是“按兵不動”。這些因素在樊綱、林毅夫等經濟學家看來,正是醞釀下一輪通貨緊縮的可能。
從2001年開始中國經濟走出了通貨緊縮帶來的最低谷,2002年進入了發展的高潮期,2003年中國經濟依然高速增長。
樊綱個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很好,他認為中國經濟8%-9%的增長速度將是長期可持續的。但今年第一季度增長速度曾達到9.9%,有些大的金融機構測算中國經濟活動指數已經到了11%、13%,並且維持上漲的趨勢。樊綱説,經濟增長速度高應該維持一種穩定拉升的態勢,應該避免重蹈覆轍,從14%的高速增長一下跌落為5%-6%的增長速度,這種異常波動對於企業的傷害事實上更為致命。
截止到11月份,商品零售領域的絕大部分商品的價值還在下降,也就是説大多數的産業在大多數的領域裏,除了建材和其他相關的,再加上少數的食品領域之外,價格依然向下調整,生産力過剩的情形還沒有消除。林毅夫教授依此判斷,中國今年經濟一部分是過熱,一部分還在持續1998年以來的生産力過剩的情形。以往很多的過剩的生産能力還沒有消化完;近兩年存在的過度投資,持續的高增長,又形成了新的過剩的生産能力;如果中國經濟不很快地抑制住這個經濟過熱、投資過度,又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的生産能力增長趨勢的話,這個生産能力形成了今後兩年的通貨緊縮的壓力,很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在比較快的兩年裏進入通貨緊縮。
中國經濟防止過熱要防的是通貨緊縮,防止又陷入大量的生産能力過剩增長的壓力的“死迴圈”;相比通貨緊縮,樊綱教授認為不用擔心通貨膨脹。他提出,現在中國如果能有5%、6%的通貨膨脹,將有助於解決中國經濟現階段存在的許多問題。
控制民營經濟風險
民營經濟是投資增長的載體,但其資金供應鏈條很大一部分或隱性或公開地來自國有經濟。關注民營經濟投資增長這個數字的同時,應該同時關注銀行對於民營企業的放貸數。這兩者存在著必然聯繫
以宏觀政策的名義控制民營經濟的投資增長帶來的風險,是為何意?一些專家此前有觀點認為,民營經濟投資出現問題並不會傷害國民經濟主體,但以中國經濟樂觀派著稱的林毅夫和樊綱兩位經濟學家對此持不同觀點。
在以往的東南亞經濟危機、以及最近屢見報章南韓幾大家族企業的經營危機,這些危機透視出來的現象與本質與中國目前民營經濟存在的問題極為相似。十六大的報告提出兩個有利於,一個有利於國有經濟的持續發展,一個是有利於民營經濟的發展。這份綱領性的文件更為鞏固了民營經濟在國家經濟架構中的位置。正是這樣的重要性,使得經濟學家們以更犀利的目光注視民營經濟。
樊綱教授指出,中國國家統計局2003年初的時候有一組數字,從投資角度60%以上都是民營投資,而不是國有投資。但即使是民營經濟花的自己的錢,與西方國家經歷的一樣,同樣會出泡沫會出經濟週期。民營經濟投資增長過快的現象顯然已經被有關方面所關注,12月24日樊綱教授就暗示到,前幾年國家一直推行積極貨幣政策彌補民間投資不足的狀況,從2003年的情況看,民間投資增長已經很高,有必要在2004年採取一定的方式降溫,使民營經濟投資的盤子縮小一點,有關部門在2004年一定會對民營經濟投資增長過快的問題作出反應。
林毅夫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民營經濟是投資增長的載體,但其資金供應鏈條很大一部分或隱性或公開地來自國有經濟。關注民營經濟投資增長這個數字的同時,應該同時關注銀行對於民營企業的放貸數。這兩者存在著必然聯繫。
推動消費時不我待
從今年看,需求的擴大主要是投資需求的擴大,而且中國歷年的歷次經濟波動都是因為投資的波動而産生,這個投資波動最終將會在較晚的時候涉及到消費領域
林毅夫、樊綱兩位著名經濟學家12月24日公開談論的焦點,極容易被誤解為他們鼓勵政府應該單方面減少甚至淡出積極財政政策。樊綱教授指出,僅從貨幣總體供應的角度看,在現有已經很大的基數上進行抑制擴張是必要的,但針對某些部門、某些行業實行控制貨幣擴張,是下一步要討論的問題。即使是針對某些部門實行貨幣擴張的控制,也應該被視為對積極財政政策效率的改善,決不能單純地臆想為鼓勵淡出積極財政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實施5年,從現狀看繼續實施是必要的,但林毅夫教授指出,在連續實施政策的同時如何改正政策實施的效率顯得愈發重要。針對什麼樣的地區和産業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將顯得更有效率呢?
林毅夫教授多年來一直在談論,農村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效率比較高的地方,積極的財政政策對改善生産比較相關的項目有著顯著的效果,這遠比減少積極的財政政策或者是淡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更重要。
樊綱教授指出,他與林毅夫並不是希望完全取消積極財政政策,而是希望在投資增長過快的情況下把規模做小一點,不再搞那些大的投資項目,應該在多利於消費的問題上做文章,在支出結構上向有利於消費支出的方面作適當的傾斜。從今年看,需求的擴大主要是投資需求的擴大,而且中國歷年的歷次經濟波動都是因為投資的波動而産生,這個投資波動最終將會在較晚的時候涉及到消費領域。
顯然,現今中國經濟結構裏消費依然是相對比較平穩的一個因素,而且由於國內失業的壓力比較大,農民的收入無法大幅提高,因此從總體來講,消費一直是比較平穩。在短期內農村還無法全面實現可支配貨幣大幅增長這種情況下,樊綱教授提出,財政政策作為短期政策而言,是一個宏觀調節政策,是作為一個經濟的補充,是作為市場力量以後的拾遺補缺。當整個投資少、支出少的時候,財政政策更為積極一點;市場的需求比較大了,它就少一點。刺激消費首先要採取宏觀的經濟政策,行業政策也能起作用,但主導的還應該是宏觀政策。
加強金融管制
從銀行之上的金融監管機構管制出發,能夠更為有效地從上防止擴張的勢頭,其次包括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本身應該在貸款上給予企業一些指導,當然這種指導並不是用來束縛企業發展的
針對國家有關方面正在加速制定金融管制的相關法律,林毅夫、樊綱明確表示支援。雖然兩個經濟學家都是著名的要求政府給民營經濟鬆綁的代言人,但在對待金融行業管制方面,他們一致保持謹慎態度。
林毅夫教授以美國華爾街的例子説明,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但同時華爾街也是全世界監管最嚴的地方,各種各樣的行業、地方、政府的監管機構在不斷地監管。此外香港也是個很好的例子,同樣是泡沫破滅,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以後,在香港就沒有變成金融危機。
對這一現象,林毅夫教授認為,這主要得益於香港在房地産貸款的政策上有很多的管制,甚至具體到比如銀行裏有多少錢可以貸給房地産發展商,有多少錢可以作為業主的抵押貸款,業主在抵押貸款中,可以借多少錢,自己借的比重有多少。在宏觀政策調整的大前提下,也是有必要針對每一個行業的特性,有目的地對行業管理政策進行調整,僅從房地産角度而言,林毅夫教授提出,在將來的政策下,哪些企業要作房地産發展商,哪個消費者要貸款,可以市場自己決定。但這並不等於政府完全放開不管,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比較穩定、有效率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大起大落的市場經濟。
為此,林毅夫教授提出解決之道。“如果單就過熱來講,中國有一句話,不是揚湯止沸就是釜底抽薪,從釜底抽薪來講,我們知道,相當大的經濟過熱和銀行的貸款有關係,所以很重要的是在銀行的監管和治理方面下工夫,我們不能拿一個簡單的指標作為銀行所有貸款政策的考慮,為了上市,就把呆、壞賬的比例下降。”林毅夫教授不認同武斷地以簡單行為處理貸款政策。
林毅夫教授認為,更主要的還是從銀行之上的金融監管機構管制出發,能夠更為有效地從上防止擴張的勢頭,其次包括金融監管機構和銀行本身應該在貸款上給予企業一些指導,當然這種指導並不是用來束縛企業發展的。但是不管是在經濟過熱還是過冷的時候,一些基本要求還是必須被遵守。林毅夫教授樂觀地認為,如果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都能夠得到儘快改善的話,目前的投資過熱的情形會有所緩解。而且將來的經濟發展的品質會提高,民營企業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會更審慎一點,銀行在做貸款的時候,也會更審慎。
在央行今年新頒布的121號文件解讀上,林毅夫教授認為這個政策只是對過去原有嚴格政策的重申,主要是前年和去年一些政策沒有得到真正嚴格的貫徹執行,不能説是出臺了一個新政策。他認為,重新出臺一個新的房地産貸款政策更為妥當。
內部:制度創新與經濟發展
如果社會絕大多數人認為這個創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經在推動了,政府再順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這個創新制度定下來,這樣的創新是最有效的
讓中國的企業有更多的誘致性創新,而不是政府的強制性創新。對企業而言,只要憲政裏沒有不允許做的條款,那麼就是可做的;對政府而言,法律中沒有規定可做的,就是不可做的。這種在中國經濟體制內正悄然發生的變化,制度創新和經濟發展被越來越多地緊密聯繫。
林毅夫教授在對中國經濟作多年研究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一些企業,希望通過政府的力量,即使是在政府之外,也想透過政府的力量,完成理想的創新。但是,通過林毅夫教授自身對歷史的研究,對經濟學的研究,他認為只有在誘致性創新的基礎上的創新才是合理的,如果社會絕大多數人認為這個創新是需要的,而且已經在推動了,政府再順水推舟,用行政的力量把這個創新制度定下來,這樣的創新是最有效的。
在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還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要去克服,包括政府職能改革、法律制度的完善、公民財産制度的完善等等。但這些問題的改善最大的發展障礙又在哪呢?
林毅夫教授對此做了回答,他個人認為問題改善最大的障礙是在發展認識上的障礙。例如致力於建立一批看起來很先進,但是不符産業政策和規律的企業,其沒有在市場中生存的能力,如果政府要推動這些建設的話,就只能袒護它的發展。
林毅夫並不認為,讓這些企業全部垮掉,一步跨過去就是問題的解決之道。事實上,這樣會造成社會上的振蕩,社會不穩定,經濟也會不穩定,所以逐步的過渡是需要的。
外部:調整出口戰略
目前,美元還是一個基準貨幣,現在中國的情況和當年日元面對的情況不太一樣,當改變不了美元是世界基準貨幣的事實的情況,自身要作一些調整
當一個又一個集裝箱貨櫃從中國出發駛向發達國家的時候,當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對中國舉起反傾銷的“大棒”時,林毅夫教授提醒我們,在中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不要忘記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出口是國外企業在中國代工後出口的,這些國外企業及其背後的國家有時候就是我們堅強的同盟軍。
樊綱提出一個“小的大象”觀點,曾經有人説中國是一個大象,樊綱認為中國只是一個小的大象,起不了什麼大作用。但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會對周邊地區有一些壓力,所以要有一個正確的心態,要認識到自己還比較弱。目前,美元還是一個基準貨幣,現在中國的情況和當年日元面對的情況不太一樣,當改變不了美元是世界基準貨幣的事實的情況,自身要作一些調整。“此外,既然反傾銷等手段是不可避免的,那麼我們就應該研究在下一階段對方會對中國什麼行業什麼産品進行打壓,這才是更為迫切和現實的做法。”
展望2004年:GDP增長8%
站在2003年和2004年關口,樊剛和林毅夫兩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對未來做了樂觀預期。樊剛教授認為,如果明年及時採取一些宏觀的調整政策,明年中國GDP增長有望穩定在8%-9%下,物價五年來將首次突破持續零增長的現狀,但仍然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同時利率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是,關於貸款的問題會有一些調整,包括貨幣的政策會有一些調整,總體上,希望是一個比較平穩的,希望增長速度不要再高了。
林毅夫教授支援樊綱教授的觀點,認為明年GDP增長在8%或者高一點,是完全可能的。物價確實有望在總體水準上突破零增長,但在結構上還是有一些不平衡,並非所有領域物價全面上漲。在不少領域物價依然持續下跌,有幾個領域的物價將持續增長較快。
面對2004年具體的經濟領域重點,兩位經濟學家依然強調,短期內讓投資過熱降溫還是重點。樊綱認為,今年的投資領域真實的增長30.5%,這是史無前例,也是無法繼續下去的。
樊綱教授肯定的説,明年的投資增長如果在15%左右,GDP肯定會有8%左右的增長。
林毅夫教授解釋道,如果消費維持7%、8%的增長,我們的投資維持15%增長,明年的GDP肯定會在8%左右的增長。(高劍巍)
國際金融報2003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