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八成農民認為稅費不重
在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中,首要目標是“發展生産,生活寬裕”。與此不謀而合的是,本次調查中,多達54.6 %的村民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
種糧收入,一直以來是農村家庭的最重要經濟來源。然而我們的調查表明,隨著農村工業化的加劇和城鎮化的加劇,狀況已經轉變。
在所有的被訪者中,19.5%將“外出打工”排在了“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的第一位,此外,還有13.6%的人選擇了“自營或合營的工業企業”,兩者相加約佔1/3。這顯示中國農民的家庭收入結構,已經開始多樣化。
調查還顯示,國家減免農業稅的政策在各地執行得都比較得力,81.9%的農民贊成“現在農民每年上繳的稅、費不算重”這一説法。但與此同時,化肥、農藥、種子等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卻不斷上漲,農民收入“明升暗降”的情況相當突出。
●土地:近60%農民種地
土地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們調查的所有925個有效樣本中,現在還在“耕種土地”的僅有534戶,佔所有被訪者的57.7%,也就説,有超過40%的農民現在已不再種地。
從被調查的20個行政村的具體情況來看,共有504個被訪者詳細回答了家庭承包土地的田畝數,最多的承包土地 80畝,最少的則全家共承包土地0.6畝。每人平均平耕地量僅為1.65畝,這個數字比2000年的全國平均數字還要低0.21 畝。
2003年,九三學社進行的一項調查也表明,目前60%的失地農民生活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有穩定經濟收入、沒有因失地影響基本生活的只佔30%。觀察人士指出,這正是各地方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付出的代價。
我們的調查和訪談證實了這一判斷,在絕大部分村落,村民們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種糧,外出打工時更多從事的是建築業、服務業等高成本、低回報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與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失去土地,他們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合作醫療:最受歡迎的新政
調查表明,比起前幾年,農民因病致貧的情況有所改觀。但高昂的醫療費用,還是一座大山。
2003年國家有關部門推出了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新政策,被調查的20個村,已有超過7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成為近年來最受農民歡迎的鄉村新政之一。
山東鄒平縣實行合作醫療試點近3年來,全縣61萬農業人口中已有50.1萬人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了82%。在記者進行調查的魏橋鎮樓子張村,參合率則達到了100%。
“兩次住院,共花去了近4萬元,因為參加了合作醫療,我獲得了7000多元醫療補助,”樓子張村村民張振行告訴記者,“如果沒有這筆補助,全家就要多乾大半年才能掙得回來。”
同樣在樓子張村,8年前,村民仇玉榮患胃癌的丈夫,因沒有7000元手術費,放棄治療而身亡。
但訪談報告也顯示,農民普遍反映
醫院的花費太高,報銷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限制過多,政策變化也太頻繁,農民感到無所適從,在少數地區,合作醫療的參合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村民自治:符合程式的選舉佔56.7%
在20個村莊中,我們在鄉村的政治生態中,既看到了積極因素,也看到了令人憂慮的頑癥。
目前我國鄉村實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我們調查的大部分村落,這一制度的實施程度及其效果皆難如人意。
在“村幹部怎麼産生的?”這一問題的調查中,被調查者回答“通過選舉産生”的佔了總數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式的選舉僅佔56.7%,僅僅略超半數。這表明,儘管基層在形式上已普遍實行了“海選”式選舉,但選舉程式的執行仍不夠規範,上級的干預因素相當明顯。
研究還表明,農民對選舉不夠積極,對“海選”的作用存疑。在我們調查的有效樣本中,有34.1%的村民沒有參加換屆選舉。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在接受調查的20個村莊中,相當一部分村的村幹部並非通過合法選舉而産生。在某些村,群眾評議倒數第一的村支書,常常在黨內選舉中高票當選。久而久之,村民們對海選的實際價值産生了懷疑,也弱化了參政議政的願望。
如何面對村幹部以權謀私的問題?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繼續下去”,選擇願意向鄉政府反映的為18.2%,選擇向更上一級政府反映的則只有6.2%,這些數據可以較為深刻地體現出村民在面臨這一問題時的“動力差、辦法少、疑惑多”的特點。
有人説基層選舉是中國民主的試驗田。但對中國普通的農民來説,他們所關心的其實很簡單:能否從鄉村政治中獲益,村幹部是否辦實事。
●法治:遇到糾紛只有1%的人選擇用法律武器
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于建嶸研究員認為,要保證農民的利益,關鍵是必須法制化。
但在我們調查的村落中,幾乎所有的鄉村在法治建設上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問題。
村民法律意識不高、怯于依法維權;社會治安混亂;家族勢力和利益集團掌握村莊政治……種種不和諧現象,成為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重大障礙。調查結果顯示,在遇到糾紛時,只有1%的人選擇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訴,而有多達 49.7%的人認為找村幹部調解是更好的方法。
在面對“有人拖欠你金額較大的借款,且屢催不還”的問題時,回答“找法院出面催款”或者“向法院提出起訴”的排在倒數第一和第二位,分別佔有效百分比的11.1%和13%。
在訪談中,農民們普遍表示,非到萬不得已,不會去“打官司”。他們認為,除了“沒面子”,更主要的是無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裏的路費、起訴費等一大筆費用,農民們即使打贏了官司,其收益也極低,甚至可能是負數。
按農民的話説:“打不起”。
農民們缺少法律意識嗎?或許關鍵的問題在於:讓村民們“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成本實在是太大了。
●環境:一半村莊無公廁
村容整潔,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調查顯示,有25.7%的被訪者認為村裏的生活垃圾沒人管,而作為主要生活污染源頭的糞便,處理情況則更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訪者承認村裏根本就沒有公共廁所。
工業化所導致的環境污染,正由城市向鄉村轉移,這是農村環境不斷惡化的又一重大原因。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張玉林教授認為:在面對“新農村”建設這一系統工程時,防止污染的轉移和加強環境的治理,應成為高度關注的緊迫問題。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將使得“三農”問題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教育:40%家庭認為教育是經濟壓力最主要來源
農村稅費改革之後,由於地方財政尤其是縣級財政基礎薄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總量不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進一步擴大。目前,中央和地方財政已經為中西部地區“兩免一補”提供資金72億元。
在此次進行的調查中,數據顯示,在農民對於家庭經濟壓力的主觀測評中,有40%的農民仍將孩子的教育作為家庭經濟壓力的最主要來源。在義務教育階段,有8.5%的適齡兒童失學、輟學,其中,接近一半的學生是因為“繳不起學費” 而失學。
無論是經濟發展水準高的鄉村,還是經濟發展水準一般和相對較低的鄉村,都無一例外地認為,“子女教育”是農民最沉重的教育負擔。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培養一個高中生的花費,可能需要花掉一個農村家庭10年以上的純收入,足以讓一個家庭跌入貧困。
●文化:電視成最主要娛樂方式
以電子傳媒為代表的大眾傳播已經徹底普及到中國鄉村。當我們問及村民最常選擇的娛樂活動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回答最多的選項是“看電視”,其次是“打撲克”和“體育活動”,分別佔總數的15%和11.1%。
調查數據顯示,88.9%的人經常看電視,87.8%的人認為“看電視”是現在村民們了解國家政策的最主要途徑。電視給村民們帶來的不只是畫面,更是一場新的、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啟蒙運動”。
但傳播學者、南京大學杜駿飛教授認為:對農民來説,接觸電視,與能夠吸收電視文化資源並不直接對稱,考慮到媒介議程設置對農村題材的極端忽視,這種不對稱就顯得尤為觸目驚心。
另一方面,調查顯示:鄉村傳統的文化活動正在衰落。57.4%的受訪者告訴我們,他們村已經沒有了廟會、社戲。
●發展模式:明星村不可複製
此次調查中,我們選擇了華西村、大邱莊、小崗村、南泥灣等10個 “明星村”,以及與其自然條件相類似的10 個普通對照村落。
在明星村村民看來,最需要得到改善的依次是收入(47%)、環境(33.3%)和教育(30.3%),而在非明星村村民看來,前三項選擇則是收入(62.1%)、教育(42.7%)和醫療(40.4%)。
另外,在對待村政的態度方面也有很大差異,33.6%的非明星村村民認為應該要改善村政,而在明星村中,這個比例降為24.3%。
對村落社會史的調查還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資源優勢,絕大多數是非明星村所不可能具備的,這些明星村的發展道路,某種意義上説,是不可複製的。
談及明星村經驗時,華西村的黨委書記吳協恩曾説:“華西村只有一個”;來自農民的原生調查也表明,村莊千差萬別,通往新農村之路,也理應各不相同。
在調查中,有一個細節給調查者印象至深——在問卷的末尾,20個村莊的近千名被調查農民中,有824位給出了這樣一個回答:“我相信農村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南京大學“新農村調查”聯合項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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