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八成農民認為稅費不重

在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方針中，首要目標是“發展生産，生活寬裕”。與此不謀而合的是，本次調查中，多達54.6 ％的村民把“增加收入”放在首位。

種糧收入，一直以來是農村家庭的最重要經濟來源。然而我們的調查表明，隨著農村工業化的加劇和城鎮化的加劇，狀況已經轉變。

在所有的被訪者中，19.5％將“外出打工”排在了“家庭收入主要來源”的第一位，此外，還有13.6％的人選擇了“自營或合營的工業企業”，兩者相加約佔1／3。這顯示中國農民的家庭收入結構，已經開始多樣化。

調查還顯示，國家減免農業稅的政策在各地執行得都比較得力，81.9％的農民贊成“現在農民每年上繳的稅、費不算重”這一説法。但與此同時，化肥、農藥、種子等農業生産資料的價格卻不斷上漲，農民收入“明升暗降”的情況相當突出。

●土地：近60％農民種地

土地是農民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我們調查的所有925個有效樣本中，現在還在“耕種土地”的僅有534戶，佔所有被訪者的57.7％，也就説，有超過40％的農民現在已不再種地。

從被調查的20個行政村的具體情況來看，共有504個被訪者詳細回答了家庭承包土地的田畝數，最多的承包土地 80畝，最少的則全家共承包土地0.6畝。每人平均平耕地量僅為1.65畝，這個數字比2000年的全國平均數字還要低0.21 畝。

2003年，九三學社進行的一項調查也表明，目前60％的失地農民生活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有穩定經濟收入、沒有因失地影響基本生活的只佔30％。觀察人士指出，這正是各地方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付出的代價。

我們的調查和訪談證實了這一判斷，在絕大部分村落，村民們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種糧，外出打工時更多從事的是建築業、服務業等高成本、低回報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與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失去土地，他們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生活保障。

●合作醫療：最受歡迎的新政

調查表明，比起前幾年，農民因病致貧的情況有所改觀。但高昂的醫療費用，還是一座大山。

2003年國家有關部門推出了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新政策，被調查的20個村，已有超過70％的農民參加了合作醫療，成為近年來最受農民歡迎的鄉村新政之一。

山東鄒平縣實行合作醫療試點近3年來，全縣61萬農業人口中已有50.1萬人參加了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到了82％。在記者進行調查的魏橋鎮樓子張村，參合率則達到了100％。

“兩次住院，共花去了近4萬元，因為參加了合作醫療，我獲得了7000多元醫療補助，”樓子張村村民張振行告訴記者，“如果沒有這筆補助，全家就要多乾大半年才能掙得回來。”

同樣在樓子張村，8年前，村民仇玉榮患胃癌的丈夫，因沒有7000元手術費，放棄治療而身亡。

但訪談報告也顯示，農民普遍反映

醫院的花費太高，報銷的制度性與非制度性限制過多，政策變化也太頻繁，農民感到無所適從，在少數地區，合作醫療的參合率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村民自治：符合程式的選舉佔56.7％

在20個村莊中，我們在鄉村的政治生態中，既看到了積極因素，也看到了令人憂慮的頑癥。

目前我國鄉村實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在我們調查的大部分村落，這一制度的實施程度及其效果皆難如人意。

在“村幹部怎麼産生的？”這一問題的調查中，被調查者回答“通過選舉産生”的佔了總數的87.6％，但其中符合程式的選舉僅佔56.7％，僅僅略超半數。這表明，儘管基層在形式上已普遍實行了“海選”式選舉，但選舉程式的執行仍不夠規範，上級的干預因素相當明顯。

研究還表明，農民對選舉不夠積極，對“海選”的作用存疑。在我們調查的有效樣本中，有34.1％的村民沒有參加換屆選舉。

通過訪談我們了解到，在接受調查的20個村莊中，相當一部分村的村幹部並非通過合法選舉而産生。在某些村，群眾評議倒數第一的村支書，常常在黨內選舉中高票當選。久而久之，村民們對海選的實際價值産生了懷疑，也弱化了參政議政的願望。

如何面對村幹部以權謀私的問題？36.9％的村民的回答是“管不了，任他繼續下去”，選擇願意向鄉政府反映的為18.2％，選擇向更上一級政府反映的則只有6.2％，這些數據可以較為深刻地體現出村民在面臨這一問題時的“動力差、辦法少、疑惑多”的特點。

有人説基層選舉是中國民主的試驗田。但對中國普通的農民來説，他們所關心的其實很簡單：能否從鄉村政治中獲益，村幹部是否辦實事。

●法治：遇到糾紛只有1％的人選擇用法律武器

長期研究“三農”問題的于建嶸研究員認為，要保證農民的利益，關鍵是必須法制化。

但在我們調查的村落中，幾乎所有的鄉村在法治建設上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問題。

村民法律意識不高、怯于依法維權；社會治安混亂；家族勢力和利益集團掌握村莊政治……種種不和諧現象，成為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重大障礙。調查結果顯示，在遇到糾紛時，只有1％的人選擇直接用法律武器——向法院提出起訴，而有多達 49.7％的人認為找村幹部調解是更好的方法。

在面對“有人拖欠你金額較大的借款，且屢催不還”的問題時，回答“找法院出面催款”或者“向法院提出起訴”的排在倒數第一和第二位，分別佔有效百分比的11.1％和13％。

在訪談中，農民們普遍表示，非到萬不得已，不會去“打官司”。他們認為，除了“沒面子”，更主要的是無法支付打官司的成本，算上去城裏的路費、起訴費等一大筆費用，農民們即使打贏了官司，其收益也極低，甚至可能是負數。

按農民的話説：“打不起”。

農民們缺少法律意識嗎？或許關鍵的問題在於：讓村民們“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成本實在是太大了。

●環境：一半村莊無公廁

村容整潔，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

調查顯示，有25.7％的被訪者認為村裏的生活垃圾沒人管，而作為主要生活污染源頭的糞便，處理情況則更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訪者承認村裏根本就沒有公共廁所。

工業化所導致的環境污染，正由城市向鄉村轉移，這是農村環境不斷惡化的又一重大原因。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中國農村問題專家張玉林教授認為：在面對“新農村”建設這一系統工程時，防止污染的轉移和加強環境的治理，應成為高度關注的緊迫問題。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將使得“三農”問題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

●教育：40％家庭認為教育是經濟壓力最主要來源

農村稅費改革之後，由於地方財政尤其是縣級財政基礎薄弱，加上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總量不足，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缺口進一步擴大。目前，中央和地方財政已經為中西部地區“兩免一補”提供資金72億元。

在此次進行的調查中，數據顯示，在農民對於家庭經濟壓力的主觀測評中，有40％的農民仍將孩子的教育作為家庭經濟壓力的最主要來源。在義務教育階段，有8.5％的適齡兒童失學、輟學，其中，接近一半的學生是因為“繳不起學費” 而失學。

無論是經濟發展水準高的鄉村，還是經濟發展水準一般和相對較低的鄉村，都無一例外地認為，“子女教育”是農民最沉重的教育負擔。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培養一個高中生的花費，可能需要花掉一個農村家庭10年以上的純收入，足以讓一個家庭跌入貧困。

●文化：電視成最主要娛樂方式

以電子傳媒為代表的大眾傳播已經徹底普及到中國鄉村。當我們問及村民最常選擇的娛樂活動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回答最多的選項是“看電視”，其次是“打撲克”和“體育活動”，分別佔總數的15％和11.1％。

調查數據顯示，88.9％的人經常看電視，87.8％的人認為“看電視”是現在村民們了解國家政策的最主要途徑。電視給村民們帶來的不只是畫面，更是一場新的、發生在中國鄉村的“啟蒙運動”。

但傳播學者、南京大學杜駿飛教授認為：對農民來説，接觸電視，與能夠吸收電視文化資源並不直接對稱，考慮到媒介議程設置對農村題材的極端忽視，這種不對稱就顯得尤為觸目驚心。

另一方面，調查顯示：鄉村傳統的文化活動正在衰落。57.4％的受訪者告訴我們，他們村已經沒有了廟會、社戲。

●發展模式：明星村不可複製

此次調查中，我們選擇了華西村、大邱莊、小崗村、南泥灣等10個 “明星村”，以及與其自然條件相類似的10 個普通對照村落。

在明星村村民看來，最需要得到改善的依次是收入(47％)、環境(33.3％)和教育(30.3％)，而在非明星村村民看來，前三項選擇則是收入(62.1％)、教育(42.7％)和醫療(40.4％)。

另外，在對待村政的態度方面也有很大差異，33.6％的非明星村村民認為應該要改善村政，而在明星村中，這個比例降為24.3％。

對村落社會史的調查還表明，“明星村”所特有的資源優勢，絕大多數是非明星村所不可能具備的，這些明星村的發展道路，某種意義上説，是不可複製的。

談及明星村經驗時，華西村的黨委書記吳協恩曾説：“華西村只有一個”；來自農民的原生調查也表明，村莊千差萬別，通往新農村之路，也理應各不相同。

在調查中，有一個細節給調查者印象至深——在問卷的末尾，20個村莊的近千名被調查農民中，有824位給出了這樣一個回答：“我相信農村的未來會越來越好。” （南京大學“新農村調查”聯合項目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