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成員之間收入不平等問題是理論研究者和實際政策制定者都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在1955年一篇經典論文中，在對美國、英國和德國等少數幾個國家收入分配格局變化觀察的基礎上，提出關於收入分配的“倒U型”假説，即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初期收入差距會擴大，但是經濟增長經過越過一定的階段，收入差距會縮小。這就是著名的“庫茲涅茨假説”。

庫茲涅茨假説是否存在問題？經濟學界對此長期爭論不休。比如，1991年威廉姆森和林德的研究證實了庫茲涅茨的這個假設；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丁伯根的研究也表明，收入差距在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大而在發達國家不斷縮小。

儘管庫茲涅茨假設得到了一部分實證研究的支援，但庫茲涅茨的研究畢竟沒有考慮到20世紀技術進步特別是資訊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經濟全球化步劃的加快，更沒有估計到這些變化對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影響。加爾佈雷斯等人在2001年發表的文章中，對0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1969年到1992年的吉尼系數數據進行了篩選，並對數據最完善的英國，美國和日本的吉尼系數作了回歸分析，得出了這一結論：越是經濟增長後期，收入差距越是擴大。最近一位學者（Chulhee Lee）對美國1968-2000年間的數據進行了研究，證實了此時期美國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的事實。之前及隨後的諸多實證研究也證實了以英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經合組織成員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自1970年代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判斷，即收入差距拉大是一個國際性話題和全球性問題，即便是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和日本在工業化早期階段，就著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和社會福利制度，但在當代依然出現了收入差距拉大問題。

收入差距的發展程度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以及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有著不同的表現。例如，到了後工業化或者資訊時代，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加速趨勢，儘管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會越來越大。由於資訊技術發展加速了生産要素的流動，資金的流動更是轉瞬間完成；資訊技術支援下的資本市場不斷完善，使知識能夠迅速變現，高收入群體收入的增加無法以年薪的增速來計算。在這一時期，人力資本而非家庭財富決定了收入的高低。資訊時代對知識的特別青睞，導致主要依靠自身知識而獲得收入的最高收入人群，與因人力資本不足而處於競爭不利地位的最低收入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以更快的速度在擴大。

目前，我們還不能僅僅從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性角度解釋清楚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因而，我們需要做好一個長期的心理準備，即伴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發展，收入差距的拉大可能還會日趨嚴重。發達國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由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完善的公共政策體系對創造機會平等、改善收入分配關係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政府運用公共政策的各種法律手段和制度措施，為促進收入分配提供了完善和成熟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環境。在這種制度環境下，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市場平等競爭，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真正實現按照要素貢獻大小參與收入分配。而且，規範和完善的法律體系從制度上可以最大限度地杜絕不合法收入的來源和機會。正是這種旨在提供公平競爭的公共政策從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方面，十分有效地保證和促進了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收入差距拉大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和反應。儘管存在如上文所説的美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但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發現：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並不影響美國人的“幸福感”，僅有10%左右的美國人感到不幸福，原因就在於機會的平等。

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的主要經濟手段之一，稅收手段和轉移支付工具對調節收入不平等發揮著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許多國家最近開始使用稅收手段資助低技術水準的工人。美國始於1975年，在1986、1990和1993等年度推廣。芬蘭（1996），英國（1999），荷蘭（2001），愛爾蘭（2001）和比利時（2002）等國也相繼開始採取這一政策。如收入所得稅抵免制度，這是一種具有工作激勵效應的福利制度。在工資收入較低時，福利收入以一定比例隨著工資上升而上升，而當工資收入大於一定程度時，福利收入隨著工資收入的上升以一定的比例下降，這樣就有利於激勵人們參加工作。轉移支付是指政府對低收入群體的無償援助。絕大多數OECD國家的經驗表明，稅收和轉移支付對於促進收入流動並降低收入不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調節作用。另外，統一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可以有效地緩解收入不平等，促進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 （楊英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