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起了大早卻趕了晚集”，我們這樣形容環渤海經濟圈規劃的姍姍來遲。雖然早在1986年“環渤海經濟圈”的概念就被提出來，但是真正進入“五年計劃”已經是20年之後了。當拋卻諸如國有經濟比重大，産業機構趨同......等種種因素，對於環渤海的各省市來講，接下來實現共贏局面的過程，也是求同存異的過程。　　

　　當濱海新區的發展進入《政府工作報告》後，與之呼應的一系列關鍵詞——“京津冀”、“環渤海”、“河北曹妃甸”也成為兩會的熱點。

　　而客觀上，GDP、招商引資額等評定政府績效的硬指標依然存在，讓“環渤海經濟圈”內的各個省份真正形成相互依存格局，還是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這是因為大家的關係是競爭多過合作。”曾經擔任過遼寧省副省長的遼寧省政協副主席趙新良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互不相讓”的環渤海

　　京津冀的歷任領導，從來沒有承認過京津冀的競爭格局。相反，他們談得更多的是如何加強合作，如何達到優勢互補，如何實現資源整合。

　　2005年5月，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出席“《財富》全球論壇省市長座談會”，在談及北京和河北的關係時，他深情地表示：“如果沒有北京周邊地區的發展，北京就是一片孤島，長期、持續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北京的發展後勁還在於京津冀合作。”

　　在兩會以及此前的媒體採訪中，王岐山也多次表示，北京要抓住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機遇，加強與天津的進一步合作，建立交流和合作的長效機制。

　　而河北方面，京津冀的建設也寫入了河北省“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中：加強區域間的經濟合作，積極融入京津冀都市圈，形成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良性發展機制。

　　因此，天津市市長戴相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對於京津冀的合作，領導們都已經形成了共識，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戴相龍還向記者透露，在提出在北京和天津之間修建第二條高速公路的設想時，他和王岐山曾經是“一拍即合”。

　　但也有官員對於環渤海經濟圈各省市間的競合狀態提出思考。趙新良就直截了當地表示，“建立環渤海經濟圈”這個口號已經提了20多年,但進展情況並不理想。“主要在於各地方對於互補的形勢認識不夠，競爭又很激烈，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硬指標的考核，只要有招商引資的機會，各地都會説自己好。”

　　以港口為例，目前，環渤海區域內有大小港口20多家，在京津冀區域，有天津港、秦皇島港、唐山港和黃驊港等四大最具實力的港口。以前，由於黃驊港以單純運輸煤炭為主，與其他港口衝突不大，但隨著黃驊港向綜合性港口發展的轉型計劃的推出，四大港口的正面競爭已不可避免。

　　1992年，唐山港成立時年吞吐量是7.9萬噸，而當時天津和秦皇島是2000多萬噸。到了2003年，唐山港的年吞吐量達到2000萬噸，這時天津和秦皇島兩個港口則都已超過了1億噸。市場越來越大的同時，競爭也更加激烈。

　　“在過去的競爭態勢下，大家只能打價格戰，互相壓價，互相打擊。這種後果就是，運量增加了不少，但運價下降，企業的利潤反倒降低了。這其實是一種內耗，應該儘早提出整合的方案和計劃。”趙新良説。

　　港口僅是京津冀一個産業的交叉情況。

　　對於港口來説，其經濟腹地的影響力決定了港口的生存與發展，而四大港口客觀存在的“腹地交叉”的現象，讓眾多領導者和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由此形成了“腹地競爭”以及區域內的行政分割，都成為了中央政府在力圖打造環渤海經濟圈時，不能不面對的一個難題。

　　呼籲對話機制

　　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表示，環渤海經濟圈發展是一個好的方向，值得努力。“只要是按照市場的聯繫，按照産業分工，把基礎設施加強，各地再發揮比較優勢，前景應該不錯。”林毅夫説。

　　而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更是直言不諱地向記者表示：京津冀一體化最大的難點是形成統一的市場。政府需要靠改革、靠創新機制來解決，統一市場中不允許條塊分割。“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最主要是打破行政條塊阻隔，妨礙市場自由貿易的東西一定要消除，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政府要在加強自身制度、法制建設上做文章。”吳敬璉説。

　　趙新良向記者表示，要達到整合資源、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從組織層面上需要一個對話機制。如從去年開始，由遼寧省發起，由東北三省和內蒙等四個省區共同參與的“政協主席論壇”就是屬於這種對話。而對話機制的缺失，也是環渤海經濟圈建設收效甚微的原因。

　　“由各省的政協主席對話，談論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並提出解決辦法，在對話中形成共同認識，再將意見和建議提交給政府。這只是發揮了獻計獻策的作用，但如果條件成熟，就可以轉到黨委和政府層面上來操作了。”趙新良説。

　　“現在環渤海經濟圈還存在著明顯的‘博弈’氛圍，有點你上我下的味道。”趙新良認為。

　　比如一些經濟發展硬指標的存在，政府會竭盡全力地將外資拉到自己的區域，企業有時想向外發展，卻也不得不看政府的“臉色”。中國石油大港油田公司黨委書記姚和清向記者表示，這個問題其實一直存在著，但還是能夠協調的。

　　“企業肯定是要挑選最適合自己發展的地方，最能夠賺錢的業務。政府的行政命令會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完全左右企業，畢竟企業要生存，要産生利潤的。”姚和清説。

　　所以，吳敬璉建議，各地政府不該介入具體的經濟事務，應該只抓宏觀管理，政府的考核政績的方式也要逐漸轉變，要從單純經濟産值評價轉向綜合指標評價。同時，稅收體制也要做相應改革。

　　市場力量初現

　　當濱海新區成為此次兩會上的熱門名詞後，天津市發改委主任李亞力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透露，濱海新區的規劃和建設正在同時進行。這個建設包括了要加快進度的十大在建項目，十個工作已經到位準備開工的項目，以及十個正在進行前期工作的項目等等。

　　而戴相龍市長將濱海新區的首要任務確定為“服務”，他説：“濱海新區的作用就是：立足於天津，依託北京和河北，服務環渤海，面向東北亞，用其得天獨厚的天津港、開發區、保稅區的功能優勢和資源豐富、廣闊腹地等優勢，更好地服務於京津冀城市群的同步發展。”

　　“其實，各個地區有自己的腹地，也有自己的優勢。比如京津唐地區的優勢是研發能力，是大企業的總部中心。而遼東半島是具有工業優勢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有裝備製造業，也有開放的出海口，從而連接東北亞。”趙新良説。

　　但是，如何讓特色不同的地區發揮出各自優勢，聯合互動，從而創造出共同優勢，趙新良認為，哪怕是自己很有優勢的産業，也需要整個區域的協調配合，而不是自己“一條龍”地貫穿始終。

　　“比如濱海新區的工業，如果以裝備為主的話，其他零部件就應該分佈在周圍，形成一個組合。具體説來，就是研發、組裝、行銷由濱海新區的龍頭單位負責，零部件和原材料提供由其他地方來做。回頭來看，上海有沿江九省的配合，深圳也是如此，逐漸轉向研發中心。”趙新良説。

　　而濱海新區與周邊省市還未形成這樣的關係。趙新良還表示，目前圍繞著濱海新區形成“眾星捧月”的情況。但“一個地區如果從頭到尾地搞‘一條龍’生産和服務，那就不會形成一個合理的生産力佈局。”趙新良表示。

　　合作不單倚重“政令”

　　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用“東京-橫濱”這個組合來解釋京津冀和環渤海：“國際上很多國家的首都旁邊都有一個經濟發達城市，因為首都的定位是政治經濟中心，旁側再設的是經濟中心，比如東京和橫濱，北京和濱海新區也可以形成這樣的格局。”

　　侯自新認為，濱海新區要發揮帶動作用，必須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協調，一個是統一。“京津冀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但是涉及到産業調整、資源調整，三地必須統一思想，統一步調。”

　　吳敬璉則表示，上述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就已存在，以前用計劃手段來解決問題，用行政協調解決，但沒有效果。而長江三角洲能夠打破行政分割，主要原因是那裏以民營企業和外企為主，政府主導不了。

　　“區域協調發展，靠行政命令和調解都是行不通的，只有通過長期對話溝通，明確了共同目標，用內在的積極性作動力，才能儘早使環渤海經濟圈發揮出真正作用來。”趙新良向記者表示。

　　專家認為，京津冀都市圈日漸融合步入實質性階段時刻，應當成立一個跨地域性的協調機構來對三地交叉較多的行業如港口、機場等進行佈局和規劃，並統籌安排。

　　吳敬璉也在此次兩會上透露，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已經完成京津冀發展的前期規劃，目前已報中央。同時，吳敬璉正在牽頭做配合該規劃的細緻規劃，預計該課題年中可以結題，屆時京津冀一體化將有更具體的操作措施。

　　侯自新説，如果濱海新區10年內沒有發展起來，沒有成為中國下一個10年的增長極，就是一個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