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能否自覺地為實現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是否符合黨員條件，是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並要求按照這一精神把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以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這就有一個如何看待黨員成分與黨員標準的問題。

    我們黨歷來堅持從思想上建黨，而不拘泥于黨員的成分。回顧黨的歷史可以看到，這是我們黨正確地堅持把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注意群眾基礎的廣泛性結合起來的表現。黨在成立之初主要在工人中發展黨員，井岡山時期擴大到在農民中大量發展黨員，抗戰時期又注意大量吸收小資産階級的知識分子乃至高級知識分子加入黨的組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不斷同各種錯誤思想尤其是“左”傾思想進行鬥爭，提出“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鬥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準”，“中國共産黨是中國無産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一切願意為共産黨的主張而奮鬥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産黨”，強調“社會成分是必須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從而確立了以思想先進與否作為能否吸收黨員的主要標準。事實表明，在黨這個大熔爐裏，佔大多數的非工人出身的黨員逐步被鍛鍊成為無産階級革命戰士，不僅絲毫沒有削弱黨的先進性，而且使黨的社會影響力、凝聚力和戰鬥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推動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不斷走向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不僅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而且我國工人階級及整個社會階層的構成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前沒有也不可能有的新職業、新行業。

    在新的形勢面前，黨的建設必須與時俱進。江澤民同志從“三個代表”的要求出發，明確指出：“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幹部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幹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這是根據形勢、任務、要求的變化而作出的重要論斷和重大決策，必將對黨的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産生深遠影響。

    提出“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鬥、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並不表明黨員標準有什麼變化。那麼，為什麼一些同志會産生黨員標準發生變化甚至是降低了的看法呢原因在於他們沒有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沒有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沒有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主要表現在：一是“唯身份論”。認為要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就只能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中吸收黨員，吸收其他社會階層中的成員入黨就會損害黨的先進性。其實，前者中也有思想落後的分子，後者中也有思想先進的同志，思想先進與否與出身、階層、職業沒有必然的聯繫，況且一個人的職業和身份也是經常變動的。二是“唯財産論”。有的同志受戰爭年代“共産黨是窮人的黨”、“越窮越革命”思想的影響，認為不能在財産多的人當中發展黨員。其實，有沒有財産、有多少財産不應成為能否入黨的標準，更不能作為衡量一個人先進與落後的標誌。一個人是否先進，主要看其思想政治狀況、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産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産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三是“對立論”。將黨員標準內容的純潔性和發展對象的多樣性對立起來，將黨員標準的先進性與黨的群眾基礎的廣泛性對立起來，認為黨對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敞開大門，黨員標準就無法堅持了，因而以狹隘的心理、關門主義的態度來固守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的大堤，其結果必然是不僅守不好也是守不了的，只能導致黨的階級基礎削弱、群眾基礎縮小。事實上，只要我們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聯繫黨的任務、環境變化的實際，嚴格掌握標準，做到成熟一個發展一個，切忌一哄而起，防止降格以求，不但不會影響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反而只會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人民日報》 2001年0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