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作為一個搞文學的熱血青年，剛剛從國外歸來，一心想要把在國外3年的觀感，用自己的筆向國人訴説。因此寫了一篇文章叫《霧夜紫燈》，發表在上海由茅盾主編的《文學》雜誌上。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篇東西在上海引起了一時的轟動。當時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進入了縱深階段。國共兩黨都很注意團結和吸收廣大青年，尤其是知識青年。因此，我這個小有名氣的文學青年，首當其衝地成了注意的目標。

    當時，我有3個好朋友，一個叫李林，一個叫周致國，還有一個叫溫剡賓。我們4人一起參加了國民黨在武漢辦的留日學生訓練班。我們4個人，李林是領頭的。我那時經常看魯迅的作品，特別喜歡看魯迅主編的雜誌《語絲》。那裏專門刊載批評社會黑暗和腐敗的文章，實際上是斥責國民黨。我覺得共産黨挺好，可是具體怎麼個好法也並不十分清楚。有一天，李林領著我們幾個來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4個人，可把我們嚇壞了，原來是共産黨裏的4個大人物。周恩來、王明、博古、王文傑。我早就聽説過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可今天突然出現在眼前，真有些忐忑不安。周恩來向我們講了一段話。總的意思是振興中華，抵禦外患和共産黨的主張。然後，給了我們兩篇文章，沒有署名，我看了後，感到那兩篇文章寫得都很漂亮。後來才知道，那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抗日戰爭的兩篇精闢的論述。見到這4個大人物，又看了那兩篇文章，感到自己長了見識，也明白了許多。於是我對李林説：“我想加入中國共産黨。”李林説：“我去問一問。”回來後讓我寫個自傳，填了一個表。然後告訴我，去找王文傑。見了王文傑，他問我對入黨有什麼想法?寫過些什麼文章?到日本留學是國民黨派去的公費留學，還是自費留學?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當得知我是自費留學時，他又問我家的土地、房産、收租情況。然後又給我講了共産黨員的八條準則，宣佈接受我入黨。這時，我才意識到王文傑是代表黨組織對我進行入黨談話的。那是1938年5月27日。後來我才知道，王文傑當時是周恩來的秘書，同時又是中國共産黨長江局的組織部長。我入黨的全過程，一直是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進行的。而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我沒有看到黨旗，也沒有眾多人的舉手表決，更沒有莊嚴的宣誓。但是，我卻感到很神聖。

    入黨後，我被派往重慶，在國民黨的《掃蕩報》當記者，實際上是做黨的地下工作。但我很不喜歡這樣的工作，感到很壓抑。我就要求調換工作，開始組織上要我去新四軍，我要求去延安，結果經周恩來批准，我去了延安。 (謝挺宇)

    人民網2001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