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本的“水俁”事件、切爾諾貝利的核泄漏後，都可以看到民間環保人士活躍的身影，他們對阻止環境惡化，促進環保策略改善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中國，民眾環保意識曾經長期薄弱，一度出現哪有人，哪就有污染的狀況。衣食足而後有環保熱，中國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覺醒，參與者或孤軍奮戰，或建立組織，為人們能夠“詩意棲居於大地”，竭盡綿薄之力。在張春山、田桂榮身上，在各種民間環保組織身上，我們看到了這種情形。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民間組織作為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種存在，其作用日益凸顯。

    在此過程中，政府對待民間環保的態度十分重要。本期專題意在反映萌芽期的民間環保組織或個人的生存狀態。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山東榮城天鵝湖。

    新年第一天的陽光透過微朦的霧氣灑向湖面，也打在人們的臉上。綠家園————中國著名民間環保組織的志願者們，將一隻被“環志”（指給鳥類腿部套上標記小環，用於科研）的大天鵝放飛。

    總部設在北京的“綠家園”，已是第三次走進天鵝湖。觀鳥、救護傷者、為天鵝“環志”，他們以各種方式保護著這一珍稀物種。

    碩大的雙翼扇動著空氣，大天鵝飛起來了。它的鳴叫聲喚起了同伴。一時間，成百上千隻天鵝從泛著金光的湖面騰空而起。

    同一時間。內蒙赤峰附近的一片荒漠上，一個名為“野風”的環保組織的十幾名參與者，默默佇立在風沙中。他們説：選擇在如此荒涼的地方度過新年，是為了自己一個警醒————不珍惜環境的後果，就是將來每一天都要在這樣的地方度過。

    在中國，有著很多類似“綠家園”或者“野風”的組織。他們源於民間、傾情環保。他們以草根力量為保持青山碧水而努力。英文稱之為環境ＮＧＯ（非政府組織，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縮寫）；中國人的習慣叫法則是“民間環保組織”。

    中國環境ＮＧＯ：從０到２０００

    １９９４年以前，中國沒有環境ＮＧＯ。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１９９３年北京首次申辦奧運會，當國際奧會官員詢問中國有無民間環保組織時，我方代表團不知如何作答。

    發達國家環境ＮＧＯ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刺激著中國的有識之士。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１日，中國首家環境ＮＧＯ————“中國文化書院綠色文化分院”經民政部註冊獲准成立，簡稱“自然之友”。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梁啟超之後梁從誡先生出任會長。

    這股草根力量由此開始生長。１９９６年前後，“北京地球村”、“綠家園”先後成立，與“自然之友”一併成為中國環境ＮＧＯ的領軍者。２００１年１１月，在京召開的中美民間環境組織合作論壇發佈消息：中國環境ＮＧＯ已超過２０００個，參與者數百萬人。墾荒、觀鳥、種樹、保護瀕危動物、建造綠色社區……參與者成了中國環境保護的義工，他們捐出了時間，捐出了金錢，卻不拿報酬。

    當中國再次申奧時，梁從誡、廖曉義等三家環境ＮＧＯ的負責人，被聘為北京市奧申委的環保顧問。他們先進的環保理念和深入的實踐，給奧委會評委留下了深刻印象。

    困難重重

    伴隨著中國環境ＮＧＯ的成長，困難和尷尬也接踵而至。

    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民間環保組織註冊難。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晚，記者採訪某著名環境ＮＧＯ組織者時，她剛剛列席過相關會議。“名份的問題，我們已經反映五年了！但現在還沒有解決。”她激動地説，“國家規定：要註冊民間團體，必須有一個主管單位。但現在是誰也不願意當我們的‘婆婆’。因為一旦成了主管單位，它就要對我們負責。不少領導都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所以，這家環保組織不得不以企業身份在工商部門註冊。每到年底，工商局的人就要來收稅。“我們是做公益事業的，資金都是由募捐而來，卻要交稅。”如此現狀，讓這位負責人哭笑不得。

    “身份問題確實讓我們頭疼。”“綠家園”發起人汪永晨對此深有同感。由於遲遲得不到有關部門的批復，“綠家園”————這個擁有３萬名志願者的大型環保組織，至今還挂靠在一家基金會的名下。

    資金緊張，是環境ＮＧＯ面臨的又一難題。據“北京地球村”負責人廖曉義介紹：由於缺乏完善的稅制，民間環保組織在國內籌資非常困難。“地球村”一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其基本費用是用製作電視節目的經費來支撐的，吃了上頓沒下頓。

    而“綠家園”微薄的活動經費，大部分是由志願者自發籌集的。１９９９年，記者曾隨該組織前往內蒙赤峰克爾沁草原。“綠家園”連續三年在這裡種草固沙，成效明顯。但因為缺乏資金，活動不得不在２０００年停止。如今，沙丘漸漸南進蠶食草原，當年明麗的布爾頓泡子（泡子：當地人對湖的稱呼）已經乾涸。

    中國環境ＮＧＯ勢力的薄弱，也讓它的參與者們深感人輕言微。尤其在今天，那些與環保相悖的行為———諸如砍伐森林、捕殺野生動物等，不少都有著深厚的背景。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梁從誡對此深有感觸———

    不久前，“自然之友”總部接到南京會員消息：為擴建東郊賓館，江蘇省某機構在紫金山林區圈地，建築區內一共生長著近６０００棵樹木，其中不乏百年老樹。梁從誡立即通過政協向上反映，該機構的回復是：“我們蓋賓館，佔的是荒墳地，不會砍伐一棵樹。”

    坐在電腦前，梁從誡打開了南京會員傳來的現場照片。真實情況一目了然———在蔭翳蔽日的叢林裏，拉進了大量的水泥、磚頭等建築材料，賓館用地已基本圈好。

    “他們根本不把一個民間組織當回事，所以敢欺騙你。”這位全國政協常委感慨地説，“我還是算幸運的，至少有個反映渠道。但別的組織呢，遇到這種事情，恐怕找個説理的地方都難。”

    西方經驗可資借鑒

    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産生發展的七年，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環境ＮＧＯ最為活躍的日子。對比中西狀況，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鄒驥教授認為：西方環境ＮＧＯ比中國的更為專業，影響力也要大的多。

    “西方ＮＧＯ的專業，首先表現在其分工細膩上。”鄒驥解釋説，“比如説鶴類基金會、國際河流組織等，都是針對某一個更為專業的領域。這樣的好處顯而易見，可以把工作做的更到位。”

    “專業”的另一個層面，則反映在組織結構及研究領域上。ＥＤＦ———地球保衛組織，在調查研究的功能之外，還具備投資實力。而ＷＦＦ————世界自然基金會，有著自己的辦公大樓、刊物及研究人員，並吸納了大批環保學家、經濟學家、動物學家等專業人士，被稱為環境經濟學的搖籃。

    西方ＮＧＯ的影響力，尤其體現在對某些重要政府行為的參與上。最著名的例子是，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８日，由於擔心美國政府在西海岸的ＮＭＤ（國家導彈防禦系統）導彈攔截試驗破壞生態環境，美國八個環保組織聯名將國防部告上法庭。他們要求五角大樓重新評估ＮＭＤ，特別是在阿拉斯加建造反導彈試驗基地對當地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類似的例子還發生在關於《京都協議書》的談判上。在官方談判的同時，一些環境ＮＧＯ也在進行磋商————人們稱為“影子談判”。ＮＧＯ的主要代表會把他們的意見及時反饋到官方，鋻於ＮＧＯ的影響，官方發言時，也會給民間組織留出一定席位。

    “儘管中西方的政治、文化背景有著較大的差別，但西方環境ＮＧＯ積累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鄒驥説，“尤其是專業化這條路。反觀中國環境ＮＧＯ，目前從事的還是比較初級的活動，這也是中國民間環保組織難以産生重大影響的原因之一。”

    政府的夥伴

    ２０００年春，在“２０００年地球日中國行動”中，國家環保總局王玉慶副局長講話稱：中國的環保除了政府、企業的努力外，還需要廣大公眾的參與。政府、企業與民間環保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非常重要。

    目前，中國環境ＮＧＯ的作用定位在三個方面：教育和引導公眾，促進公眾參與；推動和幫助政府來實施一些環保政策；監督和幫助企業更多地關注環保。

    相對於１３億的人口數字來説，中國的環保志願者、環保民間組織還遠遠不夠。中國環境ＮＧＯ還需要長足發展，政府也將給予大力的支援。(吳晨光)

    《南方週末》 2002年1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