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主體不明晰　其弊端主要表現為，不能體現“誰污染，誰治理，誰付費”的原則，比如城市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是由千家萬戶産生的，應由城市居民而不是政府來負擔治理費用，政府不應當承擔本應由社會公眾承擔的責任。多數發達國家污水處理費都通過自來水費一併收取，污水處理費一般要高於自來水費。如丹麥，污水處理費為自來水費的1.6倍。由於我國未能在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和水價改革上邁出較大步伐，致使我國城市污水處理廠的建設遠遠不能適應水污染治理的需要，建設資金嚴重不足，運營經費短缺，排水管網建設滯後，造成一些新建的污水處理廠不能按時投産，已經投産的無力運作。

    此外，城市生活垃圾、工業廢棄物、醫療垃圾、建築垃圾、廢舊電池等多種固體廢物數量也很可觀，在不同程度上給城市生活、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公民未盡到應有責任　環保不僅是政府的事，而且是全社會的事。幾乎每個人每天都在污染環境，所以，任何一個人都有責任為此作出補救。國外有不少國家在加強環境保護的同時，紛紛制定了相應的獎懲法規，用以杜絕公民對環境的破壞程度。如義大利實行“塑膠袋課稅法”，規定使用每只塑膠袋須付8美分的稅；商店每賣一隻價值50里拉的塑膠袋，要交100里拉稅；德國的法律規定，對每個無法回收的容器，徵稅30芬尼；美國佛羅裏達州對不能回收的新聞紙，每噸付稅10美元；歐共體各國對塑膠、除銹劑等造成污染的物品也都要徵收環境稅。

    再有美國西雅圖市規定，每日為每戶居民運走4桶垃圾的費用為13.75美元，而每增加一桶垃圾，則加收9美元。實行這一規定後，西雅圖市的垃圾量一下子就減少了25％。而法國規定將任何類型的廢物、廢料等垃圾，放棄或拋扔到公共場所，罰款250至600法郎。丟棄廢舊汽車或需要車輛才能搬運清理的東西，丟棄者加重罰款2500至5000法郎，或10至30天的監禁。往河流、運河和小溪中傾倒廢物，毒害魚類、影響魚類生存、破壞魚類的營養和食用價值者，罰款2000至12000法郎，或2個月至2年的監禁。

    另外，還有一些獎勵法，如美國伯克利市設立“垃圾回收獎”。負責人員每週在市內隨便挑選一家住戶，仔細檢查其垃圾桶，如未發現可回收的垃圾，便當場獎給該住戶250美元。因此，市民在倒垃圾前總是挑了又挑，揀了又揀，絕不會把可回收的物品扔入垃圾桶。

    迷信國外技術　我國各地方政府對於環保技術認知不足，一味相信國外技術，這種錯誤思想同樣阻礙了中國環保産業的發展。

    對垃圾處理而言，目前在我國有不少市縣的生活垃圾仍然採用填埋方法，主要是因為覺得垃圾填埋投資省，然而單從佔用土地的費用方面考慮，投資成本就會與建焚燒廠的所需資金差距大大縮減。而我國對衛生填埋的技術缺乏重視，掌握程度不夠，常常造成險情：一是垃圾在填埋過程中産生的氣體在垃圾層中大量積聚，直到衝壓膨脹發生物理爆炸；二是垃圾滲濾液泄漏，污染地下水源、土壤、植被甚至影響動物及人體健康。還有一些市縣雖採用垃圾焚燒的方法，但卻認為國內焚燒技術不完善，而選擇國外的技術設備，這不僅花費了鉅額資金，還阻礙了國內環保産業的發展，得不償失。

    管理迷宮　一個建設項目所牽涉到的職能部門繁多，辦理過程冗長，且各部門之間關係複雜。以建設一個垃圾處理項目而言，就須牽涉到市、區兩級政府、計委、規劃局、建委、環保局等，有時甚至更多，這對於一個普通企業的市場拓展來説，真可謂困難重重。

    北京對於環保投資項目多偏向引進外資的形式。有的項目建設，政府可以採用國內設備，但卻要求投資的企業必須將人民幣換成美金，或立項辦理時直接就把企業設為香港、美國或德國公司，這似乎有“換湯不換藥”之嫌。國內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他們大多較支援當地的環保企業或國外企業，這對於國內從事環保的公司的成長也是不可避免的阻礙。

    目前，最關鍵的是，各級政府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在環保項目建設中引入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鼓勵各种經濟成分的積極參與，逐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投融資和運營管理體制，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運營主體企業化、運作管理市場化，以加快我國環境的治理步伐。

    張青　原籍天津，1975年12月就讀于大慶石油大學無線電專業，1981年8月—1988年10月任大慶有線電視臺臺長，1988年10月—1998年10月任冀東油田電視臺臺長，1998年10月—2000年3月任唐山大方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2000年3月——2001年8月任美國七海集團北京辦事處總經理，2001年8月，加入北京市中宜環能環保技術有限公司，現任總裁。（中宜環能環保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張青）

     《光明日報》 2002年7月0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