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為了觀黑頸鶴，可能人們會選擇風景更加迷人的雲南中甸，如果説為了感受高原，人們還會去青海隆寶灘。但這幾年，草海名聲大噪，吸引了一批批專家、學者，因為這裡産生了被人們推而廣之的“草海模式”。

    什麼“模式”有這麼大的魅力？

    “植樹，我們自願的”

    人們熟知的自然保護區大都遠離人群，而草海保護區則在嘈雜的縣城邊緣。記者出了長途汽車站，搭了輛小三輪摩托，不到十分鐘就到了草海自然保護區管理站。眼前出現一大片水域，鶴的鳴叫聲不絕於耳，“這就是草海了，你聽的就是黑頸鶴的叫聲”，保護站管理處的工程師鄧儀告訴記者。

    草海水域的邊緣，農民忙著耕地割菜，五六米的遠處，黑頸鶴在覓食嬉鬧，人的活動近了些，黑頸鶴便稍稍往遠處“挪一挪”，接著覓食嬉鬧。遠處威寧縣的樓房隱約可見，廣播的聲音更清晰在耳。人與鶴，和諧相處、兩不相擾。別的保護區忙著組織人力、物力上山巡邏，偷獵破壞還屢禁不止，草海保護區為什麼會出現這般圖景？

    “上山，今天村民們自願植樹”，記者到的第二天便跟著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到劉家巷村，全村人早就拎著“傢夥兒”等好了，大人小孩齊齊上山種樹。村民們告訴記者，他們來種樹完全是自願，村民們商量好之後才通知保護處的。

    記者在保護站的辦公室裏看到幾副大大小小的“規劃圖”，清晰畫著草海的水域位置、村子的位置、植被的位置……字寫得歪扭，管理處的工程師宋濤告訴記者：“這些都是村民們自己畫的”。畫上還有一個水禽繁殖區，這也是村民們自己規劃施工的，管理站只用了極少的資金買了水泥桿和鐵絲網，村民輪流看管，定下村規，圍欄內不許任何人進入，違者罰款。

    貧窮，觸目驚心

    草海的貧窮，觸目驚心。記者走近附近的村子，所到之處，一群群孩子圍著“外來人”看熱鬧。他們年紀大都在十歲上下，正是應上學的年齡，問為何沒有上學，孩子們回答乾脆：“沒的錢！”

    走進一間屋子，裏面黑黑的到處挂著煤煙熏出的渣滓，中間分出一個圍欄，裏面是睡覺的床，到了晚上，圍欄外就關雞鴨鵝等牲畜。人畜共處一室在草海非常普遍，即使這樣還算好的，記者看到了一處房子，斜度足有二十度角，依然住人。農民們吃得最多的就是馬鈴薯。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草海每年每人平均收入僅將近510元。

    而這裡曾經很富裕，1958年、1972年，草海兩次被全部排幹，變成肥沃的土地，每年種的糧食都是吃不了的。説起那時土地的富裕，村民們都頗有感觸。村民朱錫勇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草海水沒有淹掉，他們家的土地可達11畝，而現在只有0．3畝，“像我們這樣一家，能幹，以前幹一年可以攢夠三年吃的糧食，現在，種一年僅僅夠吃一年的”。1995年，他花了200元買了個傻瓜照相機，給村民們照相，每張收費2．5元，還從外面進一些小百貨，在自家開了小百貨店，近幾年把産的馬鈴薯、白菜，運到六盤水、貴陽去賣。他自信地表示，自己家在村子中應屬條件很好的，可環顧他的家中，依然空無長物。

    鄧儀剛走進保護區工作時，還是個毛頭小夥，見了有人逮鶴、捕魚，打罵毫不留情，直到有一天，他看見一個農民蹲在地頭，指著飛走的黑頸鶴，哭著説：“你是受保護的動物，我不能打你，可你吃了我的馬鈴薯，我又能吃什麼呢？”鄧儀説他當時一下呆住了，環境保護和經濟的貧困落後，真是這麼不可協調嗎？保護環境一定要做出犧牲，甚至餓肚子？環境保護，能不能防患于未然？

    遭遇“PRA”

    PRA引進草海，是在1994年。國際鶴類基金會第一次造訪草海，同時被拉來的，還有一個國際扶貧組織——漸進組織。草海人頭一次聽説，有一種農村工作方式叫PRA，他們接受了這種培訓，培訓主要強調的就是以平等心態，尊重老百姓，去傾聽他們真正的聲音和希望。

    草海保護站管理處由三個人組成，處長管毓和，成熟沉穩；宋濤，有著女性特有的細膩溫婉；鄧儀，闖勁十足敢拼敢幹。他們三人互為補充，成了黃金搭檔。

    他們摸索出一套工作方式，首先，是和農民迅速“打成一片”，見人就打招呼，他們工作多在午休或傍晚時間，雖然犧牲了自己的休息時間，但為了不耽誤農民的農活，召集來儘量多的村民後，在地上攤開一張大白紙，請圍觀群眾畫本村地圖，遭到的回答肯定是推推搡搡地“不會畫”，於是笑著再多請幾個人，有人大著膽子畫了點東西，接著就會有村民出來指正，他們再引導其他人補充、修整……此間，工作人員一直笑嘻嘻的，沒有不耐煩、不用專業術語、不看手錶、不説“你不明白”，工作人員不再被村裏人當作專家敬而遠之……

    這就是PRA的基本原則：主張向當地人學習，尊重當地人的知識，外來者不講課、不指示，在項目中只扮演協助者，強調參與、討論，分享知識、經驗和角色，通過啟發培養當地人，使他們的自覺性得以調動，激發他們的自信和自治。

    對於草海保護區，需要激發的自覺意識就是：保護草海保護黑頸鶴，這和每個人的利益息息相關。

    草海保護區在1997年利用外來基金設立了村民建設基金，給農民去扶貧，農民們自己組織了“農村發展基金會”，十家為一組，叫“小組”，二十家為一組，為“大組”，或者自然村在一起組成“自然村基金會”，選出管理的、記賬的、催賬的、監督的、管理的、還有罰款的人，將分配到各組的基金無償借貸給每家每戶，期滿後連本帶利返還村基金會。草海的人缺的正是這筆投資，有人貸款搞起了豆腐生意，有人借錢給孩子上學，有人搞起了運輸……

    每村還設了個環保員，專門監督村內是否有破壞環境的事情發生，並及時向保護站彙報。如果一個基金會中發生了破壞環境的事情，整個基金將被撤回，誰還敢去打鶴？去破壞草海資源？基金設立至今，沒有發生一例打死打傷黑頸鶴的事件。

    村民們可能不懂什麼是“PRA”，但是他們有事了，往往就會到保護處溜達一圈，説説自己的困難。“從前草海和我沒有關係，現在草海的每一個發展都和我的機會、我的發展緊緊聯繫，以前是為了別人保護，現在是為了我自己保護！保護草海就是保護我自己的利益”。村民們這麼總結。

    資金，能否繼續保證？

    記者再次見到鄧儀，是在四月末的北京。他身背著個雙肩背，粗粗的白帆布，式樣甚為俗套，正遲疑間卻看到包上印了三個字———“地球獎”，這是針對為環境保護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的一項大獎，鄧儀這次來京就是來領“地球獎”的。

    領獎結束，鄧儀便擠到了朋友家，開始四處奔走。離京的頭一天，他一早來到了福特汽車總公司，“草海參與社區環境教育”得到了2002年“福特汽車環保獎”。鄧儀幾乎每次進京來一趟，就到處報告項目的進展。中午一口氣兒跑了兩個地方———“世界自然基金會”和“自然之友”，草海保護區將在今年夏天組織一批草海的教師到北京培訓，而“銀子”尚未完全落實。下午他又去了一個能源研究所，詢問有無合作可能。到了晚上，又跑到北京東頭，匆匆和《中國環境簡報》的有關人員見了面。

    “我們已經走了一條路，並且行之有效，但怎麼延續下去，對我們來説是一個未知數”，鄧儀坦承自己的擔心。

    草海收到過國際和國內的一些贊助，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一方面：草海不斷創新，新的思想、管理模式不斷注入；另一方面，草海項目自1997年評估得到認可後，美國CNN在1998年拍了草海專題，在美國播放達17遍，引起比較大的轟動，草海項目也把合作的國際鶴類基金會和國際漸進組織在美國提升了地位。

    如何長遠的發展下去，這是個關鍵的問題。對於草海，資金的支援，還猶為迫切，除了環保項目的贊助，草海保護區還接受了不少的1＋1助學款。這趟北京之行，鄧儀還在籌劃著得到更多的捐衣、捐書。 　

    採訪手記

    很幸運，選擇春天來到草海。

    黑頸鶴，一個上了瀕危保護動物名錄的物種，我離它的最近距離不過兩米。

    趴在田陌中，所有細節歷歷在目，這是一家三口，他們似乎有所警覺，看向我的方向。我遲遲不敢按動照相機快門。黑頸鶴立姿亭亭，隨便一側頸、一抬腿，便婀娜多姿。

    十多分鐘後，母鶴發出警告聲，他們展起翅膀，姿態從容，從我頭頂略過，翅膀扇動的空氣拂過我的臉頰，一種細膩的感動滋潤心間。

    鶴鳴傳來，掏出手機打給朋友，對方癡聽了兩聲，只回答———“天籟”。

    同樣難忘，天濛濛亮時便爬起去看鶴的“起床”，它們有固定的“集體臥室”，立在水澤之中，等天漸漸發白，也便漸漸甦醒、引頸、亮翅、展吼、飛走。

    兩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帶我駛入草海，草海平均水深只有2米，最深也不過5米，小姑娘只需用竹竿往水底一撐，小船便往湖心駛去。

    草海果然是草的海洋，湖水清澈，映出天空的透藍，各種水生植物迎你而來，或纖細或豐盈的水草溫柔拂來。眾多魚蝦嬉戲其間，大大的螺絲靜靜躺在湖底。足足三十多只赤麻鴨“呼”地飛起，晃了滿眼的金黃色。

    撐船的姑娘一個叫朱彩，正上初二，另一個叫朱梅，小學三年級之後就不再念了。我問朱彩為什麼今天不去上學，她低頭回答：學費還差150元，一直沒有課本。

    離開時，我給了朱彩剩餘的學費，而朱梅呢，一直靜靜看著朱彩的興奮，分外白凈的臉上，那雙眼睛亮亮的。

    草海人説，每年的三月三，黑頸鶴就要陸續飛走了，走之前要在草海上空徘徊三四天，這才戀戀飛走。

    難道説，黑頸鶴知曉人們的犧牲？ （王蕾）

    《青年時訊》 2002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