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的中國面臨著一場新的性革命。所有性的資源都圍繞四個字配置：自我，快樂。透過這次性革命，人們看到的是社會的寬容、技術的進步、女性觀念的更新。最後，性僅僅成為性。

    無可逃遁。

    一夜情、婚外戀、色情業、同居、避孕、墮胎……性話題現在時刻包圍著中國人，尤其是城市中人。

    “中國人沒有把性自由作為個性解放的口號提出來，但是在行為上廣泛的模倣。”李銀河説。

    模倣的範本是西方性革命。“不用20年，我們就能趕上西方。”李銀河斷言。現在，相對於西方的性革命，中國缺少的就是一句響亮的口號：“我們革命，所以我們做愛”。

    三次革命

    “我們都認為，身體的出軌不算什麼，心靈的出軌才是真正的出軌——並且因為我們平時都是朋友，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們都很尊重對方。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不過是我們表達友情的另一種方式，當我們那樣做的時候真的沒什麼骯髒想法，我們覺得那很自然。”這是一位性放縱群體成員的自白。

    把性作為放縱對象的群體正在中國膨脹，散佈在各大城市的不同角落，比如北京通州著名的KEY-CLUB：只要你想，就可以在這裡和剛剛認識的人上床，幾個都可以。

    “原始社會是有了性才有了婚姻和愛情，傳統社會是愛情和性成為婚姻的附屬物，現代社會是愛情至上，有愛情才有婚姻和性。但是現在出現情況是，性與愛情、婚姻是分離的。”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李木盾説。

    中國從1949年後就進入了無性時代，而且這個階段持續了30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性觀念極端保守，嚴格建立在婚姻基礎之上，任何非生育性行為被認為是可恥的。

    但是“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反思，首先表現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出對人性、愛情包括對性的追求，隨之而來就是人們性觀念和性行為的變化。調查表明，人們對非婚姻內性行為表現出非常的寬容。

    “80年代是一個分水嶺，”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朱琪研究員從道德角度分析説：“前30年，越軌性行為受到社會道德的非常嚴格的約束。改革開放後，這種道德被摧毀。”

    在1978年後的20年裏，中國人的原有的性觀念被來自西方的性觀念所改變。

    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清晰地描述了中國人的性觀念變化的軌跡：在中國數千年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鋪天蓋地般地宣稱：人們之所以過性生活，不再僅僅是為了生兒育女，甚至不允許僅僅為了生兒育女。

    “那麼為了什麼呢？”潘説：“官方從來沒有回答過，但是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心裏都明白：除了表達愛情和尋求身心快樂，怎麼可能還有別的目標？”

    於是，漸漸地，有沒有快樂而不是有沒有子女，開始成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品質的重要標準；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夫妻之間尋求那些更能夠使雙方快樂的性行為方式；性知識、性科學開始成為人們的急切的需求；幾乎一切性方面的傳統觀念都被質疑了。

    第二個分水嶺出現在90年代末，“中國人的性行為越來越像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李銀河説，“就是強調性是自己的權利。”

    中國第三次性革命的特點是人們對性的觀念發生了徹底的改觀。表現在女性身上，就是她們對於失身、處女膜不再注重。而性生活、性體驗不再是夫妻的專利，對性與愛情、性與婚姻，可以把它們看成是有關係，也可以視為沒關係；可以同與自己相愛和準備結婚但還沒有結婚的異性發生性行為，也可以同自己不愛也不準備結婚的異性發生性行為。

    浙江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62%的學生同意只要是和相愛的人，可以發生婚前性行為。85%的學生認為，已經發生性行為的男女不一定非得結婚。對於同性戀，約有60%受訪同學抱持寬容態度，他們認為同性戀應該被允許。而62%的則認為，珍視貞操是對人性的壓抑。

    “性是人的基本權利，就像吃了一個饅頭肚子不飽，又接著再吃一個一樣，難道有什麼不正常的嗎？”這是性革命者的基本立場。

    革命理由

    毫無疑問，這場正在發生的中國第三次性革命是80年代以來開始的第二次性革命的延續。

    在李銀河眼裏，中國人性觀念的巨大改變一個主要社會原因就是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沒有人餓著肚子還去想性的歡樂”。其次就是政治生態的變化，對於越軌的性行為不再有嚴厲的懲罰措施。

    李銀河舉案説法：以前法律中有一條“流氓罪”，現在的性放縱被稱作“聚眾淫亂”。李説，性放縱實際上是一種無受害者的性活動，而且沒有商業性，只不過是一些個人違反社會道德的私下行為，但在80年代會以流氓罪論處。

    李銀河提供了一個其研究個案，當年的敘事方式在今天看來已經讓人忍俊不禁：被告人鄒X等(2女3男)于1986年10月20日晚上到胡X住室玩撲克牌，事先規定輸者讓贏者親嘴。當晚5人同睡一床，互相玩弄，群姦群宿一夜。另一晚，鄒等4人(2男2女)又在一起玩撲克牌，為了助興，4被告人竟先後各自脫光衣服，一男對一女，赤身裸體玩撲克牌一夜。檢察院以流氓罪起訴，法院以同罪對被告人作了有罪判決。

    “而這種判決在現在感覺是荒唐的，”李銀河説。

    性法律和性文化研究專家李木盾認為，中國人對性犯罪的認定，在法理上有很大的變化。在傳統社會，對於性犯罪的制裁是維護社會風化，所以對於強姦和通姦的處罰是一樣的。而現代，對於性犯罪的處罰是基於對個人權利的保護，在1979年的刑法修改稿中，通姦是被作為犯罪處理的，但是爭論非常大，焦點是通姦有沒有侵犯人的權利，所以後來這條在法律中被取消了，表明從法律上也承認了性是人的一種權利。

    政府行政控制能力的弱化也為中國人性行為越軌提供條件，李木盾説。政府控制能力的弱化主要表現管理能力削弱，管理範圍縮小，還有管理程式更加規範化。

    “在新《婚姻法》修改的過程中，有人提出應該對於第三者問題應該警察介入。這種説法一提出，輿論大嘩，首先公安部門説他們沒有能力更沒有權利管，現在政府部門知道什麼該管什麼不該管了。”李木盾説。

    “其次，就是文化的斷裂，”李木盾説，“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在建國後歷次運動就受到了破壞，1979年後，中國新一代年輕人受西方文化影響太大，對中國舊有的文化並不認同。”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會長高德偉教授認為，中國人性觀念的改變是由於西方強勢經濟帶來的強勢文化，“西方消極的性文化的進入是性觀念改變的原因。”高説。

    “1978年後中國性觀念變革的主流是先富起來的商人、官員以及主張性自由的學者，”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朱琪研究員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

    而中國第三次性革命的主流恰恰是對西方文化表現出強烈認同的年輕一代。這代人的明顯特點就是受過高等文化教育，對傳統性文化表現出極強烈的叛逆性。

    “中國人當前性觀念發生巨大變化的技術原因就是生育與性的分離，”李銀河教授説。而這一説法得到了李木盾教授的支援，“避孕技術包括避孕套的普遍使用，加上墮胎技術的完善，性行為後的負效應被消除到最小程度，這是性行為增多的技術原因。”

    西方學者在總結六七十年代西方性革命原因時，非常明確地表示：試想，在一個安定團結、和和氣氣的社會裏，哪一種現代文明能容忍舊道德被輕易地否定？一群窮光蛋，甚至連一個合適的場所都沒有，怎能輕易地和陌生人性交？沒有另一方的配合，總不能都搞同性戀吧？如果連最“饑餓”的青年都能恪守長輩的教誨，那麼還有什麼力量能影響一個社會的運作呢？還有，如果一次性交換來的是私生子或者梅毒淋病，那麼任何社會的任何成員都是不會對這種性交給予任何同情的。

    現在，這些問題，中國人自己都已經解決了。

    中國女性性觀念的改變對這場性革命的引導和推動作用不容忽視。李銀河説，雖然沒有數據證明女性性觀念改變在中國人性觀念轉變過程中起到主導作用，但是其作用很重要的。

    統計資料顯示，過去，中國男女在很多觀念上有很大的差別，比如性伴侶的數量、性交開始的年齡以及頻率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較早前婚外戀男性數量達到60%，而女性數量只有26%，現在這種距離明顯縮小，上海女性的婚前性行為達到59%。

    對女大學生的調查也顯示出這樣的變化：過去的女大學生認為只有在相愛的兩人之間才可能發生性關係；此前幾年，一些女大學生雖然仍然認為兩人如果相愛才會發生性關係，但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會和他結婚。現在，女大學生們認為，即使兩人不相愛，只要不是互相利用，也可以發生性關係。

    風雷隱隱

    “將軍們，開工吧。”當巴黎發生革命的時候，法王路易十四説。

    “我們的政府還沒有意識到性革命的到來。”李銀河説。

    敏感的學者們已經看到了中國第三次性革命的隱隱風雷聲，並做出預警。

    中國性學會副理事長朱琪研究員對美國性革命造成的社會問題做如下描述：性亂促使性病艾滋病流行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每年都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18歲以下少女生育帶來的社會問題僅1996年就花去納稅人70億美元；性自由使離婚率激增，結婚率下降，在婚成年人僅約50%；家庭大量解體造成家庭的教育職能喪失，隨之而來青少年和成年人犯罪率上升。

    相比之下，出現性自由前的50年代社會基本上保持著傳統的性道德，人們的生活純潔，家庭穩定，青少年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犯罪率低，社會安定。

    “性革命會造成社會的多元的文化，但是道德不能多元，這如同車子一樣，文化多元就是車子可以有不同顏色和造型，道德單一就是必須要有輪胎、方向盤和剎車。那麼政府在其中必須起到主導作用，性教育必須是性道德的教育。”朱琪説。

    但，“中國的性教育是蒼白無力的，”北京性教育健康研究會會長高德偉説。

    對性革命的正面評價聲音也很高。

    李木盾教授認為，性革命對社會的影響就是造成社會的多元文化和多種價值觀，但是性越軌行為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主流，社會的主流文化仍然是傳統的性道德文化。“在美國，性放縱和性革命也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文化”。

    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會副會長馬曉年也認為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約束，中國的性革命並不會像西方一樣走得那麼遠。

    而李銀河的觀點更鮮明：“我感覺性革命對社會的影響主要是正面的，體現社會的多元化，造成寬鬆的社會氣氛。現在同性戀自殺率教以前相比低了許多。性革命對社會的多元化和文化的多元化都有好處。”

    李銀河同時認為，政府並沒有意識到性革命的到來，“政府和教育應該提前做更有效的性教育，而現在的性教育更多從醫學的角度來談，與性病、艾滋病聯繫在一起，好像性和病聯繫在一起的，其實性是很美好的事情。”黃小偉

    　 中國《新聞週刊》 2002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