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一對夫婦打算再生一個孩子，以便用他的臍血拯救他們另一個患病的孩子。這樣做道德嗎？這個孩子尚未孕育，已引起一場有關醫學倫理的爭論——

    雷哈斯密夫婦計劃要生的下一個孩子還沒懷上，就成為英國當地輿論關注的焦點，繼而通過歐洲各新聞媒體的陸續報道，竟激起了歐洲主要國家有關醫學倫理的一場討論。

    這個準備孕育的胎兒有兩點特別引人注目：一、其父母並非單純地想再要一個孩子，而是要用他的臍血給另一個患重病的孩子治病。二、胎兒將是個試管嬰兒，而且是一個特別的試管嬰兒。醫生將在試管中用雷哈斯密的精子和妻子莎哈娜的卵子培養若干個胚胎，再對這些胚胎逐個進行基因測試，唯有基因結構和患兒最接近、排異性最小的那個胚胎有機會被選中，植入莎哈娜的子宮經十月懷胎再降生到世上。

    一

    生活在英國利茲市的莎哈娜的父母是巴基斯坦移民，她本人是在英國接受的大學教育，思想開明，而且事業有成。她和前夫生了兩個孩子後離異，而後和現夫婿、出自富賈之門的印度錫克教徒雷哈斯密結婚。莎哈娜有患β－地中海貧血症的潛在體質，她十分擔心這種病隔代遺傳給她的後代。但醫生寬慰她説，只要雷不是這種體質，下一代就不會有患這種病的危險。接著，他們愛情的結晶——一個健康的男孩出世。

    但是，他們沒有料到，他們孕育的第二個男孩扎因未能逃脫這一厄運。1998年耶誕節出生的他，不久就開始不斷嘔吐，全身發黃，醫生診斷是黃疸。他3個月大時，又一次發病，疼得縮成一團。醫生們再次會診，得出可怕的結論：扎因得的是地中海貧血症。

    地中海貧血症患者血中缺紅血球，整個身體經常性地處於缺氧狀態。如果不加治療，扎因活不到10歲。目前，他每個月輸一次血，補充紅血球，再補以其他藥物輔助治療，這樣他雖然可以多活幾年，但依然難逃未成年而夭折的命運。

    二

    聽説脊髓移植能治這種病，雷和莎哈娜仿佛見到了一絲希望。自己的脊髓不符合條件，他們就在親友中間問了個遍，求了個遍。可是親友要麼因為反對巴基斯坦後裔和印度錫克教徒之間通婚而採取不合作態度，要麼就是其脊髓不符合條件。

    雷和莎哈娜在英國都屬少數民族，與其孩子脊髓條件相符者數量本身就很有限。為了最大限度地發動社會力量，找到合適的脊髓捐獻者，他倆還特意成立了“扎因脊髓基金會”，4000名熱心人士正在協助張羅、尋找符合條件的脊髓捐獻人。

    還有一種比脊髓移植更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基因相符的血親的臍血中提取幹細胞植入到病孩脊髓內。夫婦倆為了救扎因，合計了一下，決心再生一個孩子，用新生兒的臍血救他的哥哥。不久，哈瑞斯身負父母所有的希望來到這個世上。但他的基因組織和扎因的不一致，用他的臍血救治扎因的夢再次破滅。

    雷和莎哈娜心急如焚。扎因這孩子太可愛了，可是他被病痛煎熬，他們卻愛莫能助，真是心如刀割。扎因定期接受輸血，血液裏多餘的鐵會在肝、心臟及一些腺體記憶體積。為了降解掉多餘的鐵，扎因每週有五天必須注射甲碘酸去鐵銨。這種藥注射到肚子裏可以達到最佳效果，可是大家實在不願看著他承受那麼大痛苦，所以就改成大腿注射。晚上，趁孩子睡著之時，雷和莎哈娜躡手躡腳地來到扎因身邊，在注射的部位輕輕地涂上麻醉藥膏。甲碘酸去鐵銨不能一下子都注射到體內，而必須慢慢地吸收，所以注射時間很長。到了夜裏，麻醉藥膏漸失作用，扎因忍不住疼痛，會拔出針來，雷和莎哈娜就再給他插上，扎因再拔出，往往經過幾次反覆，雷和莎哈娜就會心軟作罷。次日早晨，扎因的床單上常常是血跡斑斑。此外，注射甲碘酸去鐵銨還有一個極大的負作用，會影響患者的視力和聽覺。

    雷夫婦實在不忍心看扎因受罪，因此下決心再生一個孩子，用他的臍血提取幹細胞來拯救扎因。可是萬一下一個孩子的基因組織和扎因又不相符怎麼辦？雷已經37歲，莎哈娜39歲，他們不可能無窮盡地自然生育下去，直到能夠拯救扎因的孩子出生為止。

    三

    雷夫婦想到了試管嬰兒，希望能先在試管中培育出胚胎，再對胚胎進行基因篩選，不符合條件的棄之不用，從符合條件者中選一個放入子宮內孕育。

    但是，這種被稱為植入前診斷的技術方法目前在歐洲是有爭議的。出於醫學道德的原因，在德國等歐洲大陸國家，這一作法是根本禁止的。在英國，也只限于為防止新生兒出現某種遺傳疾病時才可以使用。可是雷和莎哈娜卻期望能有所突破，他們想把這種方法用於挑選具有某種基因結構從而能夠救人一命的孩子。而這正是對歐洲傳統醫學道德的一個挑戰。一名叫羅伯特溫斯頓的倫敦醫生和生育專家掩飾不住自己的憤怒説，這種做法有損人格。他問道：新生的孩子是有獨立人格的人呢，還是定做的商品呢？而且，其他不符合條件的胚胎怎麼處置？對許多視生命高於一切的歐洲人來説，胚胎也是生命，不符合條件的胚胎被毀掉，與殺人沒有什麼不同。

    再者，從符合條件的新生兒的臍血提取幹細胞注入扎因的脊髓裏，能夠恢復其脊髓細胞正常造血機能的可能性是90％，但仍有10％的可能性是提取的幹細胞數量不夠，那麼這個新生兒在今後的一生中就要不斷地為扎因捐獻血液甚至脊髓。人們在其出生前就為他做了這樣的安排，對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他會不會因此怪罪他的父母，怪罪整個社會呢？

    對此，雷和莎哈娜則持另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如果不讓他們按這個計劃去做，扎因必死無疑，見死不救與殺死他又有什麼兩樣？既然醫學已經發展到這一步，就應該在醫學倫理上有所突破，讓醫學上取得的成就能夠造福人類。諾丁漢一傢俬人診所的醫生西蒙菲歇爾也持這種觀點，他是幫助1978年人類第一個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出生的小組成員之一。他自告奮勇地承接了雷夫婦的人工授精、挑選胚胎和將胚胎植入子宮的工作。他認為，作為醫務工作者幫不上這對夫婦的忙，也是醫學倫理的失敗。

    雷夫婦決心將現在走的路走到底。他們一方面正等待英國主管人工授精和胚胎管理的有關部門作出是否允許他們對胚胎進行基因檢查的決定，另一方面，則著手準備在這一計劃遭到禁止的情況下，向歐洲法庭申訴。如果這條路走不通，他們就要去美國進行胚胎基因的篩選和培植。在美國，這種做法不僅是法律允許的，且出於醫學倫理而反對這樣做的勢力也不是很強。（趙丹鷹）

    《光明日報》 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