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史靜寰教授的主持下，“性別與教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這也是史靜寰博士主持的“對幼兒園、小學、初中和成人掃盲教材的性別分析”課題的中期總結大會，課題組的研究人員在會上報告了課題第一階段取得的研究成果。
這一課題于2000年9月啟動。最初，整個課題的設計集中于教材本身的研究，希望運用定量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透視教材中的“法定文化”，力圖通過數量上的比較和內涵的分析發現教材文化中的性別文化，從教材中的男女性別角色、性別刻板印象以及男女主角的呈現方式角度探詢教材文化中的社會性別話語。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發現，知識須通過教師的解釋和學生的主動建構才能成為學生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教育文化中還包括教師的“師釋文化”以及學生的“生釋文化”，於是研究者將視野擴展到了更為廣闊的教育文化生態研究當中。
一部分研究者運用觀察、訪談、問卷的方法考查了教師的語言和教學組織，通過教師對男女學生的不同期望、教師的性別刻板印象以及性別觀念的研究初步探討了師釋文化中的性別因素；一些研究者觀察了幼兒園“娃娃家”遊戲活動中體現出的兒童性別觀念；還有的研究者通過對小學生的訪談發現，語文教材中缺乏作為女孩的榜樣的人物，從而直接導致男女生對教材中的優秀人物有不同的認同感。研究者還收集了初中學生的作文作業，邀請他們書寫自己眼中的性別世界。結果發現一些初中中學生對社會文化中的性別話語對男女兩性的不同塑造有著敏銳的直覺，他們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體驗著性別對自己的限制力量。
第一階段的研究工作分為“幼兒組”、“小學組”、“初中組”和“成人掃盲組”分別展開。研究人員選取了流行的幼兒童話、北京地區廣泛使用的幼兒園教材，以及全國大部分地區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語文、社會、歷史和英語課本作為研究對象。還選取了不同的掃盲教材以及專門針對婦女的掃盲教材和普通掃盲教材進行比較研究。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使用的中小學教材也進入了研究視野。
研究發現，從男女兩性的數量上，除幼兒園教材之外和中小學個別科目的教材外，各類教材當中的主角性別比例都是男性高於女性。從職業範圍看，男性的職業範圍比女性要廣泛的多，涉及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女性人物的職業大多體現出耐心、服務性、缺乏競爭的行業特徵，如教師、護士、售貨員等等。而在家庭生活領域，母親出現的比例顯著高於父親。父母在家庭生活的場景中還體現出地位與知識、智慧上的不平等。母親多表現出賢惠的性格特徵，而父親多是嚴肅的；母親更多的以“家庭保育員”形象出現，父親角色則更多的體現出了在家庭中的權威地位；母親常常不能回答知識性甚至是常識性的問題，父親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在一部分童話故事中，還包含著“美麗的女性只有通過男性的愛情才能獲得拯救”的隱喻。
教材中對優秀人物的表述則更為明顯地體現了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男女兩性的雙重標準。優秀的女性人物，教科書中展現的多是她們在生活中的角色。例如，居裏夫人不是因為她為科學獻身的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走進教科書的，而只是一位教育有方的好媽媽。可是教科書對男性的英雄人物或是各行各業的優秀代表通常是直接介紹他們的功績和優秀品質。
女生在教科書呈現的活動場景中常常以被動的、附屬的形象出現；科學素養、科學行為甚至是可能促進兒童參與科學活動水準的思維品質、意志品質也被賦予了男性的特徵。例如，在小學社會課教材中，無論是參觀、看演出、調查，活動的領導者都是男孩。針對自然界的現象和規律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成了男生的專利，比如在“聲音的探索”中，男孩出現了24次，女孩出現了12次；在《光與我們的生活》中男孩出現了20次，女生僅僅有5次。研究者認為，教材設計上的這種性別刻板印象———男性具有科學所需的智力和能力，女性應與科學分離———暗示了生理差異決定女性不適宜從事與科學創造有關的活動。
成人掃盲教材《漁夫補課》一文中，男主人公是個捕蝦能手。“兩個男孩是他的左右手，加上兩個女兒，一家六口……”幾代人“斗大的字不認識一個，為了兒子們不當睜眼瞎，聘請一位家庭教師，教兩個兒子識字讀書。”女兒識字讀書的權利被剝奪了。成人掃盲教材中有一些是在教人識字的同時提倡移風易俗、打破傳統觀念的束縛。然而在教材樹立的道德觀念中，女性仍然被限定為傳統角色，成了丈夫的附庸。教材用了大量篇幅教導女性做“賢妻良母”、成為“好媳婦”，卻忽視了婦女作為農村主要勞動力發揮出的巨大作用。這不僅有悖于當前農村的現狀，還可能成為導致婦女貧困的原因之一。世界銀行發表最新的研究報告《窮人的呼聲》強調貧困的心理原因，比如無能為力、啞口無言、依賴性和羞愧等。因此成人掃盲教材中存在的性別偏見和性別盲點很可能對女性文盲的個性心理産生負面影響。
研究者設計了一個實驗來了解初中理科教師的存在的性別刻板印象。首先給出了兩個學生共有的幾條學習特徵，例如，愛問問題、下課後經常自己花費大量時間鑽研書上的推導和證明，愛看課外書等等。研究者並未直接説明兩個學生的性別，但是學生的名字暗示了學生的性別。研究結果發現，理科教師們對兩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學習方法、學習能力、智力水準、業餘愛好、知識面水準和發展潛力方面有著明顯不同的看法。教師普遍認為擁有男性特徵姓名的學生(王健)是個成績優良、學習方法正確、能力強、聰明好學、知識面廣具有很強發展潛力的孩子；而教師卻傾向於認為擁有女性特徵姓名的學生(王蕾)學習方法不佳，能力不強、不聰明，愛看課外書耽誤了學習。只是在學習用功程度上，大多數教師認為“王蕾”比“王健”用功。
研究者對小學生的訪談中發現，孩子們對教材中大量的男性人物印象深刻，而往往回想不起來其中出現了哪些女性人物。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回憶不出“居裏夫人”那篇課文的具體內容，甚至弄不明白居裏夫人的國籍。在課堂上，教師與男生的情感距離更近，而女生與教師之間似乎在刻意的保持某種“邊界”。如果女生經常舉手而得不到回答的機會，她們就會遭遇一種“尷尬感”。
研究者運用性別分析這一嶄新的視角透視了當前的教育文化，研究的結果令人震驚也發人深思。教材的編寫與制定者，是否考慮到了教材傳遞出的性別文化資訊？教材怎樣參與了學生經驗的構建？教師解釋知識的過程中是否也應該具有一定的性別敏感度？婦女學在我國的研究目前還處於起步階段，運用性別視角研究教育現象雖然僅僅是個開端，但是卻影響著未來一代的成長和發展。這一問題應該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身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工作中。
